一九四四年，南方局号召革命青年到敌后去、到农村去。云南有不少地区已早有同志去开辟据点。地处云、桂、黔三省交通要道、民族杂居的陆良县，民主力量还十分薄弱，没有人去开展工作。当时在陆良县任县长的熊从周，一九二七年就曾在陆良县作过县长，也是旧中国第一任昆明市长，在云南作了三十余年的县长，“廉洁爱民，两袖清风，有口皆碑”，在老百姓中颇有威望，曾有“熊青天”的称号。熊老先生本来早已离职回乡，抗战时因陆良县是战略要地，龙云亲自到这位老人的家乡玉溪，请他第二次出任陆良县长。熊老先生到陆良任县长时，将孙子熊复来（现名熊翔，云南林学院）带到陆良随其同住。熊复来同志与西南联大冯宝麐同志早就熟悉，他受祖父委托代觅进步教师办学（当时没有人知道熊老县长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于是熊复来同志找到冯宝麐同志请其为祖父寻觅进步教师。冯宝麐同志通过董大成同志（现名董易，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向组织汇报；又同袁成源、刘国鋕同志商议。他们认为在陆良开辟据点是十分必要的，而且熊复来同志的祖父在那里任县长是很有利的条件，决定派人去陆良。当时国鋕正当大学毕业，他们认为派国鋕去陆良是适合的。为此，国鋕从昆明到了重庆，向南方局作了汇报，南方局同意他到陆良去开展工作。

 

    当国鋕大学毕业时，家里人通过刘航琛在当时负责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处，为国鋕寻觅了一个“美差”。可是，国鋕却没有屈从，而到了当时连电灯都没有的云南陆良县。这一行为传到亲友们处时，他们简直震惊之至。他们认为一个家庭有地位、又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不到政府机关去享受高薪厚禄，却跑到一个“不毛之地”去，简直是荒唐、怪诞。是的，国鋕的这个行为是亲友们无法理解的。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一个共产党员，当他立志为了人民的利益、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终身的时候，当他宣誓为共产主义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直到生命以后，他怎么会去计较环境的艰苦与薪俸的高低呢？共产党人的理想、品质，的确是庸夫俗子所无法理解的。国鋕无视一切讥笑与责难，他心甘情愿、饱含激情地到云南陆良县去了。

 

    在熊老县长的帮助、支持下，国鋕同熊复来、董大成同志一起，共同努力，进行了许多工作。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就把陆良县教育科科长、陆良中学校长等反动家伙，一个个地挤下了台。冯宝麐同志带着党组织的意图，专门从昆明赶到陆良，同他们研究如何在陆良开展工作。他们决定先占据陆良中学这块阵地，然后扩展工作。为了有利开展工作，请熊老县长兼任陆良中学校长，并决定由国鋕担任教务主任、代行校长职务；熊复来同志着重负责对外联络，了解国民党动态。陆良的整个工作由国鋕、熊复来、董大成三人负责。国鋕他们进入陆良中学后，先把进步青年方为表、秦光荣等同志安排进校工作，接着陆续安排了一些由组织上派来的进步青年。国鋕的侄子刘以治同志从四川泸州到了陆良，南方局张佛翔同志也将吴子见同志由四川重庆介绍到陆良。没有多久，陆良中学除个别老教师及总务人员外，教职工大都是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来的进步青年。国鋕他们掌握了陆良中学。

 

    要在陆良中学站住脚，必须把学校的教学搞好。当时该校教学质量很差、学习风气不好，学生中还盛行赌博等不良风气。要搞好教学、扭转风气，困难是不少的。国鋕第一次这样独立工作，担子不轻，但他遇事与同志们反复商讨，充分发扬民主，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使工作得以开展。他们对教学目的、要求、计划都作了详尽的讨论，并决定自编教材，规定了学校的管理条例。国鋕实际上负责了学校的全面工作，还要担任全校的历史课，帮助教学效果较差的教师，有时还要摇上、下课铃，工作十分繁忙。其他的同志工作也十分劳累，但他们说由于国鋕对人热情，关心体贴人，工作作风民主、以身作则，因此尽管待遇低下又十分忙碌，但心情却十分愉快。由于同志们一道辛勤工作的结果，仅一个学期就改变了陆良中学的面貌：校园内的空地上由他们带领学生劳动，栽上了花木；图书馆补充了大批图书；赌博等不良风气被制止了；学生的学习成绩明显上升。这一切变化由学生、学生家长传到社会上，社会舆论对陆良中学有了好评，他们说这些年青人是办学校的，家长都愿意将子弟送来上学，甚至有的把原在昆明读书的子女也转回陆良中学来读书。这样，他们在陆良中学站稳了脚，邓艾民、曾淼、余斯炎、马凌云、黄知廉等不少同志都先后在这里工作过。

 

    国鋕他们在陆良中学站稳脚后，就积极扩展工作。他们组织学生办墙报、唱革命歌曲、举办文艺晚会、读革命书籍，并把学生中的进步分子组成秘密读书小组，进行个别启发、教育工作。他们还通过家访的形式同学生家长联系，进行抗日宣传。一九四四年底，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桂林、柳州沦陷，独山危急，云南处于日寇威胁之下。这时，他们准备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并选择了邻县路南圭山地区开始工作。他们通过与少数民族领袖有关系的学生联系，用熊老县长的名义前往圭山地区实地调查。行前，他们拟定了详细的调查提纲，对调查项目作了分工：国鋕着重调查经济情况；熊复来着重调查地形、军事情况；董大成着重调查文化、教育情况等。他们三人对调查项目作了详尽的了解，并深入村寨直接同群众接触，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风俗习惯。他们不仅完成了调查任务，而且同圭山地区联盟建立了正式联系，受到兄弟民族热情款待。他们离开时，少数民族弟兄还以特有的放炮、吹牛角的礼仪送行。他们回陆良向同志们作了调查的汇报后，经过研究决定分头准备枪支、弹药及各种物资。冯宝麐同志和熊老县长一道又第二次到圭山地区联系、进行具体部署。后来，由于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地区没有建立正式的抗日根据地，但他们进行的工作为这地区以后的斗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一九四八年圭山地区人民在党领导下，爆发了反对美蒋的农民起义，点燃了游击战争的烽火，起义部队以后组成滇桂黔边区纵队，其中有许多干部、战士就是当年在陆良中学工作的同志和学生。袁成源同志说“国鋕他们当年的策划终于在后来成为事实，国鋕如果死而有知，当含笑九泉。”

 

    国鋕在陆良工作时，对《新华日报》要在昆明设营业分处一事十分关心。当时要设营业分处，需要租房子，国鋕多方设法最后通过川盐银行解决了房子问题。他说：“这不是几间房子的事务问题，而是在昆明树立党的一面旗帜！”当他离开云南时，特别委托冯宝麐同志，请冯给营业分处的彭少彭同志以帮助和关心。

 

    国鋕在陆良工作时，他们并不知道熊老县长是共产党员，因而决定由国鋕多同熊老县长接近，做他的工作。国鋕借负责陆良中学工作的机会，经常设法同老县长摆谈。老县长的孙子熊复来同志回忆当年的情景时写道；“他们一老一少，从学校教育谈到陆良的经济，直到中国的政治，无所不谈，十分融洽。”当时老县长已是七十以上的高龄的老人，而国鋕才二十三、四岁。老人了解到国鋕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委托他写一部《中国革命史》稿，国鋕在繁忙中挤出时间已经写成，可惜在老人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毒害时遗失了。

 

    由于陆良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仇视。陆良县原来没有国民党的县党部，后来设立了；陆良中学到圭山地区的通路上驻扎了军队；陆良中学的墙报经常被人悄悄撕毁。老县长和国鋕他们外出有人盯梢，甚至发生过恐吓、威胁的行为。陆良县的反动势力向云南省密报熊老县长掩护其孙子等“收购武器，笼络人心，图谋不轨”。驻军军长李弥等人策划以共产党罪名逮捕国鋕等人，情况颇为紧张。正值此事，抗日战争胜利了，熊老县长准备到解放区去了却平生心愿，国鋕经向南方局请示决定从云南到重庆。他于一九四五年十月离开陆良到了昆明，向冯宝麐同志介绍李循棠同志去陆良。他怀着对陆良、昆明的眷恋，告别了和他共同战斗多年的友人，于十一月飞到了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