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末期，抗日战争的炮火，使位于西南一隅的山城重庆陡然身价倍增。

   　

    1939年底，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

   　

    1940年9月6日，重庆被正式确定为中华民国陪都。

    

    重庆是著名的雾都，山城人早已习惯了在浓雾笼罩下生活。然而，在战时的陪都，笼罩在人们头上的，却是法西斯统治的阴影。

    

    在“团结抗战”的口号下，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得到了空前的、畸型的发展。当1938年4月当蒋介石把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升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时，这个特务组织还仅有四个处、两个室。迁入重庆后，军统局的机构和人员急遽膨胀，很快就发展到十一个处、五个室、四个会，全局总人数达到十五万人。他们在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下五灵观、磁器口、缫丝厂一带强行占地，设立了一个又一个特务机关。

  

    1943年4月，军统局又与美国军方签定协议，成立了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特务情报机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从此，歌乐山下，岗哨林立，电网密布。在这占地五千多亩的区域里，分布着白公馆、渣滓洞、杨家山、戴公祠、红炉厂、洗布塘、蒋家院子、黄家院子、孟家院子等大小二十余所监狱和秘密囚室。歌乐山不再宁静，它成了一个人们谈之色变的神秘特区，成了一座阴森恐怖的人间魔窟。

  

    黑雾弥漫中，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嘉陵江畔红岩嘴上的一幢小楼。

  

    那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驻地，大家都习惯地称它为“红岩村”。

  

    就在这幢小楼里，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领导了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党的工作。

  

    有人把“红岩村”比作一只火炬，因为它为黑暗中的人们照亮了路程。

  

    有人把“红岩村”比作一所学校，因为它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坚强的战士。

   

    复杂而艰苦的斗争环境，铸就了一种特殊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影响历久不衰，一直延续至今，始终为世人赞颂和弘扬。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红岩精神”。

 

  

    到1946年春天，重庆已不再是战时首都。

  

    由于抗战胜利，国民党中央机关陆续迁归南京。不久，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坠机暴死，“中美合作所”不得不寿终正寝。

  

    与此同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也随同国民党中央机关迁往南京。

  

    但是，光明与黑暗的争斗，并没有就此在重庆停息。

  

    1946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重庆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以吴玉章为书记、王维舟为副书记的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5月1日，即将迁返南京的军统局，委派以性格狂躁、手段毒辣著称的徐远举就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

  

    新的一轮较量又开始了。

    

    这年夏天，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大举进攻。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和平民主运动也遭到了血腥的镇压。6月，一大批参加反内战斗争的工人、学生和市民遭到逮捕；7月，一百余处进步文化团体和言论机关被封闭。

  

    在日益紧张的斗争环境中，中共党组织以多种方式领导着重庆的斗争。党组织同党员和进步群众的联系渠道，有已经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有中共重庆市委领导的地下组织，有以个人出面的单线，还有设在重庆市区的新华日报馆。

  

    徐远举十分清楚自己作为整个西南大区军统首领的使命，他确信，完成这一使命的关键，就在于破坏中共的各类公开的或地下的组织网络。

  

    1947年2月28日凌晨，重庆军警宪特突然紧急出动，包围了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馆，强迫中共方面所有驻渝人员撤返延安。

  

    1947年6月1日夜，根据南京政府关于实施所谓“大整肃”的密令，重庆军警宪特再度出动，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仅此一夜，被捕者竟达二百六十余人。

  

    然而，这些行动并没有收到什么明显的效果，中共的地下组织非但没有因此而遭到破坏，反而活动得更加频繁。

  

    1947年7月，在重庆的大小街巷中，又秘密出现了一份名为《挺进报》的油印小报。

 

  

    这份油印小报，最初是几个年轻人自发创办的。

  

    陈然和刘熔铸都是因所在党组织被破坏而暂时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蒋一韦也是个积极靠拢党组织的进步青年。1947年元旦，他们在《新华日报》的支持和鼓励下办起了一份名为《彷徨》的“灰皮红心”的杂志，但不久就发生了《新华日报》被迫撤离的事件。正当他们为《彷徨》失去领导而苦闷时，党组织从香港为他们寄来了新华社电讯稿。

  

    1947年5月1日起，陈然等人根据新华社电讯稿，印出了第一份无名的油印小报。

  

    对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的人们来说，这份大量刊登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的油印小报，无异于及时雨、雪中炭。因此，它很快就在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中不胫而走，同时也很快引起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注意。

  

    中国共产党重庆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找来了。几番考察，陈然等人终于重新回到了自己组织的怀抱。

  

    不久，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又与陈然等人接上了关系。

  

    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研究决定，在那份无名小报的基础上，创建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

  

    报名的选择是有讲究的，因为“挺进”二字，正是当时军事舞台上演奏的主旋律。

  

    其时，人民解放军正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大军于6月30日强渡黄河，8月上旬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陈谢、陈粟两路大军于8月下旬和9月上旬分别挺进豫西地区和鲁西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的解放军部队也都相继转入攻势作战。人民解放军的大举进攻，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

  

    为了适应这样一个挺进的新形势，重庆等地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于1947年10月组建成立了中共川东临委。

  

    川东临委成立后，立即作出了一系列大胆的部署。

  

    临委决定，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川东地下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工运和学运转向农村武装斗争。临委五个成员中，仅留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秘书长肖泽宽在重庆。临委书记王璞、副书记涂孝文分别兼任上川东工委和下川东工委书记。彭咏梧委员也改任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工委副书记，和他的妻子江竹筠一道，告别重庆，潜赴大巴山，发动和组织武装暴动。

  

    临委还决定，为动摇和瓦解敌人的军心，将《挺进报》的发行方针从以对内发行为主改为以对敌展开“攻心战”为主，要求运用各种手段，把这张报纸寄送给敌方党、政、军、警、宪、特大小头目，以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

  

    毫无疑问，本来就已十分激烈的斗争，必将因此而进一步趋向白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