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下午2时，民生公司的“民运”号渡轮缓缓驶离靠龙门码头，朝南岸开去。

   　　

    这是轮渡停航两天之后重新开出的第一班渡轮，船上只有几名负有特殊使命的乘客。

   　　

    卢光特伫立在“民运”号船头。

   　　

    看着浪花在船舷欢快地翻腾，卢光特的内心也如同这浪花一般，极不平静。

   　　

    这两三天，重庆是在动荡和混乱中度过的——

   　　

    28日，解放军先头部队攻占了重庆近郊的南泉。

   　　

    29日，解放军一个团自李家沱渡过长江，攻占了大坪和浮图关高地，另一个团则进占与重庆市区仅一江之隔的海棠溪。

   　　

    临近覆亡，徐远举仍在作困兽之斗。29日一大早，他随毛人凤驱车离城，来到歌乐山巅，在山洞警察分局设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

   　　

    29日下午，关押于重庆卫戍总部保防处“新世界”看守所的三十余名“政治犯”被杀害于歌乐山松林坡。

   　　

    29日傍晚，毛人凤一声令下，由徐远举负责拟定、蒋介石亲自批准的破坏计划开始实施，各兵工厂相继点火引爆，一时火光冲天,爆炸声此起彼伏。

   　　

    就在这一阵阵有如天崩地裂的爆炸声中，蒋介石一行离开他所住的山洞林园官邸，驱车前往白市驿机场。

   　　

    30日凌晨，蒋介石等人仓惶登上飞机，逃往成都。

   　　

    树倒猢狲散，国民党的党政官员及军警宪特纷纷逃窜，其中当然包括毛人凤和徐远举，也包括重庆卫戍总司令兼市长杨森。

   　　

    重庆《大公报》在次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对杨森逃离前的情景作了这样的描述：

  

    ……杨森乘“森”字牌吉普车在市区巡视。杨氏面容颓丧，在车中频频注目市区，似对重庆还有无限依恋……

  

    汽笛声中，“民运”号缓缓靠上了海棠溪码头。

   　　

    卢光特急不可待地跳下船，涉水奔向岸边。

   　　

    那里，守候着一位身穿黄色棉军装的军人。

   　　

    卢光特一步步跑上岸，他已经看见了那军人帽子上的“八一”帽徽，看见了那军人胸前的渡江战役纪念章和淮海战役纪念章。

   　　

    于是，他的视线模糊了，喉咙也像被什么堵着，好久才说出话来：

   　　

    “我是地下党的……”

  

    肖泽宽和邓照明是12月1日随解放军进城的。

   　　

    几个月前，他们根据上级指示，奔赴解放区学习。以后，又随同刘邓大军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征程。

   　　

    眼望欢腾的人群，耳听喧天的锣鼓，他们内心的感慨，难以用言语表达。

   　　

    然而，一到驻地，他们首先看到的，却是地下党同志以“脱险同志联络处”名义在重庆各报刊登的这样一则启事——

  

    ……我们这群革命工作者，虽然在各方面推进了中国的进步，带来无限光明，但被蒋匪政府认为最厉害的敌人——政治犯，即使在其最后崩溃的时候，亦被枪杀其大半，殊甚痛心……

  

    肖泽宽和邓照明心急如焚，顾不得洗去征尘，立即驱车前往歌乐山。

   　　

    在那里，他们看到了正在现场办理后事的罗广斌、刘德彬等人。

   　　

    全市的殡葬工人都被动员到了这里。

   　　

    脱险的同志来了。

   　　

    死难者的亲友们来了。

   　　

    市委、市军管会的负责人也来了。

   　　

    人们眼前的情景，简直令人窒息。

   　　

    一位亲临现场的地下党负责人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说：

  

    由白公馆出来，转过松林坡，即有横七竖八、散落衰草枯藤间的死尸。尤其渣滓洞牢房内外，遍地皆是。除从窗口挣扎着逃出来被打死的三位烈士的尸体的完整的以外，余者有的烧得焦头烂额，有的只剩一截躯干，大部分则烧成一堆焦炭。在北风呼啸中，送来阵阵血腥味。真是天苍地黄，鸟啼鹊哀，一片凄凉……

  

    目睹此情此景，谁不悲愤交加，泣不成声？

   　　

    经“脱险同志联络处”登记，在11月27日的大屠杀中，脱险者仅35人，其中，从渣滓洞烈火中冲出15人，从白公馆逃出19人，另有1人在松林坡刑场中枪后死里逃生。

   　　

    而人们在几处屠杀现场反复寻觅到的死难者遗骸，竟达331具！

  

    罗广斌没有忘记难友们的嘱托，在掩埋了死难同志的遗体后，他把自己关进一间小屋，埋头二十多天，写下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报告，向党组织详细报告了狱中斗争的情况。在这篇报告的最后，他陈述了狱中同志给党组织的八条意见——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信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惩办叛徒、特务，是死难者的嘱托，也是幸存者的责任。

   　　

    徐远举虽然随蒋介石和毛人凤逃离了重庆，但最终还是未能途脱人民的惩罚。成都解放前夕，他企图飞往台湾，在昆明中转时遭遇云南和平起义，同周养浩等一道被卢汉将军捕获。饶有兴味的是，徐远举等人在最初的羁押地，恰恰就是他们自己经营了多年的白公馆。

   　　

    徐远举手下的一帮特务骨干，除吕世琨、雷天元、季缕等逃往台湾，左志良畏罪自杀外，陆坚如、张界、漆玉麟、徐贵林、杨进兴等相继落入法网，被人民法庭处以死刑。叛徒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也落得同样的下场。

  

    从1949年到如今，已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

   　　

    人们发现，40多年来，每到11月27日这一天，歌乐山都会下雨，那雨总是淅淅沥沥，绵绵不绝……

   　　

    是的，无论流逝的岁月如何冲刷，那些深深铭刻于历史的东西，是永远也不会被湮没的。

   　　

    1950年 1月15日，重庆各界人民隆重举行了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

   　　

    1955年，人民政府在歌乐山修建了革命烈士墓园和革命烈士纪念碑。

   　　

    1957年，徐远举作为战犯，由重庆转押抚顺。

   　　

    1962年，罗广斌和杨益言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时风靡全国。由小说改编的歌剧《江姐》和电影《烈火中永生》，也都在观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63年11月27日，在大屠杀14周年之际，“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在歌乐山下正式开馆。

   　　

    1964年10月，徐远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下一篇题为《血手染红岩》的供状，详细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1973年，徐远举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1975年，歌乐山农民在一座废弃的碉堡中，发现了一具戴着镣铐的尸骨。经反复调查，确认这具尸骨的主人就是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的杨汉秀。

   　　

    1982年，王振华、黎洁霜等63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至此，被确定为革命烈士者共达312人。

   　　

    1984年，王朴烈士的母亲金永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当党组织要向她如数归还所借款项时，她拒绝接受，并将所余财产捐赠给儿童福利事业。入党时，她已是84岁高龄的老人。

   　　

    1984年，“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更名为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

   　　

    1985年，贵州省政协副主席韩子栋在逃离虎口38年之后，回到了白公馆。在这里，他与当年的看守卢兆春不期而遇。这时，卢兆春正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当临时工。

   　　

    1988年2月，国务院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3年，歌乐山烈士陵园增挂“歌乐山革命烈士纪念馆”馆名。

   　　

    1996年夏秋之际，由《红岩魂——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斗争史实展览》在北京引发罕见的火爆场面，观展人数多达62万。随后，展览相继在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巡展，所到之处无不观者如潮。一股“红岩魂热”再度席卷神州。

   　　

    这年的11月27日，歌乐山照例又下起了绵绵的细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