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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刘国鋕烈士的生平事迹通过互联网和媒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感动了不少读者和观众，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但是，网络传播的一个特点是容易以讹传讹，兹将在网上被不少人误解的几个有关刘国鋕的问题考证如下。

　

    一、曾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的四川经济界要人刘航琛是否为刘国鋕的堂兄？

 

    不是。两个刘家没有亲戚关系，但因父辈关系密切故而联宗，所以刘国鋕这一辈的人称刘航琛为二哥。刘国鋕被捕时，刘航琛还在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供职，直到李宗仁任国民政府代总统时刘才赴广州就任李宗仁政府的经济部部长。

 

    二、刘国鋕是否是在1940年入党的？

 

    不大可能。刘国鋕1940年入西南联大，其时为躲避日机轰炸，联大在四川叙永设分校，一年级新生均在分校就读。据西南联大校史记载，联大叙永分校的学生是在1940年12月注册入学的，其后中共地下党在分校建立了党支部，刘国鋕不大可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就被分校的党组织接纳入党。另据西南联大校史记载，联大的地下党干部于1941年2、3月间因皖南事变的影响而撤出联大，因此，刘入党的时间应该是在1941年的1月-3月间。

 

    三、刘国鋕被捕后，其五哥刘国錤是否两次从香港回重庆进行营救？

 

    刘国錤只从香港回来过一次，曾紫霞的《刘国鋕》和徐远举的《血手染红岩》中都只提到一次，而刘以治（烈士堂侄和生前战友）的《真理的追求者》一文更是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另，刘国錤先生之子刘以明先生和何北衡先生之子何高济先生也都证明刘国錤在第一次营救失败之后就没有再回重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分故地重游。

 

    四、五哥营救时是否曾经给刘国鋕下跪？带给刘国鋕的全家福照片中是否有曾紫霞？

 

    下跪之说未见任何历史文献记载，刘氏兄弟见面时的见证人徐远举也未曾提及此事。全家福照片是否带到监狱中也不可考证，另据刘以治先生说，解放前的全家福照片中不可能出现未婚儿媳。

 

    五、刘国鋕临刑之前是否说过“等老子做首诗”？

 

    关于临行前做诗一说，最早见于《如此中美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中的“血染白公馆”（第23-26页，罗广斌执笔），原文是：“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有今天，不忙，等我写首诗哆！”并无“老子”之说，自称“老子”的说话风格与当时要写诗的情怀不甚吻合，也与烈士本人的气质相去甚远。

 

    “等老子做首诗”的说法始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方面开始着力宣传刘的事迹，但宣传者并未声称这是刘的原话。有两种可能的原因导致从“我”到“老子”的演变。一种可能是宣传者演讲时的艺术加工。另一种可能是宣传者对文献的记忆出现了一点偏差，把特务的话误记为烈士话。《如此中美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中的“血染白公馆”（26页）对特务的言行有一段描写：“特务马上便给刘国鋕两个耳光，恨极了说：‘你要不爽快，老子也就不给你爽快！’”

 

    本来，是“等我写首诗哆”还是“等老子做首诗”，并非什么原则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历史见证人留下的第一手材料慢慢地被人忘却，后来的某些研究者在撰写文章专著时不遵守学术规范，不注明此段记载的原始出处，更在原文中加入了自己的想象，这样的经过加工的二手或者三手材料却被人当成历史文献反复引用，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参考文献

 

1.  陈柏松 1993 悼念刘国鋕同志，载于张闻博、何宇主编《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建校五十周年纪念集》128-129页，非正式出版物。

 

2. 公安部档案馆（整理编著） 1991 《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群众出版社（北京）。

 

3. 刘以治 1994 真理的追求者刘国鋕，载于钟修文、李畅培、厉华主编《11.27烈士殉难45周年——红岩魂》，非正式出版物。

 

4. 曾紫霞 1983 《刘国鋕》，重庆出版社（重庆）。

 

5. 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编） 1950 《如此中美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非正式出版物。

 

6. 黄宏煦 1990 回忆叙永分校学生运动二三事，《叙永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叙永县第八届文史资料委员会），50-55页。

 

7.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 1996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8. 王效挺、黄文一 1989 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南系地下党组织沿革及党员名录，《高等教育论坛》第1期，46-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