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此文为未刊稿，转载必须得到本馆同意并注明出处。感谢刘以治教授提供材料。）

 

    （本馆按：此文是曾紫霞的未刊遗文，写于解放初期，署名“曾真”。原文只有副标题“真实的叙述”，现在的题目为本馆所加。于焉录入）

 

    今天，要我来替他写一点纪念性的文章，实在说是难办到的。由于我和他过分的接近，我是如此的偏爱他，而失去了判断的能力。因此，一写出来又会是一篇可笑的崇拜性的东西。由于他的死难使我深深的苦痛着。我是如此的……不安。因此，我不可能更理智的去好好的把这些日子我对他的了解整理、综合、更有条理地写出来。但是，我不能不写，我不应该不写，我也必须写下这一段生活。因为它不仅是纪念死者，而且是更深的警惕我自己，让我不会为了爱情而毁灭，让我不会辜负他曾对我的热爱与教育，也让我有一天，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如果这不是荒唐和违背无神论的话。容许我这样的想）我会挺着身子，大踏步地走到他面前，说声：“国鋕，我没有空着手回来！”

  

（一）

    是一九四七年的春天，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和他在《商务日报》认识了。那时候我刚刚在重庆念了半年书。他的详细情况我不清楚。之后就在有些熟人的场合下碰过几次面，但都很陌生，只从友人处知道他不是坏人而是进步的就是了。后来由于时局的变化，《新华日报》馆被封，我姐姐就离开重庆。由于姐姐和他的关系，大概是托他照顾我吧（因为那时我只是一个跳蹦的女孩子，不太懂有些东西），他后来就常在沙坪坝来看我。我由于对一些进步的知识的获得的热烈的想望而慢慢和他熟悉起来。

  

（二）

    “六一”（本馆注：指1947年6月1日发生在全国的对民主人士的大规模逮捕）以后，我们在好多事情上有了接触而更了解些，那时我对他是相当尊敬的，我感到他很老练而且态度作风上也不错。不久，他向我提出了感情上的问题，我感到惊异而且又来了一个思想，我认为在我的进步上他会好好帮助我，这一点我完全信赖，但我是知识分子，是一个外强中干富于热情的女孩子，我感到他不会懂得感情，更不会懂得崇高的爱，因之，我坚决的拒绝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再向我提及，我的态度的果断与坚决逼使他不敢再提，而且据他后来说：他不能再有希望了，如果因为感情的骚扰而使我不安或与他之间隔离，这是工作上的损失，他不能。又是一段时间的沉默，我由于和他的接近而发现了他美的品质，我又发现了我对他错误的看法。譬如以前我觉得他的生活习惯少爷气，不能吃苦（这些在更接近的生活中，我已完全了解他是能够吃苦的）。因之，在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情况下，我觉得我是爱他了。这件事在我们相爱很久以后，他仍然是不了解的说：“我真无法了解你，那么坚决的拒绝之后，竟会再来爱我！”

  

（三）

    “初恋”就在忙碌中过去。他为了工作，跑到沙坪坝来每次都来得急急忙忙，去也去得急急忙忙。我的寝室成了他的落脚地，来兜一圈子，去找人去了（他去找人我是不清楚的），等会儿又回来跑一趟回去了。在感情上，我坚信他的忠贞与热爱，但我总觉得仍然和他隔着一道墙，不管这道墙的厚薄，我们之间总不是那么深的了解。

 

    是一个晚上，他要住在沙坪坝办事，我与他找了一个校外的房子。他坐下来深思而沉重地说道：“小东西，我感到我自己是错了，在没有和你相爱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会影响我，只要你——坚强而热情的姑娘能够爱我就行了。但今天，我奇异我过去的想法，我感到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今天爱情对我工作有妨碍的时候，我会抛掉爱情的。我们之间的爱情能不能长久，我认为基于两个：一个当然是你是否喜欢我，这是最大的一个，其次一个就是你的进步问题。如果你永远不能进步（我那么假设），而我又无法帮助你进步的时候，我会离开你的，虽然我会设法使你的痛苦减少，但我毕竟是果断地离开。当然我相信这些都不可能成为事实的。”我们都似乎很沉重，我向他力言，我一定会的：爱他而且我自己是希望我进步的。

  

（四）

    由于我的自骄与某些作风上的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常常是我态度上过分强硬而他的迁就形式就表现出来。因之，有的朋友曾有过一些误会以为我对他不够好。而这种情况的演变，也使他在对我的感情上有了怀疑（这决不是根本的怀疑，而是一些很难言说的猜疑），于是不幸的，我们中间发生了一场相当大的争执。这种争执是从未有过的，这争执是个人的坚持意见，而不是口角。用无言来表示我们的坚持，彼此都不愿意让步。大家提高了这问题，把原则性提了出来，他要坚持是我原则上的作风的错误，而我则坚持是他的看法上有问题。僵局不能打开，调解也没有办法，这个一直拖延下去，虽然见面了，但感情上的隔阂没有消除。之后一段时间的酝酿，感情上彼此的照拂，我们彼此承认了错误，而且此后我们爱得更深而努力也更加劲了。我们是如此的热爱着。

  

（五）

    接着我们的和好和努力而来的是被捕。我们一齐被捕了。在特务把我们从荣昌押到重庆的路上，他很镇定的对我说：“小东西！勇敢点，熬过这一关就好了。”我无所畏惧，也似乎并不太体会这可怕的场面而安然地到了“行辕”。后来我被送到渣滓洞去了。送去我也很安然。我不懂得我为什么如此安然。据渣滓洞的朋友们说，当我下车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以为我是职员，那么满不在乎的味道。在那里，他关在楼下一个人带着镣，一个人一间屋子。我嘞，和其他的几个女难友在一起。大概是女人他们不太重视的吧，我才去的时候住在楼上连门都没有锁呢。因为这个缘故，我那时候有机会在楼上与他沟通消息。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没有漏洞。一天，管理我们的特务用白布把我们的门封起，说有男难友要在外边洗澡。这种骗人的家伙我们不会相信。但我们猜不出又要搞啥子板眼了。接着楼下边脚镣声由近而远，我知道他被提出去了。我是如此的心焦，怀念！但万没有想到，那一次的声音竟永远带走了他，我从那时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见过他了！

 

    辗转的消息传来，说他叛变了！说抓了四十几个学生来。我是如此痛苦不安，我希望有机会见他一面，可以鼓励他要他坚强地站起来。因为他曾向我说过，他在未和我好以前，他曾想到如果他被捕了，经过严酷的刑罚考验，他出来了，他想有一个女孩子就会爱他了。我那时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一阵针刺。我绝不相信他会叛变！时间毕竟是可以证明事实的，学校来了学生，但不是他的牵连。最后小罗来了。特务把他从白公馆提过来对了质。一切都使我的猜疑消失了。小罗与我的条子上把他的态度口供一并写上。我还记得有这样两句：“法官说：‘你的上级已经把他交出来了，你还不说？’刘答复得很漂亮：‘刘、冉二公都晓得，请你们问刘、冉二公好了，我不知道。’”（按：“刘”系刘国定，“冉”系冉益智）后来是所方的特务的言谈，都说他态度强硬。指导员白佑生说：“你们这些算啥子？刘国鋕才是硬火，他现在还宣传他的主义，如何做一个布尔什维克呢！”于是我放心了。但接着来的是怀念。都说他瘦了，他也要求见我一面（因为我们的女难友有与男难友会面的），但所谓官方以他不答应条件，坚持不允。我因从所长（李磊）处探得要我劝他“自新”，我就不敢再提会面来。于是在一年多的日子里，我和他永远隔开着，而这隔离也成了永远的隔离。虽然我曾想过种种方法与他带信，但都被现实的困难所阻碍了。他为着我的身体，也曾转过两次东西过来，但都不能写什么。我们就这样的被他们隔离在两个小天地里，彼此是模糊的，只有揣测。

 

    我靠着女难友的帮助（今天她们都牺牲了），在狱中，如努力学习、整风等。记得在最后一次的检讨会上，江竹筠同志说：“如果国鋕看到你今天进步这样快，他真不知如何高兴啊！”我是如此的被欢乐的情绪所支持，我幻想有一天解放军把我们都救出来，我们一齐参加工作，彼此检讨过去的错误和一年多牢狱生活中的作风、思想等。于是，为了革命的工作，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我是如此的努力学习书本上的东西，如此的改正生活上的一点一滴的不良作风，使我会在解放后献出自己。

  

（六）

    意外地，我在1949年8月被提进城内取保释放，我出来了，住在他家里，与他送东西进去。但那时不得不离开重庆，虽然知道他正在病中（带口信出来说他患痢疾），但我也离开了。离开后一切都不清楚，我未向任何人通信，辗转地到了西康。重庆解放很久后，我在报上看到重庆的消息，日夜不安，即打电报来问。得到复电的时候，正是元旦，我昏昏沉沉地度过那些日子。之后我独自又从西康回来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重庆是没有变，但我心情上却苍老了。解放了，但我心头仍然如此沉重，欢乐已从我手边溜去。我痛哭、失眠，但我却努力挣扎、克制，而且在表面上显得如此安静、不在乎。但心情上的不安是难言的。我失掉了依靠和指示似的，迷糊地过着。我感激他曾使我努力向上，我感激他带我走上革命的路，有了他，我才会有今天！我怕我以后会颓丧下去，但为了革命，为了他的遗志，也为了他二年多教育的成功，我已学会了忍受一切的苦难，咬紧牙关，冲上前去。我哭泣，因为我失掉了一个最爱我、懂得我而能教育我的人；我哭泣，因为我第一次的爱情遭到如此的损伤；我哭泣，因为革命队伍中少了一员闯将。但哭泣并没有使我昏愦死亡，我仍然记得清楚，他是如此的嘱咐着我：“好好的选择你自己的道路，但必须继续我的遗志去完成革命的任务。”我将用事实证明我没有忘。我将用事实来赎回我的罪过，让他的灵魂安息！虽然在我，他的死难是一件永远不可弥补的损失，是会永远使我心痛，但他已光荣的走在前面，我必须摆脱那些温情，更大胆地走在后面，让他没有因为爱我而屈辱，让我不致辱没他的爱！我的朋友，我的同志，我的爱人，我的伙伴，你没有死，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陪伴着我，鼓励着我前进！

  

    安息吧，人民已经解放了，我仍坚强的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