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五零年“七一”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九周年纪念日的前夕，我们记下了关于“中美合作所”的回忆的一些片段，记下了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共产党员在魔窟里怎样坚强地生活，和怎样英勇地赴死的情形；这里记下的虽是一鳞半爪，但却是十分真实的。

  

    ——光荣的死者安息吧，你们没有完成的，我们千千万万未死者将继续完成它！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当大西南还是在蒋王朝血腥统治下的时候，这是一个浸润着革命者大量的血，为人民所永不忘记的地方。

    

    这里——靠近重庆市磁器口附近、一直环绕到阴森森的歌乐山麓的周围，有着这么一个地方：方圆四五十里大的一块地，四周遍布电网、碉堡，三五步就站着一个凶狠的匪军的岗兵。

 

    这里，截然地将土地分成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在这警戒线内，充满着恐怖、黑暗、荒淫、血腥……，各式各样的人们所不能想象的残暴行为，经常为这“特区”的统治者肆意地施行着。

 

    这地方就是反动政府朝夕宣扬和“我们的友邦”美国合办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记得在一九四二年以前，这块土地上，也跟旁的地方是一样的，居住着我们辛勤的人民，耕地、养猪、掘土种菜；有着我们人民居住的大瓦房院子，有着破烂倾斜的草房，也有着果树和花园。但就在这一年，“中美合作所”成立了，这里被划进了“特区”，而我们的人民从此也就被赶出了这块土地。带着一张“限半日内离境，否则严办！”的纸条，在匪徒们疯狂的叱骂声中，刺刀、枪托的逼迫下，离开了他们的家园。

 

    从此，我们的人民再也不能进去了。这里变成了“禁区”，变成了蒋美“合作”豢养反人民特务匪徒的总机关。

    匪徒们更在这区域里面，兴建了规模宏大的集中营——专门用来禁锢革命者——和杀人场。

 

    渣滓洞和白公馆就是“政治犯”囚禁得最多的两个地方。

 

    半夜。

 

    牢狱里的灯闪着幽暗的光。

 

    “梆，梆梆！”

 

    ……

 

    “口令！”

 

    “哗啦哗啦！”

 

    围绕着这座监狱四周的碉堡附近的匪军，又野蛮的在那里吼叫了。

 

    这是看守监狱的匪军，办“交班”的声音。夜，静得怕人。

 

    渣滓洞集中营是一排上下一楼一底的楼房；土墙把它隔成十六间牢房，囚禁着两百多个不屈服的人。这牢房的对面，是一座平房，里面囚禁着二十几位革命女战士。这天夜里，女室略显得有些不安的声音。楼房里的很多男同志都醒来了，侧起身子在注意听。心里想：莫非今晚又是轮到该谁走赴刑场去了？也许就是我们自己室的同志吧？可是，革命的决心和党的领导支持着这一群受难者，这里没有丝毫恐怖气氛，还是很平静的。不过，谁也想知道：到底是谁要光荣地走向刑场去了？都想看他一下，跟他告别，把他光荣的名字记在我们每个伙伴的心底。

 

    女室匆乱的声音持续着。

 

    楼板轻轻的敲了三下。这是楼上和楼下难友们，隔着楼板讲话，事先约定好了的暗号。小余（一个年青工人、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余祖胜，楼上第二牢室跟旁的室的联络人。）把身子移近了那发出声响的地方，机警的回敲了三下；把耳朵贴放到地板上去。

 

    “左绍英同志生产了！”小余抬起头，笑眯眯的替大家报导了这一条好消息。

 

    楼二室的难友，都为这好消息兴奋的再也睡不下去了。大家都从冰冷的地板上，坐了起来。

 

    “梆，梆！……”

 

    “口令！……”

 

    匪徒们吼叫的声音继续着。刺刀在昏暗的灯光下闪了一下，巡夜的匪兵从牢门口走了过去。

 

    “以后，……怎么办？……”小余低沉的声音，把我们呆坐着默想的难友都提醒了。我们也正想着这问题——我们的“小同志”的妈妈将没有吃的，“小同志”没吃没穿，……

 

    ……我们该怎样帮助她活下去！

 

    ——于是，我们室的难友就低声的开始讨论了。杨虞裳同志说他有一张被特务搜漏了的手巾，可以送给她；刘德惠同志有一瓶他家里托人带进来了的奶粉。

 

    …………

 

    我们清晰地听到小孩哭的声音了！

 

    天亮了。

 

    最先轮到放风的楼一室的难友，匆忙的跑下楼梯，就呆站在那院墙的空地上；（照平时的动作，这是该忙着在十分钟之内去洗脸、解便的。）面对着昨晚孩子诞生的那间屋，要求监视不许“犯人”谈话的卫兵，把他们准备送给她的东西递进去。

 

    旁室的难友，似乎也都在昨天夜里准备好了似的：依样的交出了自己的东西。

 

    “放风”完了。女室的门前堆着一大堆各种不同的礼物：有难友昨天夜里还垫在冰冷楼板上的仅有的一条布毯；有衬衫，有奶粉，也有难友们曾吃过而只剩下一半的罐头。

 

    龙光章难友，一个新四军的战士，在敌人长期的监禁、虐待下，病了。

 

    要生不熟的霉米饭，每人十四五颗用作下饭的葫豆（有时是一碗几片烂白菜无盐无油的汤），好人也难于吃下肚，病人更难吞下去了。龙光章同室的十八个难友，把菜全都留给他吃，日夜守护在他的身边；夜里，把他们房间里所有的棉被、毯子都集中起来，给他垫睡、给他盖上。盼望他能一天天地好起来。

 

    但是，他终于在敌人的虐待下，病死了，尸体从楼下第五室抬了出去。

 

    这时是一九四八年的十二月。

 

    渣滓洞的两百多个难友，通过“放风”、“打米”（难友自己碾米，这是特务们间或装做笑脸时才允许这样作的）的时间，秘密地交换了我们分住在各个房间内难友们的意见：全体绝食抗议匪徒的暴行，并要求为我们倒下去了的战友举行一次追悼会。自然，这样的要求是不会为匪徒们所同意的。特务匪徒把龙同室的难友找去骂了一顿，又从各室单独找了一些人去问长道短。这一套分化、欺骗的老把戏，瞒得住谁呢？

 

    远在三年前，新四军的叶挺同志，曾被蒋匪禁闭在这渣滓洞的楼下第二室里（转者按：叶挺应该是没有被关在渣滓洞里，但也许二室内有其他同志把此诗刻下），就留下了一首光辉的诗篇：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

    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起烧掉！

    我——

    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这首叶挺同志的“囚歌”，流传下来了。渣滓洞的难友把它配上了谱，成为难友们最爱唱的歌。叶挺同志区别“人”与“狗”进出的“门”、“洞”，深深地教育了每一个后来的同志。

 

    龙光章战友的追悼会，在全体难友的坚强团结下，终于在龙死后的第二天开成了。

 

    墙角的野花野草是花圈的材料；难友们留着解大便用的草纸，用难友们节省下来的稀饭连起来，改作了挽联、引魂幡、金银锭、钱纸不同的东西。黑布袜子剪成的布条，作了难友们佩在左膀上的青纱；捆黑布鞋的黑带子，结成了表示悲悼的花朵，系在每个同志的胸前；女同志头上顶着白衬衫撕破做成的白花；一个个从牢门涌向屋前的空地。除了疾促的脚步声外，没有一点声音。难友们的脸色，都是那么清晰地描绘出了他们自己心底的愤怒、悲痛，——我们在追悼我们倒下去了的伙伴、难友、战友。

 

    楼上四室的难友们的挽联，写出了我们每个难友心底的话：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高墙上增加了一排机枪，直对着我们的头顶；追悼仪式上排列的“难友致词”，没有人去说话，留下了一段很长的沉默。

    沉默。

 

     一阵小孩的哭声打破了这沉重的气氛，妈妈似乎忽略了小孩的哭声，两眼直望着那幅楼四室的挽联。难友们的心跳动得很厉害，我们彼此都清晰的听得出来——在苦难中出生的下一代的啼声，是如此猛烈地摇撼着我们的心！

 

     会结束了，这景象却永留在每个人的心底。走向牢房以后，我们还一直呆坐了很久很久。

 

     一九四九年农历元旦的前几天，淮海战役决定性的特大胜利消息，传到了集中营里。难友们都遮掩不住因胜利而欢乐的心情，脸上都泛起一层兴奋的红光。

 

    年初一的这天，当幽暗的牢灯还在黎明前的阵黑中闪耀着光亮的时候，楼上第一室同志们的歌声就唱起来了。接着一室一室的声音都跟了上去。女同志的声音也跟了去。起初，歌声略显得有些不整齐。慢慢地，这声音整齐了起来。二百几十个难友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唱着我们的歌，唱着我们平时低沉着气欢迎我们新进来的伙伴或者欢送我们离去的同志的歌：“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歌声震荡在“特区”的周围，一声比一声粗壮！歌声在歌乐山麓的山谷中反复地响彻着。楼板被这巨大的声音震动得吱吱作响，好像将要倒塌似的。但歌声没有停下来；特务匪徒们吹着口笛，一手持着美式手枪，带着惨白色的脸和一付充满血丝的眼，在楼上楼下跳来跳去，却压不住这倔强的歌声。每个人都站在牢门口，张大着嘴，正对准着风门口，把声音从房里更大的扩散出来。

 

    特务们的脸色越见苍白了。

 

    歌声停了下来，但还不时隐约的可以听到一阵沙哑的声音，这声音显得有些嘶竭，但仍极有力的响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平常该早上“放风”的时间，延迟到下午才开始。各室的贺年片也在这时从风门口飞进来了。大家都忙着抢先看。有的写着：“苦尽甘来！”有的用红药水画着五角星。我们的春联也纷纷贴了出来。

 

    楼上五室的对联是：“看洞中依然旧景，望户外已是新春！”楼下一室的对联是：“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

 

    各室难友预先准备好的表演节目，也都趁“放风”时，在曾经追悼过龙光章同志的空地上，开始表演了。扭秧歌、耍马戏等不同的节目都搬了出来。

 

    这天，女室轮到最后“放风”；她们却来了个“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化装大表演。我们的“丹娘”——江竹筠同志，受刑搞断了脚的李青林同志，“小同志”的(母亲)左绍英，……女室的难友全都加入了表演。

 

    “猪呀，羊呀！

   送到哪里去？

   送给那英勇的解呀放军！”

 

    女同志扭着秧歌步伐，唱着歌，轻快地在这块空地上移动。男同志们涨红着脸，也跟着唱着，笑着。

 

    匪徒们手里端着的枪发着抖；脸色更苍白了。

 

    牢门上了锁。掌声、笑声还不断从牢里传出来。

 

    在敌人的集中营里，难友们也从未曾停止过学习。

 

    我们用竹筷子，把它的头磨的尖尖的，做成我们的笔；写粗了时，只消再磨几下就又可再用了。从破棉袄里抽出的棉花，火化之后的黑粉屑，加上水，就是墨的“代用品”。火也是难友们在生活中“发明”的。需要火时，用撕得极松的棉花，在中间夹些乱稻草，然后在地板上拿木板鞋用力搓；久了发热，用竹筷子把棉花夹着一抖，便燃起来了。纸，则是从难友们平常当作解大便用的草纸想法。

 

    就如此，我们从集中营的“原始生活”中，创造了我们自己学习的工具。

 

    难友群中，有专门懂得理论的大学教授，也有从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而不熟悉理论的同志。有工作经验的讲经验，懂得理论的讲理论。农民同志把在封建农村中的那套斗争经验讲出来，搞武装的同志把搞武装的经验讲出来，我们再提出问题、讨论。

 

    我们的学习“课本”，就是这样：活的课本，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课本。

 

    难友们彼此都同时作了先生，也作了学生。

 

    竹签笔有的用来学外文，有的用来学加减法，有的用来学写字、认字。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是彭咏梧同志在川东起义殉难的周年纪念日；他的妻子——我们的“丹娘”江竹筠同志，在这天，特地把这事提供了出来。并且还同时提出：要求我们每一个同志、战友，加强团结、加强学习。

 

    这给予了难友们以极大的鼓励。从这时起，渣滓洞的监狱学习，在党的领导下，更扩大的组织起来了。

 

    被囚禁在白公馆的同志，跟渣滓洞的同志一样，几乎是在同时，也“发明”了笔、墨。

 

    陈然、刘国鋕同志，更利用这笔、墨，通过被教育过、而且愿意为“政治犯”服务的特务们的手中看到的报纸消息，及同志们一般的通知，发行了“挺进报 白宫版”。

 

    每天晚上，新的挺进报便从楼上的楼板空隙中发行了出来。这中间，是需要极其仔细的工作的。单就通过从楼上到楼下的那个小孔来讲：楼上先得敲楼板，在听见楼下的“回复”声后，才能把“报纸”塞下去；同时，楼上楼下彼此传递文件的两个牢室都得各派两个人去守住风门口和窗户，看是否有特务监视。我们的挺进报白宫版（一张四寸见方的，包香烟的纸，上面用竹签笔写着小字的报纸），就这样发行了几个月！透过这张小纸，它团结了、教育了、组织了白公馆的全部政治犯。“挺进报白宫版”在集中营里成了“政治犯”的领导者！

 

    这张报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初才停刊的。最末的一期带给同志们的消息是：“解放大军向四川进军！”

 

    这消息是多么有力鼓动着在敌人集中营里的同志们的心呵！第  1  2  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