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在云南陆良县中，我与刘国鋕烈士碰面了，初会的情景深深印入我的脑中，他热烈地欢迎我，关切我旅途劳顿。因为我新从重庆去，他热切地问询重庆的情形，并问到刘光、朱语今、张佛翔等新华日报“青生”工作同志。他说他和他们（刘、朱等）失掉了联系，写信去联络，也未联络到，他非常以此为念。这些是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热情，对朋友象一团火似的，重视领导，视这如同生命。

 

    其时他作县中教导主任，因为县中校长是县长（全镇声誉昭著的民主老县（长）熊从周）兼，公务忙，很少到校，国鋕烈士实际上负担校长职务。教员多系进步知识分子，并有民先队员，大家为一个理想奋斗。校务实质上采取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方针。因之该校在国鋕烈士起主要领导作用下，一年之间，大大改观，校风渐趋纯正，学生赌博冶游，不务正课，殴辱教师等等恶劣风气都基本上纠正转来了。并初步在部分学生中灌输了进步知识，植根了革命观点。这点作用很不小，日后在解放战争中，迤东一带人民武装揭起大旗，蓬勃开展，这时播下的革命火种是起了相当作用的。

 

    这时国鋕烈士投身于政治斗争经历尚浅，自然修养上有不少缺点。他思想上是服膺了马列主义，但感情上仍带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他经常强烈（强调）“爱情·友谊·学术”对他生活的重要性，认为陆良这个环境满足不了他这方面的要求。同时强调学习英文，认为再在陆良呆下去，英文要愈更丢生疏了。但另一方面，他家里要他去外国留学，他拒绝了，认为祖国的革命斗争更重要，更能磨练自己。这些表现了他坚持进步的实质所在。

 

    他终于1946年返川了。主要的动机是因为双十协定后，国内和平有希望，进步朋友圈内强调和平的议会斗争方式。国鋕同志估量自己的诸种条件，认为在这一斗争中还可提供相当贡献。我在陆中多教了半年，46年的7月，我也由滇返渝，复与国鋕烈士会面。这时，他在重庆搞青运学运，但关系很少，局面没有打开。在工作中，他表现了很大的“钻”劲和执着精神，逐渐地从这些活动中摸到了“门径”打开了局面，并重新与新华日报“青生”发生联系，获得了领导。由此直到1947年冬我与他分别之时，他一方面搞城市民主运动，搞学运、青运、职青工作，帮助挺进报的出版和负担发行。另方面又支援农村斗争，动员学生下乡，经济上募捐资助下乡朋友，在这一大把工作中，他从未表现过疲倦和怠惰，一贯保持着积极的工作态度和高度的热情。他之参加共产党，大概也是此时。

 

    这一时期国鋕烈士经受的磨练逐渐深刻。过去他的主观相当强，往往太过坚持自己的意见，因而影响到他同更多朋友的团结。这时他变得谦虚了，善于倾听人家的意见，并能把这些意见总结起来。同时他对于朋友或同志、学习、工作等各方面问题的解决和帮助，也表现高度的热情、耐心。我发觉他在联系群众方面大大地进展了一步。因为工作烦（繁）重，头绪多，很多摆在面前的问题需要他深思熟虑地去解决，因而养成了他勤于思考的良好习惯。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诸种条件，是逐渐地在他的生活思想、作风上形成出来了。

 

    国鋕烈士当然也有不够的地方，我时时觉得他的阶级警惕性不够。他太强调了一点家庭关系对他的掩护作用，而对于阶级斗争的严重意义还体认不够。这不能不说是国鋕烈士在阶级观点上还未充分成熟。可喜的是，国鋕烈士这些不够方面是在狱中的斗争中得到了考验和补偿，他在最凶恶的阶级敌人面前表现了严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定立场，他在最恶劣的牢狱生活中坚持着进步。这些，使得国鋕烈士变得更完整，更足以为生者的楷模。我们崇敬他，更要向他学习。

 

    每当想念起国鋕烈士的时候，一个火热的布尔什维克的面影就生动地显现在眼前。我们最后一次分别的时候，我是在他的住所更装的，我们谈谈笑笑，度了一个愉快的傍晚，他把身边最后留下的钱都一齐给我作路费，在冬雨濛濛的黑夜中，握手告别，他说：“欢迎你胜利归来。”这当然是句准确的话，在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打垮了反动派，我们是胜利回来了！烈士，亲爱的同志，你想望的日子既已到来，你虽然遭受了敌人的毒手，然而你的鲜血既是流在祖国的大地上，是没有白流的，安息吧！亲爱的同志！

 

                   195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