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鋕烈士的家属要我写一篇烈士参加革命斗争的较为完整的叙述。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最适当的人；因为我与烈士虽然曾经几度的生活在一道，并且他是在我手上解决组织关系的，但并没有发生长期组织上的联系。我知道另外有两个比较我更适合于写这篇文章的人，惜乎他们一个在北京，另外一个在云南。纪念特刊等着要付印，没有那样充裕的时间去等待他。我只好答应下来，材料的不够充足是难免的事，也只好待将来再补充了。

 

    烈士与我本来是同在一九三九年考入西南联大的，但他因为生病的关系休了学，一九四○（年）才在叙永分校入学。我们的相识是在一九四一年秋季。那时我已经离开联大，服从组织的决定，准备疏散到边地去。是在昆明地藏寺巷7号的楼上。我去会一个中学的同学，在欢（招）呼与握手之后，走进那间宽大的是客厅也是书室的屋子。里面挤满了人，分坐在两张小桌的周围，在玩桥牌。有两个旁观的，一个是我那中学同学，另外一个就是国鋕。经过介绍之后，我们就分别叙述校本部和叙永分校的民主运动。尽管那时在江（皖）南事变之后，整个大后方都战栗在反动国民党的特务恐怖压制下，然而在联大里面，熟朋友中的谈谈往事和理论的研讨还是可以自由的。从这次谈话里，我了解了他至少是一位进步的同学，这就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情；尤其是他那种层次分明，条理清晰的谈风，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印象。我们间的感情很快就建立起来，在几度深谈之后，我更加钦佩他理论修养的丰富。那段时间他正在研读资本论，我们都知道假如对马克思的哲学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缺乏基础的话，从事资本论的研究是不容易理解的。在每次讨论会上，他每每是十分正确的从辩证唯物的观点和阶级对立的立场，把握着每一个问题的本质，毫无偏差的解决了问题。

 

    一九四三年暑假我从边地再回到昆明，向组织作一年半来的工作报告，并向组织请示。借住在他的寝室里面。我惊异他对于实际工作的处理，更加老练，理论的修养更加成熟，差不多已经完全改正了救亡时期遗留下来的救亡作风和党八股。多几天的接触后，才了解他并没有脱离现实，他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关系，在交友运动中他作得非常成功。他虽然早已失掉了组织上的联系，但他永远没有脱离斗争，理论与实践并没有脱节，所以他能够不断的进步。一九四四年暑假我再回到昆明复学，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毕业论文。他正准备回重庆代表相当不小数目的进步同学去解决组织关系，同时也解决他自己的组织关系。与刘光同志接上了头，带回了组织上关于青年运动的指示和决定之后，他到陆良县中去教书，实地深入到农村中去实践他的理想。半年后他又回到重庆，我们的再度相见，是在一九四六年八月里了。

 

    和国鋕这几度不算长也不算太短的接触，我对他有一个相当清楚的认识。他是一个地主的儿子，和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同样的，在抗战初期，救亡的浪潮把他吸收进革命的阵营。但在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中，许多脚跟不稳的经不起革命的考验，就在中途动摇和消极下去。只有最坚决而勇敢的放下自己原有阶级的立场，在不断学习和斗争中改造自己，使自己渐渐变成功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的，才经得起考验。国鋕正是这后一群中的一个而且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他在不断的学习马列主义的毛泽东主义的理论和思想中，在为实现这种理想的斗争中，不断的改造自己，使自己更坚决更彻底的成功（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他，正如在国民党特务徐远举刑讯他的时候，他所宣称的，“我很早就投降了无产阶级的，我是从研究马列革命理论中才献身于革命的。”的确的，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行动。国鋕是有正确的革命理论的修养的。我们更进一步，从他实际参加革命行动中去了解他，就会更深切的。

 

    国鋕是一九四○年入党的，但时间不久，国民党投降派就发动了江南新四军事变，同时在大后方，残酷的杀戮和破坏爱国达到救亡运动，使抗日高潮，跌入非常沉消的低潮中。叙永分校的进步同学和党的领导人，没有即时的认清当时的环境，没有正确的了解党的策略，在作风上转变不过来，所以行动上表现得过左的突出。据说是因此就受到停止党的活动的处分，在负责人疏散之后，国鋕就开始失掉了与组织的联系。叙永分校迁来昆明本校后，本校的进步同学和组织也全部执行疏散的决定离开了。当时的组织为了避免遭受大规模的破坏，原则上对于疏散出去的同志除了（采）取相当疏远的个别联系而外，很少有工作上的帮助的。那时疏散出去的同学们，除了很少数外，大多是从事教育工作。许多地区由于这批拓荒者去了，很快的在群众中建立起非常高的威信，打下了工作的基础，散布了革命的种子。他们需要书籍上的供应，工作上的总结，人员补充，必要时人员上的调换。这些任务就落在留校的进步同学身上，由于适应需要，留校的进步同学很自然的产生了一个服务性质的组织，相当于作战部队的后勤司令部。结合大量的进步同学进步的社会关系，专门作回昆明同学的招待，职业的介绍，书报的供应，甚至于某些有限度的经验的总结和交换。国鋕在校的时候就参加了这个工作，所以他始终没有脱离斗争没有离开现实，在理论与实践的配合中，他不断的在进步。他们在校，也没有放弃任何一次可以发展斗争的机会，如象一九四○年的反孔运动，和一九四三年的反译员征调，反远征军征调斗争等，他都尽量的尽可能的参加进去，作一些可能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工作。一九四四年他从重庆与刘光同志研究了准备迎接新的高潮到来的个别联系据点建设的新的作风，带回昆明来传达到每一个进步同学中，开始改变了以隐避（蔽）为主的逃难观念，开始奠立后来昆明民主运动的基础，后来领导昆明民主运动的青年民主同盟，不能说不是当时打下了一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