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紫霞同志，是小说《红岩》中孙明霞的生活原型。1949年她自渣滓洞被营救出狱后转移荥经。在荥经入盟后参加民盟西康省筹委会组织工作。民盟荥阳流动剧团演出《白毛女》时，紫霞同志饰演喜儿，剧照曾于1986年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民盟历史资料展览会上陈列展出。1988年3月19日，紫霞同志因患癌症不幸在成都逝世。

                                               ——作者

 

    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受过残酷迫害，文化大革命又被“四人帮”摧残的一些战友、老同志不断地逝世。这些年，继胡春浦、李玉钿、屈楚、龙圣夫等人之后，紫霞同志又离开人世，和我们永别了。由于天各一方，相距遥远，在他们弥留之际，都未能与他们诀别，参加悼念活动，引为终身遗恨！他们的去世，都引起了我无限的哀伤，也都引起我对渣滓洞集中营那一段艰难岁月的深切回忆。紫霞同志的一生，充满着坎坷与不幸，在我思想上感情上所引起的哀伤，更为强烈，更为沉重！

 

    我认识紫霞，远在渣滓洞集中营以前。

 

    1946年，重庆市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正处于高潮。广大青年学生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扩大内战的声浪，极为强烈。民盟中央总部二楼是当时指挥、推动青年学生运动的一个中心。当时民盟中央许多领导人、中层干部与中共重庆市地下组织秘密合作，投入了这场政治活动。《新华日报》《民主报》以及其他许多进步报刊记者为了报道这些活动，也为了支持这些活动，极为活跃。我们利用新闻记者的有利条件，经常往返坪坝、北碚，走访重庆大学、女师学院等学校。这时我认识了凌春波、阮海燕，也认识了曾紫霞。

 

    1947年“六一”，重庆国民党特务组织进行了一次大逮捕，共计逮捕了200多人。《民主报》的职工和许多盟员同时被捕。其中一部分于同年冬转移到渣滓洞集中营，进行长期监禁，这算是第一批关进渣滓洞的“囚犯”。1948年，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刘国鋕同志被捕了，曾紫霞同志也同时被捕，并且不久即转移到渣滓洞。女政治犯集中关在楼下左侧，单独关押，单独放风。《民主报》职工和其他盟员多关在楼上第一室和楼下第二室。虽然都囚禁在一起，而且近在咫尺，但彼此根本没有见面和谈话的机会。

 

    集中营与外界是隔绝的，新闻是被封锁的。集中营内牢房与牢房之间也是隔绝的，互相接触，互相交谈也被禁止。但“囚犯”与“囚犯”的命运相连，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是相通的。互相之间的关心、支持与鼓励时常通过各种渠道把大家团结在一起，联系在一起。当时，集中营内的斗争十分复杂，生活也极为艰苦。叛徒、特务白佑生策划办了一份《新生》墙报，用唆使、策动、威胁种种手段，要大家写文章。这是他企图收买、软化、分裂革命同志的一种阴谋诡计。这件事曾引起了许多人的关心与警惕，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与抵制，后来再办两期便停止了。我记得有一次编墙报的人路过女室，突然有一名“女犯”探出头来，“呸”地一声吐了一口唾沫，表示她对《新生》墙报和它的编辑人的愤懑情绪。这件事马上引起议论。有人说：“这个女的就是曾紫霞，是一个四川姑娘，性情很野，很泼辣。讲话不留情面”。又有人补充说：“她就是刘国鋕的未婚妻，大学生”。这件事加深了我和我们一些人对曾紫霞的认识。之后，我因为在狱中教俄文，被审查、关重禁闭，受到了紫霞的同情。通过何雪松同志的介绍，又知道紫霞同志与江姐（江竹筠）很接近，是女牢的一位活跃分子，我写的慰问江姐、纪念彭咏梧烈士的信，也是通过紫霞转去的，从而进一步地加深了对她的了解。

 

    祖国解放了。一部描绘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斗争事迹的著名小说《红岩》出版了。通过《红岩》小说对集中营中英雄人物、烈士事迹的描写，通过和《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以及刘德彬等人的亲自交谈，使我熟悉《红岩》中孙明霞的造型即取材于紫霞同志，而《红岩》中另一烈士刘思扬的造型即取材于刘国鋕，而且他们二人的斗争历史又都曾经与民盟组织发生过联系。当时，我多么想和这位女难友见面谈心，回顾过去一同战斗的历史呵！但我们很少见面，我先后两次参加了重庆市政府主持的“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活动，见到了许多当年的战友韩子栋、杨益言、刘德彬、孙重等，但一次也没见到紫霞。

 

    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1981年10月为了写刘国鋕烈士的传记，也为了搜集其他一些烈士的革命斗争事迹，紫霞同志来到了贵阳，在我家里作客，一共住了两天。那是我最难忘的一次聚会。我的老伴，儿女听说她是《红岩》小说中孙明霞，而且又是《红岩》中另一烈士刘思扬的亲密战友，都感到极为兴奋，极为高兴。我陪紫霞同志去看望了韩老（韩子栋），去看望地下时期的老同志蒋汇泽夫妇，还陪她游览参观了贵阳名胜花溪。她第一次和我谈起她一生的坎坷，谈到1957年和1967年先后两次政治大动乱中的不幸遭遇。谈得很深、很细、也很坦诚。心情是痛苦的，难过的，但又是平静的。听了她的叙述，我有时显得激动，她反而显得很平静。她说：“有人说我一共挨了五刀。关进渣滓洞是第一刀。爱人刘国鋕被敌人杀害这是第二刀。1957年因丈夫被打成右派，家庭生婚变，这是第三刀。文化大革命无端地被关押三年，这是第四刀。现在我得了乳腺癌，动了一次手术，这也是挨刀。我确实是挨了五刀啊！”这次促膝谈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我于1985年到成都开会。我们商定：把曾经在一起工作过、战斗过的朋友约集起来，到李玉钿家中小聚，但没有成功。1986年她陪同一些老教师到桂林、昆明旅游，路过贵阳，我们又见了面，但行色匆匆，没有深谈。我问她在花溪拍的照片收到了没有。她只简单地说：“收到了，只是太小了。”我后来取出底片，又重洗了两套，寄给她一套，我自留一套。这一套照片连同她寄给我的刘国鋕同志传记，算是存在我身边的永恒的纪念品了。

 

    紫霞同志去世以后，我怀着沉痛的心情认真看了紫霞同志治丧委员会所写的讣告，又重新阅读了她写的刘国鋕传记，心情很久很久不能平静。

 

    紫霞同志的一生，正如讣告中所提到的，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她几十年的坎坷生涯中，她确实是曾“把青春的活力，倾注于思想理论战线。”在过去“左”的政治运动中，她也确实“忍受了无端的牵连与屈辱，经受了长期精神上的磨折，饱尝个人生活的艰辛”，她不愧是一个坚强的人。

 

    我永远怀念紫霞同志，怀念这位坚强的女战士。

 

                                         1986年8月

 

原文发表于唐弘仁文集《风雨九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贵阳联谊会编

2005年8月印刷，非正式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