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郑业瑞是刘国鋕在白公馆的同牢难友，转载有删节，若水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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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罗广斌在白公馆的二号牢房（狱中叫平二室）同关了将近半年，和他同睡在一块地板上，同盖过一床破军毯，同吃过一碗牢饭。对于他在白公馆的一切，我深刻的了解。……
广斌同志原来囚禁在渣滓洞监狱，后来才转押到白公馆。先关在楼上，四九年夏天关进楼下二号牢房。同牢的还有刘国志、陈然、王朴、丁地平等共十二个同志。都是被蒋匪特务看成是“重案犯”的。
白公馆的囚犯，原来每天放两次风，每次半点钟，后来改为一次，时间也缩短为十五分钟。十月以后，完全取消放风，每天只准一人出牢房去倒一次马桶。据我所知，不管广斌同志关在二号牢房以前或以后，都是和其他被囚禁的同志一样受迫害受折磨。如果说敌人对他有什么特殊待遇的话，那就是对他监视更严，迫害更深。因为特务完全根据“囚犯”的“表现”来决定对他的“态度”，广斌同志从渣滓洞转押白公馆的原因，据特务看守透露就是由于“表现”不好，他关在楼上时期，又曾和隔壁牢房的同志互通消息，所以敌人说他仍不“老实”。移来二号牢房后，敌人始终把他看成是最不守狱规的囚犯，一直对他注意，稍不小心，就遭受责骂和处罚。记得有一次放风时间（各牢房轮流放，即这间牢房收了风，另一间才开始放）广斌同志和对面四号牢房中的宣灏同志说了几句话，（解放后曾在牢房的楼地板下发现宣灏同志牺牲前写给广斌同志的信，信中充分表达了他对广斌同志的敬爱）被特务看守长杨进兴看见了，马上就大骂了他一顿，并且宣布停止他的放风，还说“再不老实，就给带上重镣，关在厕所里。”敌人的迫害与威胁，并没有使广斌同志变得“老实”，在整个白公馆期间，他都没有停止过斗争。所以一直是“严管”囚犯之一。污蔑广斌同志的人说他在狱中可以打篮球，下围棋，坐小轿车进城等等，那真是最卑鄙无耻的造谣。
白公馆四面都是高墙电网，墙内只有一块十多公尺宽的天井，根本没有篮球场，更没有见到谁打过篮球。我们听说渣滓洞有一个专供特务看守用的球场，广斌同志告诉过我们，说那边的同志经过斗争，曾在四九年元旦打过一场篮球，但也是空前绝后的一场而已。
白公馆里从来没有下过围棋，广斌同志也从未提过他会下围棋。
白公馆从来没有来过小轿车，囚禁在白公馆的同志，把汽车看成是最不祥的凶物；因为到白公馆的汽车只有两种，一种是载“犯人”的卡车，一种是特务头头坐的小吉普车。前一种车来，总是有新“犯人”关进来，或者原来被关的要被提出去枪杀；后一种车来，准会有同志要被提去严刑逼供，或者要对全狱同志采取重大措施。说广斌同志每星期都可坐小轿车进城的人，真是荒唐透顶！
广斌同志出身官僚家庭，这一点是全狱同志都清楚的。但是在他的身上，我们却很少发现过官僚子弟的印痕。他爱劳动，爱学习，爱帮助同志，他爱憎分明，对革命充满信心，充满乐观主义情绪。
白公馆的同志本来有轮流打扫清洁的制度，可是广斌同志并没有遵守这个制度，半数以上的时间，都是他争着倒马桶，洗地板。而且一有机会，他就帮同志们洗衣服，补衣服。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身体较好，应该多做些。”又说：“人生来就是劳动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广斌同志是原西南联大附中的学生，而且是那里的学运负责人之一。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但他并不满足，他强烈地要求学习。为了学习时事，就冒极大的危险通过一条密道向楼上牢房的黄显声将军（东北军的副军长，当时白公馆只有他一人被允许看“中央”日报）索取新闻资料。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文件，就用互教互学的办法，你背一段，我背一段，大家都把记得的背出来，然后展开讨论。广斌同志和刘国志同志曾经是二号牢房中背诵毛主席著作最多的人，他能全文背诵《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也能背诵当时出版了的整风文献上的许多章节和警句。他还向刘国志同志学过哲学史。他曾经这样说：“如果能冲出这个活地狱，新中国的建设将要我们去作很多的工作，而我们现有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必须加强学习，迎接胜利。”看来这就是他当时热爱学习的原因。
广斌同志完全背叛了他的官僚家庭，献身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有一次，他的父亲通过种种关系要保他出狱，特务把他押去伪二处谈判，要他出狱后不再搞革命活动，他直率地回答说：“这事办不到，还是把我押回白公馆吧！”他父亲气得吹胡子，可是广斌同志却泰然地说：“我们的政治道路不同，希望你不要认为有我这个儿子。”就这样他又被押解了回来。当天晚上他向我们谈起这个情况，有个同志开玩笑地说：“这里睡楼板，吃牢饭，你回去睡钢丝床，吃山珍海味，说不定你那坐镇大巴山的哥哥还会给你当个军官，你为什么不走？”他气愤地说：“我根本不承认有这样的父亲和哥哥。只有猪才是光为自己吃得饱睡得好而生活的。”
广斌同志对敌人特别憎恨：有一次摆谈到当时作了特务校官的叛徒刘宗益（刘国定）和冉益智，他愤怒地说：“将来解放了，我要亲自审判他们，枪毙他们。”二号牢房原来有个李自立，是南泉新专的学生，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抓进来的。表现很不好，先是怕死，后是动摇，广斌同志看出他会成为叛徒，向特务报告牢房里的情况，就毫不含糊地向他提出严重警告，并且和同志们一道向狱方交涉，直到把这个动摇分子赶出二号牢房。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早饭后，我们正在打扫清洁，看守长杨进兴突然跑来喊陈然等四同志换上自己的衣服（在牢里都是穿有特殊标记的囚衣），马上进城。说是徐处长（指西南特务头子徐远举）要找他们谈话。但是一看形势，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都默默地望着几个要走的人。他们从容地换了衣服，和大家一一握手。刘国志同志脱下自己的大衣，广斌同志脱下自己的绒衣，分别交给王朴和陈然说：“天气冷了，你们穿上吧！”陈然拉着广斌同志的手说：“用不着了，狱里同志还多，还有一段寒冷的冬天，要好好保重，继续战斗，明天是我们的！”好多同志流下了眼泪，广斌同志含着热泪，却坚定地说：“好吧！我记住你的话，一定要战斗到‘明天’”。
过去有人说中美所是人间地狱，而白公馆却是地狱中的地狱，囚禁在白公馆的人，除了越狱，极少有活着出去的可能。往往一听到汽车响，就有人被提出去枪杀，特务军法官一到，就有人要坐老虎凳，受电刑，灌辣椒水。在这样恐怖的十八层地狱中，广斌同志从来不悲观，不动摇。他热情乐观，对革命充满信心。他曾利用放风机会，从厕所旁的水池壁上取下一大块粘土，和上从棉衣里取出的棉花，捏制成一副象棋。其后又用稀饭、手纸、香烟盒作原料，制成一副扑克牌。有了这两件文娱器具，二号牢房增添了不少乐趣。他还教大家唱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跳秧歌舞，他的乐观主义，感染了牢房里的每一个同志，所以生活虽苦，精神却很愉快，每天定时学习，定时搞文娱活动，简直象个革命俱乐部。
四九年十月，我们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这个消息使全狱同志沸腾了起来，大家热泪盈眶，载歌载舞，特务看守任何威胁，都未能阻止同志们的狂欢。广斌同志曾经拆下一床被面，裁制成一幅不大合规格的五星红旗。并说：“我们一定要打着这面红旗冲出中美合作所监狱。”
四九年十一月底，人民解放军已经逼近山城，可是万恶的蒋匪帮却在他们全面毁灭的前夕，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一·二七”大屠杀。
十一月二十七日早饭时，一个叫李育生的犯人炊事员（他是被特务错抓起来的，但白公馆的惯例是有进无出，虽然抓错了，也不放他，只许他在白公馆围墙内活动，给囚犯们送饭），他向我们说，前几天有大群特务在附近挖坑，据说是埋人的。根据这个消息，我们料定不久就要进行大屠杀。早饭后曾由广斌同志和四号牢房联系，商量越狱问题（主要是研究如何与渣滓洞取得联系，以免一边行动，一边遭到报复）。可是没有料到大屠杀就在当天进行。
下午三点左右，关在楼上的黄显声及李英毅首先被押出白公馆，接着便开始分批杀人。李育生送晚饭时，说楼上已经干掉三批，楼下晚上动手。接着一个叫杨钦典的特务看守员（陈然等同志曾经长期做过他的工作，当时他见蒋匪帮大势已去，如不立功赎罪，只有死路一条），他向大家透露，除刘国志、罗广斌、任可风、丁地平、谭朴等五人暂时不杀外，其余全都在今晚处决。其实这也是不可靠的特务新闻，因为不到半点钟，就开始从楼下分批提人，第一批提出去的就有刘国志和丁地平。刘国志被叫到名字时，曾装做解小便，在门角里逗留了好几分钟。他是在整理诗稿，也就是他在被杀害时高声朗诵的那首“我们死而无愧”的诗稿。
同志们被三、五个一批地提出去枪杀，每一批同志临走时都从容地和未走的同志握手道别。有的说：“先走一步，我们就来。”有的说：“这是全国解放的信号。”墙外响起了枪声，口号声，墙内各牢房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国际歌。这是黎明前的交响曲，是世界上最悲壮的组歌，它使刽子手发抖打颤，使同志们热血沸腾，烈火燃烧。
晚上八点钟左右，整个白公馆只剩下十几个同志了，而这时突然传来渣滓洞未被杀绝的四十多个同志越狱暴动的消息，惊慌失措的特务头子，慌忙调了白公馆的全部“行动员”前去协助镇压。造成一个最好的越狱机会，广斌同志再次向那个被争取的看守员杨钦典交涉，他终于交出了开牢门的钥匙，楼下的十六个同志马上在二号牢房商量冲出去的办法。后来决定由罗广斌同志作总指挥，我和毛晓初协助，先放出楼上的一个妇女两个小孩，然后分成两组，由白公馆围墙的侧门冲了出去。冲的时候有个同志不小心，推倒了厨房旁边的竹篱，公路上的特务哨兵听见响声，马上打来一梭子弹，由于离得远，又是晚上，没有伤到人。
越狱后经过整整一个夜晚，才从歌乐山下面的荒山坡逃出中美所的警戒区。
在全部越狱过程中，广斌同志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当晚饭后传来不可靠的消息，说他可能被押解台湾，其余全部处决时，大家曾将遗嘱交给他，要他转给党，转给亲人。他一方面记下大家的遗嘱，一方面严肃地说：“要死就死在一起，要活就想法一起活，为了完成已死同志的重托，为了向全世界人民揭露美蒋强盗的滔天罪行，我们还要做最后的努力，设法冲出去，只要能拼出一个人都好，决不能存在着其他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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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原文发表于《为有牺牲多壮志——罗广斌问题调查报告（历史部分）》，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红岩战斗队1967年6月编印，非正式出版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