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辉曾任北京市政协委员、西城区政协主席。若水录入)

 

    刘国錤是七、八两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也是北京市西城区政协五至九届的常委。我在1996年初区政协开会时得知他患了肺癌，曾多次去看望他，他还侃侃健谈，想不到病情迅速恶化，于1996年3月31日与世长辞，享年82岁。

 

    说起刘国錤，大家并不熟悉，如说起《红岩》小说中的刘思扬，现今40岁以上的人却几乎是人人皆知。刘思扬的原型就是刘国錤的胞弟——刘国鋕烈士。

   

    刘国錤1914年生于四川省泸州一个豪富之家。曾就读于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学习历史专业。因为日本侵华，他没有毕业就回了四川，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金融事业。他曾任过川盐银行的襄理、川盐银行香港分行经理、香港同新行贸易公司总经理。可称之为“银行家”。

 

    刘国錤夫妇在香港这个花天酒地的世界里工作生活十余年，目睹了外国人在香港对中国人的欺压、凌辱，体验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件件屈辱事件，看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巧取豪夺腐败之极，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中饱私囊发国难财，而人民生活苦难深重的事实。这一切，使他看不到中国发展的希望，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还没有《毛选》出版时，他就在香港到处寻找毛主席的著作来阅读，思想逐渐倾向进步，赞同革命，从而在解放战争时期资助革命，资助党的事业。

 

 

    刘国錤有兄弟姐妹多人，他排行第五，家里人都称他为五哥。在这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家庭中出现了不少叛逆者，他的弟、妹和侄子有不少人早年就参加革命，他的七弟刘国鋕就是其中最坚贞的一个职业革命家。

 

    刘国鋕1940年在西南联大上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在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大学毕业后，他在云南陆良县工作一段时间，因形势恶化，根据组织决定返回重庆。当时刘国錤当然不知道这些情况，决心要培养他的弟弟，拿出一万美金让其自费留学美国。但刘国鋕认为：“现在国难深重，出国是逃避现实。我的工作不应由我安排，一切应由组织决定。”从此，他以公开职业为掩护，开始了山城的战斗生活。

 

    最初他担任进步团体的领导工作，1947年夏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建立沙磁特支，刘国鋕任特支书记，重庆市委决定出版《挺进报》，刘国鋕又成了《挺进报》的主要决策者、资助者和主要发行者。

 

    刘国鋕在党的秘密工作中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党筹措经费，为革命筹措资金。他在领导进步团体工作时，曾为闻一多的家属募捐；替进步青年的新中国剧社募集捐款；沙磁特支的活动经费由他来筹集；当时彭咏梧、江竹筠在川东乡下组织起义的活动经费和医药费，也由刘国鋕来筹集；革命同志有了困难，他都要设法资助。在这些经费的来源中，除了刘国鋕本人有限的工资，和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向亲属以各种借口募集外，刘国錤的资助，可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

 

    后来刘国錤说，他对党的经济资助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最初只是疼爱刘国鋕，因为在他们的母亲去世时刘国鋕才两岁，而且是最小的弟弟，因此十分关心他，从他到昆明上大学时，就在川盐银行和川康银行为他开了户头，他用钱可以随便支取，最后由刘国錤去结算，花多少，是多少。后来发现他用钱的数量非常大，特别是抗战胜利刘国鋕返回重庆后，花销更是超出正常。听来自家乡的人反映，他的生活还十分节俭，达到惊人的程度，常年穿着两套旧西装，两双旧袜子，有时还饿饭。刘国錤一方面心疼弟弟，一方面心中也在疑惑。他写信劝刘国鋕：“衣服可不要好，干净就可，吃一定要吃好，不要影响身体健康。”后来他从老乡那里又了解到，刘国鋕参加了民盟，也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他意识到，刘国鋕花那么多钱不是个人的花销，作为个人生活无论如何也花不了那么多钱。随着刘国錤的思想的进步，以及对革命形势的逐渐了解，他已明白地想到，刘国鋕用钱，是为了某种进步的、有意义的事业。从此他再也不过问刘国鋕用钱的去向和花用的数量，并默默地继续支持刘国鋕，实际上也就是支持党的革命事业。究竟资助过多少钱，刘国錤自己也说不清，就这样一直供给了近十年。

 

    他在香港还帮助刘国鋕接待、安排地下党员和民盟盟员，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1947年，刘国錤的岳父何伯衡（国民党时期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一个同乡（华蓥山游击队的人），找到何希望何能帮助筹措一部分资金，约一百两黄金，为山里人买冬装和药品。何找到刘国錤说明此事，问刘国錤能不能办，敢不敢办。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说明在四川不好办，可到香港解决。之后华蓥山的人到了香港，刘国錤筹措出港币交给联系人。有力地资助了华蓥山的革命斗争。

 

    这种情况也曾引起军统特务的怀疑，怀疑刘国錤可能是共产党员，是专门为共产党搞经费的。只是因为没有抓住具体事实而作罢。

 

 

   刘国鋕回重庆后，没有停顿地进行了多种革命活动，直到担任一个地区党的领导。由于两次叛徒的出卖，刘国鋕于1948年4月被特务头子徐远举在四川荣昌县刘的大姐家中围捕。当天押回重庆，先押在渣滓洞，后囚于白公馆监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受了无数次的审讯，受到种种酷刑的考验而坚贞不屈。

 

    最初因刘国錤被军统特务怀疑是为共产党搞经费的，家人不敢让他回重庆营救刘国鋕。当得知特务要枪杀刘国鋕的消息后，刘国錤冒着生命危险于1948年8月返回重庆进行营救。

 

    他到重庆后，亲自到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的住所——张家花园去拜访徐，并送上金烟盒一个，名贵的金手表一只，以及其他贵重礼物。刘国錤在香港时，曾托刘航琛（解放前夕为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长，与刘家有联系）进行营救，答应徐远举可以任意在川康、川盐银行支取现金。这次刘国錤又再次向徐送上这份“厚礼”，务请保全刘国鋕的生命，要求能见到刘国鋕并能释放他。

 

    由于有国民党的官员说情，徐远举没有马上枪杀刘国鋕，他对刘国鋕这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家中的子弟，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一直大惑不解。今天见其五哥又送来礼物，便企图利用亲骨肉相见来软化刘国鋕的革命意志。同时他也可向众多营救过刘国鋕的国民党官员表明，他是通情达理、尽了力的。

    

    这一天，刘国錤准时来到徐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两个特务押着刘国鋕走了进来。刘国鋕一见刘国錤十分惊异地问：“五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并轻蔑地扫了徐一眼：“今天把我押出来，我还以为要枪毙我哩！” 刘国錤看着弟弟苍白的面孔，充满血丝的眼睛，褴褛的衣衫，已是十分心酸，又听到刘国鋕这番冷嘲热讽的话，看着他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气概，心里真是又疼又急，疼的是弟弟的遭遇，急的是怕刘国鋕的话开罪了徐远举。他急忙站起来把弟弟拉到沙发上坐下，说：“我们兄弟从小没了父母、相依为命，自从你被捕以后，全家人都日夜思念你。我这次专门回来营救你，指望早点把你弄出去，一家人团聚”。徐远举似乎宽大地说：“过去我要你登报脱离共产党，现在也不要你登报了。只要你签个字，我就释放你”。刘国鋕毫不犹豫地说：“不行，要我脱离共产党办不到！”。徐远举问：“依你这样的家庭，有钱有地位，怎么去当共产党？你要为自己一生着想，为自己的幸福着想。签个字只不过是一个手续嘛！你签个字我才好把你交给你哥哥，这有什么关系呢？” 刘国錤看着弟弟倔强的样子，更增添了担心，但又不便当着徐的面说出来——“他们是要枪杀你的”，刘国錤也不知共产党内有什么规矩，是否签了字脱离共产党就不行，还有什么危险？他左思右想，泪水止不住流下来，哭着对弟弟说道：“你不知道现在到处都在抓共产党，广州、南京……天天都在杀人，你就签个字吧！我可以把你带到香港，然后再到美国，一家人也就放心了。”

 

    刘国鋕看到哥哥伤心的样子，心中十分难受。但他怎能在徐的办公室里用短短的话语，让这埋头做生意的哥哥，一下子明白许多革命的道理呢？他感到“相会”除了增添亲人的痛苦，没有任何益处。亲哥哥的眼泪不过是特务想用来动摇自己的手段。他想到这里毅然起身说道：“五哥我理解你同家人对我的思念。徐远举真要放我，何必要你来，他是用你来要我背叛组织。你走吧，你们好好干你们的事情，不用管我了。我不去香港、更不去美国。我有我的信念、意志和决心，这是谁也动摇不了的，真理是扑不灭的！中国革命一定成功！我志愿牺牲自己。五哥走吧，不用挂念我，不要再管我，也不要再来了。”徐远举眼看这场兄弟相会达不到预期的目的，看到刘国鋕软硬都不吃，只好敷衍地说：“时间不早了，以后再谈吧。”叫特务将刘国鋕押出房间。刘国鋕走到门口时回过头来，向刘国錤说：“五哥给我送一张全家的照片来。”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刘国錤没有营救出他的弟弟，心中十分难过。但弟弟的行为深深地教育了他。使他真正认识了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他看到他们都有高尚的情操，崇高的理想，坚强的意志，是一些有气节的人，是不可战胜的。从而，他更认定共产党从事的事业是必胜无疑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刘国錤作为香港各界人士代表多次回大陆学习参观，每次广交会他也积极参加。回来观光时受到陈毅同志、中央统战部领导的宴请，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他对新中国十分热爱，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敬佩。就在这时，政府和军委交给他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在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从西方购进我国急需的重要物资，特别是抗美援朝使用的物资。

 

    刘国錤接受这个任务后感到十分荣幸，他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为此专门筹建了一个同新行贸易公司，他任总经理。以私人企业的名义，为新中国购买了大量所需的物资，大到十轮卡车，小到英国的通讯器材都有。当时为国内购买这些物资不仅不能赚钱，而且还要赔上许多钱，更为严重的是，要冒着被港英当局发现后，受到严重查处的危险。刘国錤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和抗美援朝战争做出了他的贡献。

 

    刘国錤1956年从香港回大陆，决心要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才智，等待党组织分配他一个能为祖国建设出力的工作。

 

    但不幸的是，他的岳父何伯衡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误地定成右派，使他受到株连。从此一待八年，没有安排他的工作。后又经过一系列的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给他的生活带来许多困难，即使在落实政策以后，他的生活水准也不高。党组织和领导多次指示有关单位解决他的工作、生活等一系列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遇到一些困难，解决得缓慢也不够圆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刘国錤也从无一句怨言，对党寄予无限的信任，对国家寄予无限的希望。

 

    他在国内接待从国外回来探视的亲友，或是自己出国探亲时，都积极宣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

 

    刘国錤委员已经故去了，但他一生中为党、为人民做出的贡献，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不愧为我们党的挚友，我们将以崇敬的心情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