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个传记基本上是对曾紫霞撰写的《刘国鋕》的缩写，个别与史实不符之处由转者注出。于焉录入）

 

    刘国鋕是出身四川泸州刘家望族的子弟。在他那个年代，靠刘氏家族的权势，他可以放洋、做官、干什么都可以。他却选择了革命之路，而且，坚定不移地朝这条充满危险的路走下去……，这是为什么呢？

 

 

    小时候就养成了爱读书习惯的刘国鋕，当他上中学以后，他就不能不痛苦地看到家族之外，整个中华民族正面临的危亡局势。列强想瓜分中国，日本侵略者要独霸中国，中国却处于内战不已、四分五裂的局面。

 

    北平1935年“12·9”爱国学生运动发生了！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迭起。刘国鋕也曾极度兴奋、激动过。

 

    那时候，刘国鋕正在成都建国中学上学。建国中学的师生中，有许多救亡运动的先进分子。建国中学也是当年成都救亡运动最活跃的学校之一。

 

    但对一切事极其认真的刘国鋕却认为，真要救国，还不能只是喊几句空口号，还应弄清怎样救国才好。在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高潮中，他找来了许多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着魔似的昼夜不停地研读，就想从中寻找到抗日救亡真理。忽又寻到一部英文版的马克思著的《资本论》，他又抱着这本书如饥似渴地读下去。

 

    就是这些书，使刘国鋕豁然开朗，使他似乎有了一种新的透视中国社会和自己的力量。他为此而兴奋、骄傲，想着怎样让腐朽的旧社会死去，让新社会早日出现。

 

    但年轻的刘国鋕还只是沉浸在书本里遐想，一点没有意识到他对中国的现状太不了解了，对中国共产党在救亡运动中已经形成的领导和核心作用毫无认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那时正置身抗日救亡高潮之中，实际上，他又似乎还置身事外，处在旁观者的地位！

 

    国共合作的全国抗日战争终于爆发，建国中学的许多同学热情地去了抗日圣地延安。有同学问他，你去吗？刘国鋕回答：“抗日，何必去赶这种时髦？！”有同学向他说起车耀先在救亡运动中的影响，他随口评说道：“车耀先不懂英文，没有啃过《资本论》，哪会有多少道理？”

 

    1939年，刘国鋕在建国中学毕业后，考上西南联大经济系。联大一年级新生，在川南叙永联大分校上课。课堂设在古城叙永的几座古庙里。

 

    抗日战争的发展，使刘国鋕看清楚了：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但那时候，中共已转入地下。他当年曾认定是中共党员的那些同学，早已去了抗日前线。他想找他们，早已不可能了。他为此不能不久久地感到苦闷、彷徨！

 

    刘国鋕在观察别人，别人也在观察他。

 

    这一天，刘国鋕和他联大的同学徐京华来到奔流湍急的长宁河畔。徐京华问刘国鋕：“经济部长刘航琛是你的堂兄？”

 

    “是。”

 

    “他是不是想送你去美国留学？”

 

    “我可不想。我们国家这样子……我不忍心就这么一走了之。”刘国鋕叹息了。他将他在成都死啃书本，狂妄无知，一次次失掉接近党和去延安的机会的痛苦经历，直率地告诉了徐京华。

 

    刘国鋕高兴地发现，徐京华正用一种极其真诚，而又充满希冀的目光凝视着问他：“你现在想找真正革命的党？”

 

    “你！”刘国鋕惊喜地向徐京华问道：“你能帮助我？”

 

    徐京华谈谈一笑，说：“我们一道去找吧。”实际上，徐京华早将刘国鋕的情况向支部汇报过了。经徐京华介绍，经支部审查，刘国鋕就在长宁河畔，庄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就在刘国鋕入党不久，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突然加剧的白色恐怖形势，中共地下组织紧急疏散之后，刘国鋕竟又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

 

    一月，两月，在等待中过去了。一年，又一年，在痛苦的等待中过去了。

 

    到了1942年暑假，刘国鋕想到从《新华日报》可能寻到党的关系，就冒险跑去重庆，闯去被特务严密监视的《新华日报》社。他急切地向报社负责人讲了他的情况，和他急于和党联系的强烈愿望。报社负责人将他介绍给了南方局青年组。

 

    刘国鋕为自己庆幸，从此，他和党的关系又建立起来了。

 

 

    1944年夏，刘国鋕即将在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他那有权有势的刘氏家族，早已由经济部长刘航琛出面，为他在经济部安排下了一个“美差”（转者注：当时的经济部长是翁文灏，刘国鋕的工作是由刘航琛请翁在翁本人兼职的资源委员会谋得的）。

 

    刘国鋕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回事。那时候，中国抗战处于最艰苦的时候。中共中央南方局向革命青年发出了号召：“到敌后去，到农村去！”刘国鋕认定：中国有作为的青年，应当到敌后去，到农村去，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这就是历史地落在当代青年肩头上的责任！

 

    滇南陆良县地处滇、桂、黔三省交界处，是一个民族杂居、偏远却极有战略意义的要地。急需去那里开辟工作。那里，已建立了一些工作关系。难处是人生地不熟，太偏僻，生活极其不便。

 

    既已决心响应党“到农村去”号召的刘国鋕，把他去陆良开辟工作就当作是他在为真理而斗争！他立即动身去了陆良中学，在那处校舍极简陋的中学住了下来。没有电灯，四壁透风，从校长到摇铃上下课，到课堂讲课，都得由他一人干。

 

    胡作非为的前任校长和一帮教员走了，刘国鋕得想法将这所学校办好，他在陆良立住脚，才能真正在这里为党开辟工作。首先，他得设法延聘些进步的好教师。由于组织上的帮助，教师队伍好像还容易组建起来。早被前任校长搞坏了的学习风气，一时之间，却极难扭转过来。

 

    上课铃早打过了。课堂上，打瞌睡的，嘻哈打闹的，嚷成一片。课堂之外，还有的同学藏在校园里搞赌博。

 

    刘国鋕将这件大事提交全校师生公开讨论。刘国鋕认定，转变学习不良风气的关键在老师，要求老师讲课质量要高。他就和老师一道编写教材，自己也亲自参加上课。

 

    老师真正动了起来，学生也动了起来。学校的学习风气随之大变！这一来，学生学业成绩大幅上升。许多送子弟去昆明上学的家长，也将子弟送到陆良中学来上学。

 

    刘国鋕在陆良站稳了脚跟，党的工作也在陆良有了发展。

 

    但这时刘国鋕却发现：驻军军长李瀰正策划对陆良中学下手。刘国鋕向上级紧急报告了这一消息，南方局只得叫他立即从那里撤走。

 

 

    刘国鋕从滇南撤回重庆时，已是抗战胜利以后。

 

    那时的重庆，却一点没有战后和平的气氛。国民党反动派正加紧布置全国大内战，特务统治更加严密。中共中央南方局还是处在秘密状态，它设在重庆红岩咀、曾家岩50号，领导着反内战斗争。

 

    刘氏家族见到刘国鋕回到重庆来了，都以为他过不惯陆良的艰苦生活，浪子终于回头了。立刻给他以种种美言相慰，并替他作了一个新的安排：要他去美国留学深造。说已为他准备了一万美元，劝他去参加留美自费考试。

 

    “让我考虑一下再说。”刘国鋕应付过家人的劝告，立刻将这事向组织上报告了。

   

    “国鋕同志，”上级党的负责人问他，“你怎么考虑的呢？”

 

    “在中国两种前途和命运的斗争正激烈搏斗的时候．全国大内战的乌云密布，眼见难以制止的时候，我怎能离开灾难深重的祖国？我应该留在这里，留在战斗正激烈的中国才是。”

 

    “那，你想留在哪里？”

 

    长时间埋藏在刘国鋕内心深处的思绪，像火山爆发似的迸发了出来。他激动不已地答道：“我想去延安！去到那青年人可以一展抱负的地方，为民族奋斗！”

 

    刘国鋕谢绝了家族要他留美深造的劝告，就等着组织上同意他去延安的决定。

 

    上级负责人最后告诉他的决定却是，“现在斗争非常复杂而激烈。你在重庆，有较好的社会环境作掩护。”

 

    刘国鋕完全明白了组织最后决定的意思，他立即愉快地向上级说道：“不错，我有在重庆作地下工作的条件。组织上要我留在重庆，我就留在重庆。”

 

    刘国鋕在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找了一个公开的社会职业。这个资料室在白象街有几间房子，由他支配，实际上，这里成了他做地下工作的据点。他在上清寺还有一处住地。这是一处极不容易被特务注意的地方：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公馆。刘国鋕是何北衡大女婿的七弟，何北衡不常在重庆，家里缺少成年男子，他自然成了何家极受欢迎的客人。他也就常住在何家。

 

    刘国鋕负责学运工作。他利用他一点不引人注意的社会身份，不声不响地领导着学生反内战的斗争。

 

    刘国鋕还利用他特殊的社会条件，筹集经费，参与了筹办地下党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工作。

 

    刘国鋕还曾在《商务日报》作过记者，民建中学教过书。这些不同的社会职业身份，都曾给了他以极好的掩护。

 

    刘国鋕在斗争极其严酷的重庆呆了下来。这是他一生中最紧张，也是他心中最快乐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