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为了增强民主舆论，配合《新华日报》战斗，特别是为了适应在1946年1月开幕的旧政协的形势，民主同盟总部征得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支持，经过多次研究，决定创办《民主报》。当时财力、物力都很困难，也估计到反动派必然会施加重重阻力和压力。但在党的直接关怀和扶助下，经过短期筹备，终于在1946年2月1日正式发刊。在民生路151号租了几间房子作为社址（这个房子今天犹在，面貌依然，只是门牌改成了178号），印刷是托《国民公报》代印，编辑部的同志晚上就借《国民公报》印刷厂里一角工作。当时出面负责报社的，是民盟总部的一些老同志；具体担负编辑、采访、经理部门工作的，大多是些年青人；工作条件差、担子重、远说不上工资待遇，但一股强烈的民主革命理想鼓舞着大家热情、积极地工作。报纸初出，每天只四开一张。由于接受党的领导和帮助，所以立场鲜明、言论公正、群众反映良好并积极支持，很快就打开销路。

 

……

   

    我们通过报纸搞民主宣传，也利用报馆搞民主活动。

 

    当时，重庆新闻界壁垒分明。一边是以《新华日报》为首，包括《民主报》和《大公报》、《新民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西南日报》中的一群进步记者。一边是《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以及《新华时报》、《民主日报》这样一些特务报纸中的一伙反动分子。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我们这一边，中心在《新华日报》，而更多的场合是借用《民主报》，碰头研究、组织分工。有时，我们举起《新华日报》这面大旗；有时，由《民主报》出面；有时有些报导又先通过当时较中立的《新民报》、《大公报》这些渠道相互配合。

 

    记得当时《民主报》的经理部、编辑部都是重庆进步新闻记者的经常过从之所。《新华日报》的石西民、田伯萍、邵子南、谢滔、王城；《大公报》的高集、曾敏之、张学孔、刘克林；《新民报》的浦熙修、周亚君、姚江屏、杨钟岫；《国民公报》的温田丰、李光儒、胡甫珊、胡北淇、甘露、李忠禄；《商务日报》的夏宗禹、梁柯平、王珂琳；《西南日报》的韩劲风、胡甫祥和成都《工商导报》驻重庆的龚思雪等同志都常是我们的座中客。其中不少同志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新闻界的这些活动，这些斗争，也就是南方局领导下的党的统战工作在新闻战线上的体现。

 

    我们不仅在新闻界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签名、声援、抗议、请愿等等革命活动，也在文艺界、戏剧界、出版界进行了不少工作。由熊佛西、陈白尘同志支持，具体由屈楚、周特生、刘沧浪等同志负责的“新中国剧社”；郭沫若同志主持，具体由屈楚、刘盛亚、刘川、吉少甫和我负责的“群益出版社”；由重庆一批进步新闻记者发起组织的“文群通讯社”；都是当时《民主报》在各个文化领域的同盟军，都为民主革命起到了值得称道的作用。

 

    《民主报》为配合当时党领导的民主青年运动、学生运动，也总是挺身而出，正面支持。1946年下半年，北京发生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沈崇事件，全国掀起如火如荼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爱国运动。这一运动，不只针对当时的美军暴行，更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统治。《民主报》先后写了“取消特务组织，保护爱国运动”、“法治、宪法、特务”、“青年思想的新觉醒”等多篇社论。《民主报》编辑部所在的“国府路300号”是一些学生组织领导人集会的地方。“民生路151号”是地下党青运的一个联络点。当时党的青运领导人周力行、刘国鋕同志经常以这里为活动中心之一。

 

    ……终于，随着《新华日报》的被迫撤离，《民主报》也被捣毁。《新华日报》撤离重庆后第二天，特务从内部破坏《民主报》，借口工资问题，捣毁排字、印刷机器设备，打伤排字工人，迫使报纸停刊。几天后，反动派直接出动军警查封了《民主报》。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在重庆搞了一次“六·一”大逮捕。《民主报》主要工作同志，一部分被抓进了“渣滓洞集中营”；一部分间道去香港；一部分转入地下，在地下党领导下坚持战斗，迎接解放。

 

    ……

 

    谈《民主报》不能不谈一下“中国青年民主社”。因为，青民社人相当一部分参与了《民主报》工作，而且担负了一些主要负责。青民社，是一个在党的领导下活动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进步青年组织。抗战结束，各民主党派总部相继东下，南方局青委负责人刘光、朱语今、张黎群、周力行等同志先后向青民社负责人胡克林、赵一明、刘国鋕等谈起，由于这个组织的当地人多，知识分子多，又在文教、工商各方面有一定关系和影响，希望抽出一些人参加民主党派工作，接替几个总部东迁后留下的任务，青民社本身组织仍然保留。这样，青民社决定派一些同志参加民盟、一些同志参加民建。民盟总部东迁后改选的民盟重庆市支部中，赵一明、吴春选和我都担任委员并分别兼管组织、秘书、宣传。在罗基隆、罗子为离渝后，《民主报》需人负责，也是在同周力行、徐淡庐以及地下党黄可、刘国鋕等同志研究下，经民盟总部同意，由胡克林出任《民主报》秘书长，实际上代行社长职权，我任经理，周特生任副经理，谢继明任发行主任，杜皋翰任广告主任，魏宇平任资料室主任。我后来专搞盟的宣传工作，经理改由吴春选担任，胡克林则负责到《民主报》的最后。《民主报》的大部分经费是他通过张表老（澜）、朱蕴老（山）、邓初老（民）、鲜特老（生）的一些关系向刘文辉、龙云、胡子昂先生等处募集而来。——青民社里有民盟、民建的同志，也有党的同志，川东和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刘兆丰和廖伯康、黄可、刘国鋕、吴子良、王继纯、张士焜、吴同宇等同志都先后是青民社的领导成员。地下党的后期《挺进报》不止一次在青民社的一个据点“华尔行”楼上秘密印刷。青民社的另一个活动中心：临江路45号，也是地下党的活动所在。据刘兆丰同志回忆，川东地下党负责同志也曾多次在这里举行会议。——青民社在党领导下参加民主党派，接办和创办《民主报》、“新中国剧社”、“群益出版社”、“文群通讯社”、“适存高商校”、“民建中学”，在民主革命中起过一定作用，被认为是党领导的革命青年组织。

 

    除了上面提到的党的、民盟的、青民社的一些同志外，还有不少盟内、盟外的同志曾为《民主报》尽过心、出过力。如朱蕴山、施复亮、陈铭枢、胡子昂、徐崇林、刘崑水、甘祠森、陈士方、陈新桂、谢公望、吴汉家、张松涛、屈楚、刘盛亚、汪子美、鲜恒、胡作霖、程谦谋、赵友农、王鸿贤、胡正鸾、丁荣灿……等。对在那个严峻、险恶的时刻同战斗、共命运的同志，和给过我们以支持的朋友，《民主报》人都不会忘记。

 

    不能强调个人在《民主报》中的作用，但直接、间接参加和支持过《民主报》工作的每个同志，确都是民主革命中的“有功之臣”。《民主报》的历史应该联系着他们的辛劳，特别是其中一些同志已为革命壮烈捐躯，如：刘国鋕、胡作霖、程谦谋；一些同志已经先后永别我们而去，如：邓初老（民）、鲜特老（生）、叶丁易、吴子良；一些同志在1957年和以后的折腾中委屈而死，如：李康、舒军、刘盛亚。尚存的我们，能不在追忆《民主报》这段往事时，满怀对他们的思念与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