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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是节选，题目为转者所加。）
以“六•一”大逮捕为标志，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对重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和对进步力量的迫害。重庆大学的爱国民主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地下党遵照上级的指示，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为了避免硬拼，重大的学生运动在一个时期内不是开展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等群众斗争，而是更多的着眼于积蓄力量，运用秘密的和一切合法的形式扩大宣传，建立反卖国、独裁和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进行反迫害斗争。
抗战胜利后，在我党的领导下，重大学生就建立了一些进步的社团和壁报社、歌咏队。经过抗暴运动等斗争的锻炼，重大的进步社团和壁报社、歌咏队又有了壮大和发展。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一些进步同学成立了“松光社”，下半年又建立了“柏声社”。同时还建立了海风、松涛、嘉陵江、高声唱、山雨等等歌咏队。为了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地下党建立了沙磁特支，具体领导重大和沙磁区学生的斗争。地下党通过在斗争中建立、发展起来的进步社团，组织进步学生学习，并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进步思想，团结同学。特别是在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成立后，在武装进步同学思想，广泛团结同学等各方面都得到有力加强。重大“六•一”社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由中共沙磁特支书记刘国鋕同志主持，在盘溪中学刘以治（刘国鋕的侄儿）的宿舍里成立的。会上确定由凌春波、李思雅（转者按：应为李诗雅）、曾紫霞、姚炳奎任干事，具体负责重大“六•一”社的领导工作。“六•一”社成立后，一方面秘密发展社员，组织进步骨干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党》等马列主义理论，和秘密传阅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以及油印的《新华社通讯稿》。另一方面又通过进步社团出壁报，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唱进步歌曲，请名人演讲时事，举办文艺晚会，体育比赛，为新同学服务等等活动，广泛团结和教育同学，坚定为民主事业斗争的决心，促使重大的民主力量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提高，成为重庆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和坚强堡垒。在这一时期团结教育同学的活动中，海风等歌咏团和“松光社”、“柏声社”等进步社团相当活跃。“松光社”和“柏声社”的一些骨干，不少都是地下党外围组织“六•一”社的成员。这两个社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同学，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宣传活动，是进步同学进行活动的两个重要据点。一九四八年五月，“松光社”和“柏声社”还联合重大其它进步社团，出色地举行了纪念“五•四”二十九周年的活动。这次纪念活动，举办了从北平、上海、南京等地收集来的学运资料展览，在校园内进行了“五•四”火把游行；在松林坡礼堂举办了盛大的文艺晚会，演出了农作舞、秧歌舞、《黄河大合唱》等节目。事前，进步社团的一些同学还把工作做到了一些有反动政治背景的学生身上，给他们举行茶话会，希望他们支持和参加这一活动。同时还邀请了兄弟院校和一些中学的同学参加，有效地扩大了党和进步力量的影响。
在深入开展理论学习，扎扎实实积聚进步力量的过程中，一九四八年初，英帝国主义指使香港当局镇压九龙人民，引起九龙事件。重大学生和全国学生一样，表示了极大的义愤。民主墙上同学们纷纷贴出文章，抗议香港殖民当局的侵略暴行，声援九龙人民的反抗斗争。在美帝扶植日本重整军备，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贸易协定》的时候，重大学生派出代表到中央工校、川教院、重庆中学、重庆二中等大中学校串联，积极响应开展反美扶日（转者按：反对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活动。……
白色恐怖笼罩着的山城重庆，镇压与反镇压，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护自己垂危的统治，更加强了对国统区学生运动的镇压。七月十九日，蒋介石颁布了《勘乱总动员令》，下令取缔上海学生联合会、昆明学生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在重庆，反动当局宣布撤销重庆“六一事件联合后援会”。同时将镇压的黑手伸进了地下党的力量正在稳步发展、进步力量正在扎实积聚的重庆大学，制造了《夜哨》壁报成员叶孟君失踪的事件。这是在“六•一”大逮捕以后，反动当局镇压学生，引起重大学生起来进行反迫害斗争的又一个回合。
叶孟君是重大教育系学生，一九四六年入学。她入学后，受其堂兄叶振邦（转者按：叶振邦只是叶孟君的好友，因叶孟君事件在成都被捕，在11.27大屠杀中牺牲于渣滓洞）的影响，爱阅读进步书刊，思想活跃，在抗暴运动中表现积极，能靠拢组织。她曾和曾紫霞、况淑华、宋廉嗣、李永藩、谢惠娥等同学一道组织《夜哨》壁报，积极为《夜哨》写稿和参加出版工作。国民党“六•一”大逮捕后，参加了“六•一”事件后援会的活动。以后又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叶孟君在班上经常同反动学生公开辩论，引起了三青团和青年军分子的注意。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叶孟君因天寒回寝室加衣服时，突然失踪。
叶孟君失踪后，学校当局，尤其是重大训导长、三青团重大分团干事长侯风，借询查叶孟君的下落，找中共地下党员、“六•一”社成员宋廉嗣（转者按：此时宋还未入党）进行所谓的“谈话”，又把矛头指向宋廉嗣同志。还派人对宋进行监视，偷偷摸摸的对宋的物品进行搜查。同时还布置了反动学生，将宋廉嗣引骗到沙坪坝警察分所所长家里进行非法审讯，要宋说出叶孟君的去向。宋廉嗣同志将上述情况一一向党组织作了汇报，经地下党沙磁特支慎重研究，决定将宋廉嗣转移他地。并由地下党沙磁特支书记刘国鋕同志安排，十一月十五日将宋转移到上川东大竹县农村参加农运工作。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学生的迫害，宋廉嗣走后，地下党沙磁特支布置进步社团“松光社”，由该社出版的“松光”壁报发出号外，刊登宋廉嗣失踪消息，动员广大进步同学给重大当局施加压力要人。并成立了叶、宋事件寻找委员会，发动全校学生罢课一天，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重大学生的迫害。
在重大学生和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重庆市警察局对此案进行了所谓“侦察”。重大校长张洪沅也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学校重视此事，成立了由训导长侯风负责的调查委员会。国民党反动派根本不可能自己起来揭露自己镇压进步学生的丑恶罪行，警察当局只好发表了毫无实质内容的“侦察报告”来搪塞。
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连续攻克国民党重点设防的城市。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地下党和国统区爱国民主力量进行了更加疯狂地镇压。一九四八年四月，中共重庆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被国民党特务破获，四月六日和四月十七日，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兼学运书记冉益智相继被捕，随即叛变，带着特务四处抓捕共产党人，致使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在这紧急危险的日子里，重大医学院学生、共产党员曾紫霞同志，前往荣昌通知已转移的沙磁特支书记刘国鋕同志进行再转移。由于冉益智的出卖，四月十九日，刘国鋕同志和曾紫霞同志不幸在荣昌同时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刘、曾两同志都拒绝招供，并同监狱里的其他战友一起，积极向敌人进行斗争。尽管冉益智很了解重大地下党的力量和活动情况，由于是单线联系，他并不知道重大地下党员的姓名。反动当局根据叛徒提供的情况，加强了对重大进步学生的侦察工作。七月二十二日，国民党特务用沙坪坝电信局的通知单，将重大地下党员周国良骗出学校，在沙坪坝电信局秘密逮捕。二十三日，特务又用同样的手法在沙坪坝电信局抓捕了重大地下党员凌春波。进步同学刘哲仁在街上得悉重大学生被抓的消息后，立即告诉地下党员李思雅，李及时向继任沙磁特支书记齐亮作了汇报。齐亮同志指示由李思雅负责通知地下党员和已暴露的进步骨干立即转移。从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两天时间，安全撤退了地下党员和“六•一”社的骨干七十二人。地下党沙磁特支委员、重大职员朱明初，接到通知后未能及时转移，于二十日凌晨在他家里被捕。撤退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骨干有的转移到县区的中小学暂时隐蔽，有的转移到农村投入了当地的抗捐、抗粮、抗丁斗争；有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后由党组织领导学习理论，总结前一段时间进行斗争的经验教训。留在学校未暴露的”六•一”社成员和进步同学，密切地注视着反动当局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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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环境里，重大医学院学生况淑华同志（“六•一”社和“民青社”成员，一九四九年入党），还担负着极其危险的与渣滓洞监狱里的同志联系的特殊任务。……一九四七年“六•一”大逮捕期间被抓的重大进步学生张现华就一直被关在渣滓洞监狱。一九四八年四月被逮捕的重大医学院学生、共产党员曾紫霞同志，也被监禁在渣滓洞集中营里。曾紫霞同志被捕后，同领导过学运的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江竹筠同志一起关在渣滓洞女牢房中。在狱中，曾紫霞、黄玉清、李青林等同志协助江姐组织同志们划分小组，有计划地进行学习，安排难友们轮流做清洁，照顾伤病员和生了孩子的同志。狱中缺乏学习资料，江姐和曾、黄三人凭记忆默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两书的主要内容，供大家学习。一九四九年春节，狱中的同志在敌人的岗哨和机枪严密监视下，在监狱的小院坝，举行了别开生面的联欢会，表演秧歌舞，高唱革命歌曲，重大被捕的学生张现华、曾紫霞同志，都积极参加了这一敢于藐视嗜血成性的凶恶敌人的斗争活动。曾紫霞同志发现监狱中年轻的小看守黄茂才可以进行教育分化，便向江姐作了汇报，通过艰苦细微的工作和多次对黄的考验，把姓黄的小看守争取过来了。然后由黄茂才利用外出的机会，把狱中同志所写的信送到重大女生宿舍交给况淑华，再由况淑华同志报告给上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地下党同渣滓洞狱中的同志建立了这一秘密联系后，先后应狱中同志的要求送去了一些革命书籍，同时还送去了一些迫切需要的药品和食品，鼓舞狱中的同志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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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组织对被监禁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战友十分关心，积极开展营救工作。一九四九年九月以前，主要采取分散的个别营救的办法。如重大地下党员曾紫霞同志在狱中一直没有暴露身份，就是通过统战人士的活动在八月份营救出来的。但是这种办法，进度极慢。为了加快步伐，九月以后，研究了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进行劫狱。地下党加强了在国民党监卫部队中的策反工作，为劫狱进行准备。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狱中的同志又通过黄茂才将信送到重大女生宿舍交给况淑华同志。信中叙述了敌特惶惶不可终日的状况，谈到了敌人已经开始分批屠杀狱中的同志，江姐已经牺牲，狱中的同志已作了牺牲的准备，“盼望外面朋友（指党组织）亦设法布置强救。况淑华立即将这封信交给党组织的负责同志。面对这紧急情况，地下党一方面加快集结武装人员的步伐，另一方面又通过重大的一位同学去找她曾经去过中美合作所的亲戚（她的亲戚是靠近中美合作所的一个兵工厂的负责人），了解中美合作所里面的地形和道路情况。十一月二十六日，地下党的一部分党员又在沙磁乐园秘密开会，研究具体的劫狱方案、办法，织极地为武装劫狱进行准备。十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特务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狱中的近三百名共产党人、进步学生、进步人士同时遇难。我校先后被关进白公馆、渣滓洞的五名师生，除曾紫霞、毛晓初两位同志幸免外，重大班代表会副主席张现华，重大校友、地下党员何柏梁，重大物理教授周均时（周是在重庆解放前夕积极从事反蒋斗争活动被捕）等三位同志，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光荣地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过重大学生运动的沙磁特支书记刘国鋕同志、继任书记齐亮同志和《中国学生导报》负责人、指导过重大学生斗争的地下党员陈以文同志，也在“一一•二七”大屠杀中，为共产主义事业壮烈牺牲。他们的碧血洒在歌乐山麓，绚丽的光辉映照在重大校园。是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先烈、革命志士火热的斗争，迎来了山城的黎明。
原文1984年发表于《重庆大学校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