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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个中共地下党员的搜捕，都经过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因为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挣扎和反抗。最突出的是对刘国鋕（即《红岩》中的刘思扬）的搜捕。他是重庆沙磁区负责人，是叛徒刘国定出卖的，是特务们逮捕的重要对象之一。
重庆的学生爱国运动是国民党反动派最伤脑筋的，现在既然能够破坏中共地下党的学运组织，特务们自然如获至宝，想把各学校的地下党员一网打尽，以免他们再鼓动学潮和引导青年学生出走。1947年重庆“六一”大整肃，虽然逮捕了二三百名爱国学生，但未找着什么地下党组织，这次自然是插进血手的最好机会。
提起刘国鋕，他不是一个工人和普通市民，而是四川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三少爷。他当时住在政学系头目张群的红人四川大官僚、后任四川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家中，地点在曾家岩求精中学的里院，有求精中学的学生为之掩护。他大哥刘国錤是何北衡的女婿，又是四川川盐银行驻香港的经理，掌握着四川财阀经济部部长刘航琛的对外贸易，刘航琛大半辈子贪污所得的外汇都攥在他手上。侯门深似海，特务再凶、再恶，也要顾虑三分。过去军统特务和中统特务，乱抓孙科和翁文灏左右的人，都碰过钉子，受到过蒋介石的处分的，我自然不能不慎重。特务去多了，怕引起求精中学学生的骚动，惹出麻烦来，乃派最精干的特务，用单骑直入的办法，以会客为名前往诱捕，抓着绑架就走。我叫渝组组长季缕乘一部吉普车带一个特务一早晨去的，他们一去就会着了刘国鋕。刘见来者不善，借进去拿件衣服为名，跑上楼去告诉何北衡的妻子说，外面有人抓他，乘机就从后门逃走了。何太太尚未起床，闻惊而起，把两个特务臭骂了一顿，说：“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敢到我家里抓人，我家犯了什么法呀？”搞得两个特务狼狈而归，向我报告后，我感到有些恼怒。
我即将经过情形绘形绘声地向重庆警备司令肖毅肃和朱绍良报告了。肖毅肃勃然大怒，说：“这还了得，将何家包围起来搜查，一定要他们交人。”我奉命照办，即派特务将何北衡家层层密密地包围起来。特务们在何家楼上楼下翻箱倒柜，搜出许多进步书籍和《挺进报》，等等。我自己亲往查勘，把刘国鋕的二哥刘国铮、妹妹刘国凤都找到何家。何太太感到不妙，惊惶起来，见着我就说：“我不知刘国鋕是共产党员，他是因亲戚关系住在我家中的。你们向我要人，我向他们刘家要人，我要和他们刘家的人拼命。”闹了一顿。素称精明强干的何太太被特务们吓得魂不附体，直打哆嗦。
不一会儿，何北衡从成都打长途电话到西南长官公署，质问肖毅肃：为什么到他家中抓人？为什么包围他的公馆？语气很重，大摆其官僚架子。暴躁如雷的肖毅肃，一听就冒火了，两个人在电话上顶撞起来。肖要何北衡即时到重庆来抵案。朱绍良也电话告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张群，检举何北衡包庇放纵共产党。同时将执行职务不力的特务扣押了起来。
这样一来，搞得我几面不讨好，狼狈不堪：
（一） 刘国鋕逃跑了，沙磁区学运组织线索断了，未能如愿以偿；
（二） 我执行任务不力，惹起一场风波，在行政上是渎职。朱绍良对何北衡的检举，也涉及到我；
（三） 我是接近张群的人，张群在四川的文武二将何北衡、肖毅肃一闹起来，对我不利。
解铃还须系铃人，问题的中心是如何将刘国鋕抓到。当前是如何把这场风波缓和下来，我即打长途电话告诉何北衡，劝他识相点，在成都不要来的好。我尽量设法把人找到。
何北衡见风头不对，便托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重庆市市长张笃伦、重庆参议会议长胡子昂，向朱绍良、肖毅肃疏解讲情。
这时，在包围封锁何北衡公馆中，虽抓到了进步青年李玉钿、张雯江等四五人，以及何家的家庭教师胡其芬，等等，还派特务去高滩岩民治中学逮捕刘以治，未获，经过多方搜查，结果仍未找着刘国鋕逃跑的踪迹。
正在山穷水尽之际，我布置在重庆银行潜伏的叛徒余永忠来报说，他的上级领导来电话同他联络，叫他某日某时去北碚公园碰面。我即派特务带叛徒余永忠去北碚守候，抓到了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冉益智（即《红岩》中的甫志高）。经过我与陆坚如严刑审讯，冉益智叛变投降了。在被捕的当晚，他出卖了刘国鋕，说刘国鋕与其爱人曾紫霞（即《红岩》中的孙明霞）已逃往荣昌，在刘的妹夫家中藏躲。当晚午夜，我即派特务漆玉麟去荣昌，将刘国鋕、曾紫霞逮捕，解到二处，分别囚禁于白公馆和渣滓洞。
刘国鋕当晚被解到二处，我与叶翔之、颜齐三人对他进行了审讯。他态度非常强硬，也将他绑上老虎凳。他就骂：“你们这搞的什么名堂？”我见他太凶，打过他两个耳光，并说：“你的上级将你出卖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是资产阶级，有万贯家财的三少爷，搞什么共产党啊？你的皮肉嫩，怕吃不了这个苦吧？”重庆站站长颜齐，是从他一个泸县同乡那里知道他的家庭情况的，也劝了他一番。他坚决不屈，表示他决不当叛徒，我就未追逼下去，准备慢慢进行软化。
曾紫霞是重大医学院的女生，1947年10月曾在重庆大学掩护宋廉嗣出走。她以“六一社”名义进行活动，在特务机关是早有材料的。
抓到刘国鋕以后，反动头目们内讧消失，酬酢往来和好如初。我也如释重负。刘的家属怕我杀他，尽力奔走营救。经济部部长刘航琛移樽就教，登门拜访，来我家同我交朋友。言谈中，希望我保全刘国鋕的生命，并示意，只要我同意这样，在他所开设的川康银行和川盐银行可随便透支用款（无偿的信贷）。何北衡也托我的妻舅、重庆市市长张笃伦向我关说。并托军统特务头子曾晴初和皮世修，在二处内部奔走活动。
接着，刘国鋕的大哥刘国錤，也从香港赶回重庆，设法营救，送了我一只名贵的手表，在何北衡家中宴请了我和二处的刽子手们。刘国錤要求同他兄弟见一面，我想利用他哥哥来劝降，便答应他只要刘国鋕交出组织，登报声明叛党，即可释放，并可以到美国去看看。他兄弟俩在我办公室见的面。刘国錤用他的家庭的企望、关怀来影响刘国鋕，促其悔悟，并说他在广州每天都看见有成批成批的共产党人被杀掉，以示警告。刘国鋕毫不动摇，只要求他哥哥将他家人的照片寄给他，还要了一点药品，仍回到了被关押的白公馆。
此后，他二哥刘国铮，逢年过节不断送点香烟、水果之类的礼品向我行贿。但我始终未向川康银行和川盐银行支用一个钱，他们也未送金条子给我。
1949年3、4月间，国共和谈之时，刘航琛、何北衡给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写了一封信，要求保释刘国鋕，叫他到香港去。张群将原信批交给我核办，意思是只要我同意释放就可以。与此同时，何北衡也偕同曾睛初到我家中来说情，我以刘国鋕毫无转变之义为词，推托了，没有同意他们保释。对张群的批示，我也未答复，只释放了曾紫霞一个人。
本来释放刘国鋕，在我当时的反动职权上不算什么问题，只是由于我的反动思想作祟，反动政治成见太重：第一、刘国鋕是四川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子弟，对他也为共产党闹革命，大惑不解；第二、我有心给刘航琛卖个人情，但我讨厌何北衡，对他的装腔作势，两面吃糖，有极大的抵触。因这两个思想矛盾，我虽受了贿，始终未同意释放刘国鋕。于11月将他秘密杀害。
“一一·二七”清监之时，我曾告诉刽子手们释放罗广斌、李承林、韩子重等人，但从未指示放走刘国鋕。这说明我对进步人士的仇恨和狠毒。
原文1997年发表于群众出版社《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