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农历2月29日（公历4月7日）刘国鋕出生在四川泸州东门口城垣街万顺行刘家。
刘家原籍江西省吉安府太和县千秋乡。清朝初年，刘家的祖先来四川谋生，在泸县定居。后来开办粮油行万顺行，日渐发迹，生意越做越大，获利甚丰，年年买田置业，发展为三大房：大财门、新财门和东门口。
三大房中，大财门是两代单传，人丁不旺；新财门人丁虽旺，但思想比较保守，变化不大；惟独东门口这户由于户主刘振圻是士绅阶级的领袖，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不仅人丁兴旺，而且富有开拓精神，变化最大。
东门口也是三大房，按照大排行，长房刘振圻，号玉京，排行老二；二房振基行五；三房振培行七。长房刘振圻（玉京）是我的祖父，考中过秀才，思想比较开明，长年订阅《申报》、《东方杂志》和《家庭周刊》等报刊，办过学校，经营过书局，曾任泸州商会总理、川汉铁路董事，1911年保路运动时任泸州保路同志会会长，民国元年曾任泸州都督府实业部长。记得我刚进小学的时候，看到祖父坐在躺椅上戴着眼镜看《申报》，密密麻麻全是字，还有照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又不敢问。有一天，我看见父亲也在看，就问他，这是什么？他很不耐烦地说，“你不懂！”也不作任何解释。不久，国鋕七叔领我去图书馆，我也开始读报了。
我祖父日趋维新的思想，已不满足于买田置业，又兼营工商和能源、运输等行业，以致号称全县首富。东门口刘府极盛时期有田地四千多亩，地跨泸州、纳溪、隆昌三县；几十家街房；还拥有盐号永边公司、川瓷公司、济和发电厂、德和祥绸缎庄以及轮船公司的巨额股本。
我十多岁时，曾陪同我祖父去德和祥绸缎庄开过一次股东会，第一次听说股东除分红之外还要拿股息。午饭是一顿丰盛的宴席。我祖父是士绅阶级的头面人物，十几位股东中没有一人能同他平起平坐，结果只好安排我和我祖父两人一起坐上席。吃完饭，还叫学徒到仓库里为我在布头子上撕下十几张彩色画给我带回家。但是，这些工商产业除发电厂和绸缎庄之外，大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在军阀混战时期，横征暴敛扼杀生机，比如轮船公司，没完没了地打兵差，就逼得你倾家荡产。
二房五公名振基，善于经商，办过钱庄，发过庄票，信誉很好，挣了不少私房钱，用来买田地、买街房。歇业后还有人愿出巨资收购他所发行的庄票，他怕日后出事没有同意，全部销毁。他膝下无儿无女，后来从长房过继个儿子八爸国铎（警聋），从三房过继个女儿碧大姑国瑞（国鋕的大姐）来继承产业。
三房七公名振培号笃初，是鋕叔的父亲。一生主要办公益事业，出任过济和发电厂董事长，主持过平民教养工场，主管过收容孤老的“体仁堂”。杨森任四川督理时，曾在公署任军需正（中校衔），管理金库。据说，刘笃初曾将他经手的公款数千元银元放在家中保管，他去世后，银元竟不知去向，家里为此闹了场纠纷，最后不得不卖掉几十亩土地来偿还。这事开万顺行刘家一百多年来不买地反而卖地的先例，因此受到族长们的非议。
七公下面还有三个妹妹，五妹嫁到本地书版商杨家，七妹就是我的外祖母，嫁到大滩头大地主杨家，她的独生女杨淑媛就是我的母亲。杨家是乡下大地主，庄园甚大，有三重门，围墙内种有各种果树，有房屋一百余间。抗战时期，我的外祖父已去世，留下一个姨太太和一个儿子。家境破落，把大庄园变卖了。抗战时期，泸县女子中学疏散下乡，就租用这个庄园，鋕叔的七妹国湘就在那里上过学。能容纳几百名师生，其房屋规模之大，可想而知。九妹的丈夫姓夏，结婚前就去世了，她执意要过门守节，谁劝说都不听。
万顺行刘家，勤俭持家，待人宽厚，乐善好施，在当地口碑颇佳。国鋕的祖父刘世杰管家时立下三条规矩：对佃户一不准加租，二不准加稳（保证金），每年请佃户吃春酒时必须办海参席，说是因为他们一年辛苦到头。刘府所收的稳金是一吊一吊的铜钱，全堆在楼顶上，还分别插上标签，说明是哪一家佃户交的，到退佃时原封退还，不许动用。每年春节，佃户每户家长来吃春酒时都是送一斤白糖。他们穿上又粗又厚的蓝色家机布（自己织的）长衫，头上包块白布，有的还领着孙儿（没有领孙女的），高高兴兴地到地主家里来吃海参席。吃完饭就说租，交不出那么多实物的就折价分期付款。刘家每年都要为慈善事业花一大笔钱，每年十冬腊月，都要拿出几石米来对穷人发放“米飞子”，凭票可以得到一升糙米（4斤）。旧社会穷人太多，不敢公开发放，只能在街头巷尾，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或残疾人，匆匆忙忙塞一张给他或她，马上离开，否则，穷人一涌而上，局面就不可收拾。另外还施钱飞子（钱票子），送棉衣，甚至还施药、施棺材。刘世杰去世后，撕孝衣一千多件，由于来祭奠的人太多，单是佃户就一百多家，灵堂容不下，结果，开吊都开两天，也算破天荒。
刘家待人宽厚，女仆中不乏在刘府干一辈子，生养死葬的人。八爸刘警聋家的张大娘，做一手好菜，爆鸭子、火爆腰花、连皮肚头等等，堪称一绝，超过一般饭馆的水平；她泡的咸菜色、味、香俱佳，但每天必须喝大曲酒二两，一般人家供养不起。她在八爸家就一直干到去世。鋕叔的奶妈陈二娘，也是在七婆家干一辈子，不能干了还在刘家养老，解放初听到鋕叔牺牲的消息，她悲痛欲绝，老泪纵横。
当时，泸州的所谓“四大家族”是高家的“顶子”（三弟兄两个进士、一个翰林），刘家的租子（田地），邹家的银子，宏道堂杨家的书版子。除邹家是邻居之外，高家和杨家都是刘家的亲戚。与泸州邻近的县城如荣昌的望族郭家、江安的书香门第冯家，同刘府都有亲上加亲的关系。
我们的这个家，比巴金所写的那个“家”还要更加庞大，更加复杂，也更加千奇百怪，更具有封建地主大家庭的典型性。大三房、小三房；新财门、大财门、东门口、泽源站。一共十几户，百多号人。其他几房都是单传，人丁不旺，只有新财门和东门口这两房人口兴旺。而且正好代表地主家庭的两种类型。
鋕叔的大伯父也就是我的祖父，人称“二老太爷”，是东门口的族长，也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士绅阶级的领袖。他以泸州商会总理的身份任川汉铁路的董事，是泸州保路同志会的会长。谈起当时用“水电报”（木板上写字，放入河里顺江而下传递信息）与清政府进行斗争时，仍神采飞扬。他曾出高薪聘请英文教师“梁英文”到家里教大儿子的英文，又亲自送大儿子到上海，要他去日本留学。可惜大儿子不争气，英文没学通，日本留学他也不愿去，就这样在家里长期养病，一事无成。
新财门的族长是“六老太爷”。他是个典型的封建遗老，虽然他连个秀才都不是。他思想十分保守，蔑视新学，主张读四书五经。不过,他作为旧礼教的维护者也有其过人之处。他的生活态度是严肃的，决不挂羊头卖狗肉。他深居简出，在家读古书，以琴棋书画为乐，除了抽旱烟，喝绍兴酒之外，没有任何嗜好。他身材高大魁梧，右手大拇指上戴了个玉扳指（古时射箭钩弦之用），说话文绉绉的，写一笔好颜体。他常帮人家写墓碑，不用纸，直接写在碑石上。他洁身自好，没有一般纨绔子弟的恶习，不酗酒、不赌钱、不嫖娼、不纳妾、不玩戏子、不抽大烟。40多岁就丧偶，一直没有续弦，他的大女儿（会弹古琴）为了侍候他终身未嫁。
当然，在封建大家庭中也有一些可造之材，可惜很多人都不务正业，被遗产害了。
我大伯的小儿子以信，我叫他五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乒乓球、篮球、网球都打得很好。上世纪30年代，四川才开始有自行车，我们家一共有三辆自行车，两男一女，其中有一辆男式是花一百块银元买的荷兰生产的自行车，全链盒、电喇叭，车灯是自动发电，六七十年后的今天也没太大改变。五哥骑上这辆高质量的自行车，可以玩各种花样，简直像玩杂技。他还会做菜，善交际，三流九教，从特务头子罗国熙到名坤角无所不包。口琴吹得极好，而且会表演，极具幽默感，模仿那些著名艺人的表演惟妙惟肖，让大家乐不可支。鋕叔也喜欢听他吹牛、讲故事，常常被他逗乐得开怀大笑。他抱给未结婚就去世的十一爸，独自一人继承一份遗产，不肯好好念书，中学毕业后就成天吃喝玩乐。有一次，他写了个独幕剧，他在把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比作“野兽”时，有句台词是：“这野兽不是人！”我说：“野兽当然不是人，这不成了废话吗？”把鋕叔乐得忍俊不禁。
我的胞兄以濂1919年生，比我大两岁，是我父母的长子，大排行第七，他生性老实，不善言辞，也不会讨好长辈，大家都叫他“老憨哥”。他学习比较刻苦，但成绩仅有中等水平。1937年冬，父亲带着我们两弟兄去成都考高中，当时成都有名的中学，所谓“成”（成都中学）、“华”（华阳县中）、“联”（联合中学），我们一个都没考上。后来，父亲通过各种关系，要我们去投考教会学校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总算被录取了。哥哥以濂后来又转到建国中学，跟鋕叔同学。听鋕叔告诉我，说我哥哥太老实，在球场上玩“逗猪”（数人互相传球，让一人去抢）游戏时，好半天都抢不到球。高中毕业后，以濂一连两年没考上大学。工作也难找，想结婚又找不到对象，以致抑郁成疾，终于患上精神病。他是被封建大家庭“吃”掉的牺牲品！1942年10月4日，鋕叔在写给国凤三姑的信上大声疾呼，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可是他们七哥却疯了，真想不到，刘家出了疯子，而且是一个青年，高中毕业的青年！这是谁的罪过呢？谁的罪过呢？！” 一言九鼎。鋕叔有时只说了短短一句话，却真是言简意赅，发人深思。
国鋕的侄子以炯（大排行他行十，我行十一）思想比较保守，对国民党存有幻想，对鋕叔的左倾思想颇不以为然，认为是中了共产党的“毒”，因而同他相当疏远。高中毕业后，他轻信国民党的宣传，说“远征军”到了印度可以参观异国风光，可以享受学习英语的方便条件，就参加了“远征军”。鋕叔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气愤，说“刘十怎么这么糊涂？抗战的困难局面产生的根源不在军事，而在政治，他去当‘远征军’对抗战有什么屁用？不过他的这种爱国的精神和勇气可嘉！”果然，以炯去印度还没呆上一年，1945年春，我们在陆良县中时，他就从印度逃跑回来了，特地到陆良来看望我们。据他说，他们受骗上当了，实际情况跟国民党的宣传毫无相似之处。“远征军”的营地远离城镇，用铁丝网圈了十平方公里，不准越雷池一步。什么参观异国风光、方便学习英语，都是骗人的鬼话！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艰苦的军事训练使他们过着劳改营般的生活，许多青年由失望而绝望，以致精神崩溃，有人服美国防蚊药水自杀，有人用铁锨切腹自杀，更多的人是开小差逃跑。以炯后来考上金陵大学，还不到40岁就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
曾任四川省财政厅长，后来又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的刘航琛，同刘府原来并非本家，是他父亲刘子修同刘玉京联宗而成为本家的，国鋕叫他二哥。刘航琛家同刘家三代人关系密切，影响深远。
刘航琛家原籍湖南宝庆府邵阳县，清初以清廷命迁川，先在永川，后定居泸州。正是张献忠在四川实行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之后，湖广填四川时的新移民。原先是小地主，后来经营药店和酒厂。刘航琛家世代信奉天主教，已有三百余年。刘子修的父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泸州天主教真元堂看了几十年的门。退休时，法国神父考虑到他勤勤恳恳为教会服务了几十年，有意要拉他一把，改变他的命运，就给了他几百两银子, 并传授他酿造香花酒（用茉莉花作原料）的秘方（这一秘方至今尚保存在台湾刘府）。 他同儿子刘子修开办酒厂爱人堂，香花酒异军突起，销路极佳。刘子修从此发迹，跻身士绅之林。他供儿子刘航琛去北京学习八年，终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他与刘玉京交谊颇深，经济上可通有无, 以致联宗成为本家。刘子修思想开明，头脑清醒，极力劝说刘玉京不能满足于守住家业，而要培养儿女念书，到外地甚至外国去深造。不求发展，坐食山空，家业是保不住的。刘玉京后来重金聘请“梁英文”在家教大儿子学英文，后来又送他去上海，准备去日本留学，都是受了刘子修的影响。
我们刘家同刘航琛家既是世交，又是联宗的本家，所以，刘航琛飞黄腾达当了四川省财政厅长，后来又当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对刘家是有求必应，帮了不少忙的。可惜，国鋕的那些堂兄和侄子去求助于刘航琛的大都不争气，甚至表现恶劣，刘航琛对他们已逐渐失去信心。因此，抗战时期，当国鋕的五哥国錤通过他的三姐国凤去找刘二姐（刘航琛唯一的胞姐，终身未嫁），求刘航琛帮忙找工作时，刘二姐已表示不愿帮忙了。后来经诸多亲友的积极推荐，说刘国錤是读过高中的年轻有为的青年，洁身自好，发奋向上，跟他的那些满身纨绔气的族内兄弟、侄子们都大不一样。于是，刘航琛才同意试用。
国鋕的五哥国錤，在泸县中学读书时，因闹学潮被校方开除。后来接受九姑母的资助去杭州念高中。过门守寡的九姑奶奶后来又突然变卦，断绝接济，害得这个中学生远离家乡，生活无着，差点儿跳西湖自杀。正如鋕叔生前常说的，封建大家庭出身的人，能积极上进的大都是遭受过苦难的。这虽不能说是规律，至少是大量存在的事实。国錤自幼失去母爱，未成年父亲即去世，家境随之日益衰落。国錤聪明、能干，对人热情慷慨，助人为乐，善于交际。在川盐银行由行员而襄理、而经理，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很快就取得刘航琛的赏识和信任，成为他的亲信和红人。
刘航琛有两儿一女，1940年7月，日本飞机空袭中用机枪扫射重庆北碚时，大儿子晚成在复旦大学宿舍中弹身亡。大女儿婉容同泸州“四大家族”中的高家高公鲁结婚，在美国定居，现已去世。刘航琛的小儿子也定居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