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鋕叔从小就学习成绩突出，在小学和中学都一再跳班，因此1936年他十五岁时就考上了成都有名的私立建国中学普9班读高中。这三年，是他一生转折的开始，是他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启蒙教育，走上觉醒的年月。
鋕叔到成都念高中后，我同他还保持通信联系。那个时期由于家庭经济境况窘迫，他在成都的生活也相当拮据。记得他在一封回信上说，很久没给我写信，一来是由于功课忙，二来是缺少邮费。因此，我特地给他寄去八张五分钱的邮票，可以寄八次信。鋕叔对此颇为感动，因为他知道我父亲是个十分吝啬的人，这四毛钱来之不易。他为此特地回我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成都的风土人情。他介绍了成都的地理环境，位于川西平原，土地肥沃，有都江堰的灌溉，保证每年能收三季。成都形状像个乌龟，因此又称龟城，穿城九里三分。街道布局成棋盘格，比较整齐，不容易迷路。一年多之后，我同哥哥以濂到成都华西协中学习时，发现鋕叔对成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不仅对市区的街道熟悉，对那些名胜古迹也很熟悉，甚至对那些大庙宇的内部也了如指掌。这使我们十分佩服。记得有一次去参观一处庙宇时，他领着我们到处乱穿，他说，越是写着“游人止步”的地方，你越要闯进去看看，那里面肯定有玩艺儿。我们从小就脸皮薄、胆子小，他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叛逆精神，使我们深感自愧不如。
鋕叔对他的封建大家庭的评价，从他写给他五姐国蕙的长信中可以得到比较全面的了解。他在信中写道：
“这个‘家’是在旧社会垂死的身躯上的一个烂疮，它具有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溃烂性的毒质。”“它已经完全是一块浓血和腐肉。”他满腔热情地把希望寄托在新社会的产生上：“我们要得到完全的幸福，只有让新的产生，让旧的死亡。”“没有对旧事物憎恨的热情，也就没有对新事物爱的热情，也就没有顽强奋斗的勇气。”他十分明确地认识到，要新社会产生必须奋斗，必须改造自己。“要变成抗毒体，先得把自身遗传得到的和从人传染来的毒质除去，把自私、虚荣、狭隘、胆小、无恒心、无毅力等短处除去，把原有的人性（同情、正义感、勇敢、努力……）发挥，同时增加抗毒的能力。”
鋕叔在读高中时就断言，经历了二百多年人兴财旺的万顺行刘家，必将迅速破落，即使子孙中出现个中央银行行长也无济于事。他还深有体会地对我们这些侄儿侄女们谈到，凡是富有同情心，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大都是在生活中经历过苦难的，这虽不能作为规律，但的确是大量存在的事实。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陷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目”。鋕叔从小就具有独立思考善于作出判断的预见能力。他的二伯父、五伯父（由长房的一个儿子和幺房的一个女儿继承）和他的继母大三房分家前夕，他就断言，分家后长房必然会大兴土木，把住房改造一番。结果，他推断得完全正确。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和团体都在争夺青年一代，只凭一股抗日救亡的的热情，误入歧途，受骗上当的知识青年成千上万。一般工人农民大都是先参加革命实践再学习革命理论，而知识分子则往往是先学习革命理论，再参加革命实践。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全民抗战，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时期，车耀先等共产党人在成都十分活跃，办《大声周刊》宣传全民抗战，到处发表演说“保卫大武汉”！鋕叔在建国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这大大地开扩了他的视野，他极其兴奋地发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1938年春，我和哥哥以濂考上了华西协合高级中学。华西大学和华西协中都是教会学校，校园特别宽敞，校舍也比较现代化，当时学校对外开放，华西坝成为成都近郊的旅游胜地。建国中学在城内，因此，每到节假日，鋕叔常去华西坝找我们玩。他第一次接触到马列主义，心高气昂、眉飞色舞地对我们大谈其心得体会，启发引导我们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米丁的《新哲学大纲》，列昂节夫的《 政治经济学讲话》，就是当时广大知识青年共同的启蒙读物。在他的启发引导下，我和以濂也开始阅读《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讲话》等书，我们同寝室的两位同学也受到影响，也开始阅读这些书籍。真理是朴素的，也是最富有感染力的。
鋕叔一再宣称他认为中国近代史上有四位最杰出的人物：孙中山、蔡元培、鲁迅和毛泽东。蔡元培的历史功绩，可用美国哲学家杜威的评价来概括“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显然，这四个伟人是他所熟悉、所崇拜的对象，他们的著作都哺育过他，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他非常欣赏瞿秋白评价鲁迅的一句话，比喻他是希腊神话中的莱谟斯，是吃野狼奶长大的孩子，富有叛逆性，而且以此自勉。他还经常以十分鄙夷的口吻批评那些宣传改良主义的书刊是“教人宁肯饿死也别造反”！
然而，他所具有的主要是书本知识，还缺少实践的锻炼，因而难免犯知识分子的通病：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他虽然试图用马列主义理论去分析家庭和社会，也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些活动，但是，他那时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从理性、思想、主观意志等方面去认识、分析问题的成分较多，而对斗争的实际理解得太少；他渴求真理、立志救国救民、希望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但他还不懂得怎样才能救国救民、怎样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他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没有足够的认识，尤其是还不能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由于这些原因，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发生过两件他终生难忘的憾事。
第一件事。 抗战初期，正当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当时成都跟其他许多大城市一样，有成批的青年、学生，为了抗日救亡，纷纷奔赴延安，他当时所在的建国中学就有同学去延安。鋕叔当时曾对我一再谈起，中国共产党同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不一样，它拥有自己的军队，使人有与众不同的感觉。可是，当时鋕叔自认为是有头脑、不带偏见的人，对中国共产党也不佩服，因而他评论说：“走旧路的老实人为了救国，只敢去进国民党的军校；聪明、勇敢的活动分子为了救国才敢跑陕北。”在他看来这两条路都不能救中国，他说，“我正在思考怎样才能救中国。”他试图独立思考，探索出一条能救中国的道路而没有去延安。
作为还不满二十岁的高中学生，鋕叔由于独立思考而对共产党产生疑惑和迷惘，这也是很正常的。但当他深切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的确是真理的时候，他就满腔热情地、全心全意地、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去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这正是中国千百万优秀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
第二件事。当时在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中，车耀先是十分活跃、威信很高的领导人之一。他到各个学校发表演说，呼吁“保卫大武汉！”鋕叔虽然满腔热情地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但不理解在复杂的斗争中维护领导人威信的重要性以及领导者的重要作用，还不懂得理论如何结合实际。他为自己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能背诵其中的一些名句而感到很了不起。当他听到别人赞扬车耀先时，他不服气，竟然说：“车耀先有什么了不起？他肯定不懂外文，没有啃过《资本论》，理论水平高不了！”由于他脱离实际，锋芒毕露，又不考虑影响，同他一个班的地下党员感到不易对他进行帮助。这样以来，他又失去了接近党、受党的教育的机会。
当他成为职业革命者之后，他不止一次地以他这段亲身经历来启发、教育其他同志。他为自己的脱离实际、狂妄无知深感可笑；他为自己失掉接近党和到延安的机会而十分后悔；他为曾轻视抗日救亡的领导人而颇为自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