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鋕叔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当时最有名的由北大、清华、南开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高考之后，他估计可能被武汉大学录取，没想到能考上西南联大，这使他喜出望外。他认为政治有些空洞，就报考经济系，认为会计、统计这些技术性的东西终归是有用的。由于生病他休学了一年，1940年才到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上学。在分校时，鋕叔与同年级、同寝室的法律系学生罗长有（罗永光），和外文系学生袁成源（袁用之）三人十分要好，他们一块儿散步、聊天、打桥牌，议论国家大事，讨论抗日战争的前途，并参加各种活动，组成学习小组，政治上无话不谈。
西南联大对学生的言论和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不干预的，开学不久，学校里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壁报，鋕叔和袁成源、陈柏松、许芥昱等人创办的综合性壁报《山泉》，是当时最活跃的壁报之一。同时他们与有进步倾向的《流火》壁报社关系密切，成为《流火》与四川籍同学沟通的桥梁。
鋕叔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把精力倾注在关心抗战的时局上，他除了每天阅读大量报刊外，还利用同乡、同学，上层、下层的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抗日战争的情况、各方面的动态以及各阶层的反映；他详细地记录各种情况、数字并绘制战局形势图，表明解放区正在不断扩大；他以事实为根据，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凭借他丰富的历史、地理、经济等方面的知识，认真去分析国内外的重大事件以及各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当他认识到美、英帝国主义的矛盾，英、美怕日本和德国相勾结而可能牺牲中国，同日本妥协时，他急呼：“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只有坚持抗战才能自力更生！”当他了解到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正在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西的抗日军队时，他义愤填膺，呼吁“反对内战，抗战到底！”他为共产党不计国民党十年围剿的深仇大恨，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而真诚同国民党合作，而万分激动。他为国民党军队在日寇的铁蹄下节节败退，丢失大片河山而痛心疾首；他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在国民党的围剿、日寇的进攻之下垮下去，反而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而欢欣鼓舞。他终于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救星。他决心走革命的道路。他深刻理解要革命就必须参加中国共产党。他认为真理是具体的，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就是真理的化身；他信仰中国共产党，不是宗教式的迷信，他具有独立的见解，他是从感情和理智的交错认识过程中逐步形成他的坚定信仰的。
1941年3月19日，鋕叔在给我的一封长信中阐述了他的真理观。他写道：“……现在的真理，还不是绝对的真理，就其本质上（而言）它还包含有错误，不过受着时代性的限制，人类还不知道，它也不能显现。所以我们就是对真理，也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学习它、发展它，逐渐发现其错误、克服其错误，使其达到更高的阶段，更接近绝对的真理。如果不采取批判的态度，宗教徒式的信仰，则真理的错误不会被发现，也不可能被克服，终于成为非真理。宗教徒式的信徒，真理是不要求的。”“对事物的信仰，尤其要取批判的态度。未经理智的批判而盲目的信仰，是感情的迷信。……必须是经过理智的批判而得到的信仰，才是坚定不移的信仰。”“真理需要的是人的理解，而不是人的信仰；而真实的理解，自然会产生信仰的。二者的程度的关系是成正比的，而理解是主变因素。”
鋕叔对党的热爱、信仰和拥护与对真理的热爱、信仰紧密相联，从而使他的信仰十分坚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毫不动摇。
曾紫霞虽然历尽千辛万苦，进行了几年的调查研究，可是，有一个重大问题她始终没有查清，在1983年出版的《刘国鋕》一书中她只得注明：“关于刘国鋕同志入党问题，现在还没有查清刘国鋕何时何地由何人介绍入党。”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圆满解决：刘国鋕1941年在四川叙永西南联大分校学习时入党，介绍人是徐京华。
1986年7月，鋕叔西南联大的女同学许冀闽，主动到六叔国铮那儿去说明这个问题。许冀闽与鋕叔在叙永分校同年级，但不同系。许冀闽收到徐京华寄去的一本曾紫霞1983年所写的《刘国鋕》。徐京华1937年入党，刘国鋕1941年入党，许冀闽说她当时参加的是外围组织。徐京华对许冀闽说：“我就是刘国鋕的入党介绍人，往哪儿去找？”
1986年8月末，徐京华从丹麦回国路过北京时，国铮六叔又在许冀闽家里会到他，详细询问了关于鋕叔入党的情况。卢沟桥事变前后，徐京华在北京上中学，1937年16岁就入党，跑交通。1940年在四川叙永县西南联大分校念书时，发现刘国鋕表现不错，并知其家境甚裕。当时认为家境富裕者，政治上更可靠，组织上也是这样指示的（这与后来的极左的组织路线好刚好相反），因此介绍了国鋕入党。当时的党支部一共4人：书记徐树仁（徐干），解放后在陕西机械学院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他发展了两人，一为袁月如，一为胡方铭（胡文新），系胡乔木之妹；徐曰琮（徐欣堂），解放后在新华社工作；黄伯申，解放后在广州市统计局工作；徐京华，解放后上海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他发展了刘国鋕。
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竟然用逮捕、监禁、屠杀等手段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日救亡运动跌入非常消沉的低潮中。这时候，联大的党组织执行紧急疏散的决定而纷纷离去，同时大批党员紧急疏散。吴显钺1950年所写的《我所了解的刘国鋕烈士》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国鋕是1940年入党的（应为1941年），但时间不久，国民党投降派就发动了江南新四军事变，同时在大后方，残酷地杀戮和破坏爱国的救亡运动，使抗日高潮跌入非常消沉的低潮中。叙永分校的进步同学和党的领导人，没有及时地认清当时的环境，没有正确地了解党的策略，在作风上转变不过来，所以行动上表现得过左的突出。据说是因此就受到停止党的活动的处分，在负责人疏散之后，国鋕就开始失掉了与组织的联系。”
鋕叔事后曾对我感叹道，当时他从正规军一下子变成了散兵游勇，真有点手足无措。
1941年8月，联大叙永分校结束，学生们迁回昆明本校。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非常艰苦，学生们住的是茅草棚，睡的是双层床，自己从水井里打水来洗脸、漱口、解渴，一天三顿吃不饱，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然而，学校的师资却是第一流的，所招收的学生也是相当优秀的。由于龙云只同意在昆明驻防一个宪兵团，不让蒋介石的任何部队进入云南，中央和地方势力的矛盾，正好为进步和民主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特殊政治环境中，当时的西南联大成为民主的摇篮和堡垒，在国统区的青运和学运中发挥了带头作用。
1941年初，皖南事变震动全国，国内形势空前严峻。为了避免遭受更加严重的破坏，上级要求鋕叔他们的活动尽量隐蔽不作横的联系。联大叙永分校迁到昆明后，徐京华的上级联系人陈家康（解放后曾任驻阿联酋大使）指示，要他们停止一切公开活动。鋕叔和袁成源等人组织读书会，搞了一些活动。徐京华按上级指示予以制止，袁批评徐右倾保守，他们当时还辩论了一通。
那时，鋕叔和罗长有、袁成源三人都已是共产党员，又都同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但他们三人之间没有公开和直接谈过自己是否党员。在当时情况下，他们都为不知如何开展活动而感到苦闷，不约而同地议论起失掉组织联系后怎样去找党、求得党的指示的问题。经过多次商议，鋕叔自告奋勇地表示他愿意出面承担这一重任，因为他家境较富裕，路费不成问题，而且他在重庆有些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
1942年暑假，叔鋕从昆明回到泸州，问我他想去重庆《新华日报》联系，谁能当Bridge（牵线搭桥）。我介绍他去找当时在重庆《国民公报》任编辑的亲戚冯克熙（解放后任民盟中央委员，重庆市人大副主任）。冯克熙是我大伯妈的侄孙，自幼好学，少年老成，颇有修养。他活动能力强，交游甚广，同曹禺、巴金、郭沫若等都有来往。鋕叔对冯克熙的第一印象非常好，来信告诉我，说他虽然很年轻（二十岁刚出头）却全身没有一根毫毛带“恍”像（四川话：粗枝大叶、吊儿郎当）。冯克熙介绍鋕叔去报社，见到了《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鋕叔向他反映了西南联大的情况以及他们迫切需要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的要求。章汉夫将鋕叔介绍给南方局负责青运的刘光，从此，他就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1947年3月，八路军办事处、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封闭并被强迫撤回延安后，才断了联系。据说，当时刘光等人同鋕叔一再握手，对鋕叔他们在西南联大的工作表示赞赏。领导他最久的是刘光，先后还有朱语今、张佛翔、周知和何其芳。鋕叔对刘光评价很高，说他身材魁梧、壮实，不仅外形像个工人，而且言谈举止也像个工人，即使在工人圈子里也不会突出地显露出知识分子的书生气。
我1943年开始为《新华日报》写、译稿子，并同编辑部建立联系，而且迫切希望能到《新华日报》工作。1944年，鋕叔要求报社为他介绍泸州的同志时，报社向他介绍刘以治，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叔侄关系。
从1942年到1944年，鋕叔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几乎每个学期都要到重庆去一次，向南方局汇报有关情况和带回党的指示。当时有的文件不准抄写，更不许带走，刘光要鋕叔背熟后回去传达。鋕叔的惊人记忆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作用，使同志们十分佩服。当然，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个记忆力的问题，更深层的原因是鋕叔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深刻理解。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南方局的指示就是通过这样一些渠道及时传达到西南联大的进步学生、进步组织之中的。第 1 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