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传记为未刊稿，由刘以治先生授权本站刊登，严禁转载
1944年，南方局号召大后方的革命青年到敌后去，到农村去。当时云南的一些地区已有同志去开辟据点。地处云、桂、黔三省交通要道，民族杂居的陆良县，民主力量却十分薄弱，没有人去开展工作。当时在陆良任县长的熊从周，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一直没有暴露身份。1927年他就在陆良当过县长，也是昆明的第一任市长，熊从周在云南作了30多年县长，“廉洁爱民，两袖清风”，深受老百姓的拥戴，是有名的民主县长，人称“熊青天”。熊老先生本来早已离职回乡，抗战时因陆良是战略要地，云南省主席龙云亲自到玉溪去请他第二次出任陆良县长。熊老将其孙儿熊复来（熊翔）带去陆良同住。熊复来同冯宝麐早就熟悉，他受祖父委托物色进步教师去陆良办学（当时没有人知道熊老县长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熊复来找到冯宝麐，冯通过董大成（董易）向组织汇报，又同袁成源、刘国鋕商议后，决定由鋕叔带一批人去陆良。为此，鋕叔特地从昆明到了重庆，向南方局作了汇报，南方局同意他到陆良去开展工作。
鋕叔大学毕业时，五叔国錤已为他准备好一笔美金，要他考自费留美。鋕叔不同意出国，他一再表示，在当时抗日救亡的紧急关头，跑到外国去读书，就是逃避现实。五叔只好通过刘航琛在当时负责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处为他谋得一个美差。没想到鋕叔仍不肯屈从，却执意要去到当时穷的连电灯都没有的陆良县教书。这事在刘府和亲友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他们认为一个西南联大这样的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经济的大学生，不肯到陪都的中央机关去当官，却要像“充军”一样去云南的一个小县城教中学，这简直是荒唐、怪诞，令人难以理解!
陆良中学的工作由鋕叔、熊复来、董大成三人负责。鋕叔他们在熊老县长的支持下，进行了艰苦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进入陆良中学后，首先组织队伍，先把进步青年方为表、秦光荣等同志安排进校工作。接着又陆续安排了一些组织上派来的进步青年，余斯炎、廖克平、杨知勇、郑道津、邓艾民、曹淼、马凌云和黄知廉等同志都先后在这里工作过。国鋕自己的两个侄子（我和以焕）也从四川泸州到了陆良，我去教书，以焕去读书。南方局张佛翔也将吴子见由重庆介绍到陆良。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陆良县教育科科长、陆良中学校长等反动家伙就被一个个地挤下了台。没有多久，陆良中学除了个别教师和总务人员外，教职员工大都是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来的进步青年。同志们在组织领导上已经完全掌握了陆良中学。
要在陆良中学站稳脚跟，就必须把学校的教学搞好。当时，该校的教学质量很差，比如，高中的英语教材用的还是林语堂编的初中英语课本。学习风气也不好，学生中还盛行赌博等不良风气。而且他们还特别爱闹事，动不动就赶走校长。上一届的校长就是被他们赶下台的，而且把校长的被盖卷都扔到了水池里。要搞好教学，扭转风气，困难是不少的。经过大家研究，决定陆良中学由熊老县长挂名校长，这样便于在熊老先生的掩护下开展工作，刘国鋕任教务主任，但实际上负责校长的工作。
鋕叔大学刚毕业第一次这样独立工作，担子不轻，但他以身作则，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且充分发扬民主，有什么重要决定都事先跟同志们反复商讨，集中集体的智慧，团结同志们群策群力，克服种种困难，使工作得以开展。同事们对教学目的、要求、计划都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并决定自编教材，还制定了学校的管理条例。鋕叔除了负责学校的日常工作，还要担任全校的历史课，帮助教学效果较差的教师，有时还要摇上下课铃，工作十分繁忙。鋕叔从小酷爱历史，初中时就开始阅读《资治通鉴》等名著，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他讲历史课时就像讲故事，内容丰富而生动，观点也明确而新颖，因而很受学生欢迎。鋕叔还提出建议，在国文课中讲授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夏三虫》。到陆良中学来的同志，大都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昆明疏散到乡下隐蔽或由外省转移到云南来的同志，其中很多是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学生，到乡下后又都在中学教书，因此，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陆良中学的教学质量很快就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学校还派专人去昆明购买图书、仪器。在整理图书馆时发现居然有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籍，我们不禁为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同志举手敬礼，表示由衷的敬意。
由于同志们团结一致，辛勤劳动，结果仅一个学期就彻底改变了陆良中学的面貌：校园内的空地上师生共同劳动种满了花木；图书馆和实验室面貌一新；赌博、斗殴等不良风气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明显上升。于是，社会舆论对陆良中学有了好评，他们说，这些年轻人艰苦朴素、奋发有为，把学校办得面貌一新。家长们都愿意将子弟送来上学，甚至有的家长把在昆明读书的子女也转回陆良中学。当地驻军第8军军长李弥把儿子也送进陆良中学读书。第8军的官兵常到学校来借东借西，进行干扰，军长的大少爷总是当面给以斥责。李军长的儿子胖胖的，眉清目秀，模样同刘以焕很相象，商店里的伙计常常把以焕错认成李军长的大少爷。
当时，陆良县还相当落后，司法尚未独立，县太爷还要升大堂、打板子。学校没有电灯，教师们晚上只能在昏暗的油灯下备课、改作业。吃的是粗糙的红米饭。工资也很低，虽然十几个男同志和一个女同志都没结婚，大部分人仍入不敷出，或多或少地预支了工资，到最后熊县长大笔一挥，把这笔债务一笔勾销了。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事大伙儿相约去馆子里打牙祭，吃炒饵块，吃完后七八个人“倾囊而出”也不够付账，只好派专人回校去借钱救急。同事们说，由于刘国鋕对人真诚、热情、关心、体贴，工作作风民主、以身作则，因此尽管待遇低下、工作艰苦，但心情却十分愉快。
在陆良中学站稳脚跟后，鋕叔和同志们就积极展开工作。组织引导学生办壁报、唱进步歌曲、读革命书籍，并把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组成秘密读书小组，进行个别启发、教育工作。大家还通过家访的形式同学生家长联系，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鋕叔还独出心裁地在礼堂门口挂了张抗日战争形势图，每天根据最新消息用红色纸条标出我国从日寇铁蹄下收复失地的具体位置，这实际上是宣传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辉煌战果。
在陆良的日子里，大家也很注重自身的学习，鋕叔每隔一段时间就回重庆一次，每次都带回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同志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时事和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熊复来还弄到一部质量较好的收音机，放在县政府内，可以收听到解放区的广播。鋕叔和熊复来经常收听和记录解放区新闻稿，然后在同志们中间传阅。他们曾经商量出一份秘密小报，但经过认真考虑，觉得陆良这个小县城机关不多，有几台收音机是屈指可数的，这么做很容易暴露，于是放弃了这个计划。
1944年冬，桂林、柳州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1月15日，占领柳州的日军第13师团转入追击，沿黔桂铁路西犯。27日在金城江（河池）突破国民党第97军阻击线，向贵州境内突进，于12月2日分别占领独山（贵州境内90公里）和八寨（贵州境内130公里）。进占八寨的日军有迂回都匀的意图。都匀是黔东重镇，日军此举，不但贵阳为之震动，重庆也为之大哗！云南已处于日寇铁蹄的直接威胁之下。
针对抗战形势的急剧变化，鋕叔和同志们冷静地商讨应变措施，准备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决定在邻县路南圭山彝族地区建立基地。首先通过与彝族领袖有关系的学生建立联系，再以熊县长的名义前往圭山地区实地调查。出发前，他们拟订详细的调查提纲，对调查项目作了分工：鋕叔着重调查经济情况；熊复来着重调查地形、军事情况；董大成着重调查文化、教育情况。他们三人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而且深入村寨直接同群众接触，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风俗习惯，同圭山地区联盟建立了正式联系，受到兄弟民族的热情款待。他们离开时，少数民族弟兄还以特有的放炮、吹牛角的礼仪送行。他们回陆良向同志们作了调查汇报后，经过研究决定分头准备枪支、弹药及各种物资，特别是那儿最缺乏的食盐。不久，冯宝麐从昆明专程来到陆良，陪同熊老县长一道又第二次到圭山地区联系，并进行具体部署。
1944年12月5日，国民党增援部队赶到，6日举行反击，日军后退。12月14日以后， 中日两国军队对峙于野车河（金成江西北方35公里）。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寇的铁蹄未能踏进云南，这一地区也没有建立正式的抗日根据地。但鋕叔他们进行的工作并未白费，而为这一地区以后的斗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48年，圭山地区人民在党领导下，爆发了反对美蒋的农民起义，点燃了游击战争的烽火，起义部队后来组成滇桂黔边区纵队，其中有许多干部和战士就是当年陆良中学的师生。鋕叔西南联大的同学袁成源在回忆中说：“国鋕他们当年的策划终于在后来成为事实，国鋕如果死而有知，当含笑九泉。”
我们在陆良工作时，大家并不知道熊县长早已是共产党员，因而熊复来、董大成他们决定由鋕叔以主持学校工作的教务主任的身份，多同熊老县长接近，做他的工作。熊复来解放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他们一老一少，从学校教育谈到陆良的经济，直到中国的时局和政治，无所不谈，十分融洽。”当时，老县长已是67岁高龄，而刘国鋕年仅24岁。熊老了解到鋕叔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就委托他写一部简要的《中国革命史稿》。后来又提出要其他教师也来帮他写英、美、法、俄等国的简明史。熊老虚心好学的精神使许多年轻人也望尘莫及。鋕叔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写出了《中国革命史稿》，可惜在熊老先生1946年7月14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毒害致死时遗失了。
1945年5月5日，是马克思的生日。那天同事们在校长办公室开会，会后熊复来突然心血来潮，说今天是马克思的生日，我们应该纪念一下，随即在杂物堆里找到一个蒋介石的石膏像。那是原来挂在墙上，被我们抛弃了的。云南几乎家家有枪，有钱人家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枪。小熊也有几支手枪，身上还经常挂着一支左轮。他把蒋介石的石膏像放在窗台上，拔出左轮后退十几步，然后高声叫道：“同志们！我们今天就枪毙蒋光头来纪念马克思的生日吧！”随即砰！砰！砰！一连3枪，其中两枪击中颈部，一枪脱靶。学生听到枪声都涌向办公室。鋕叔赶忙堵在门口，说擦枪走火了，没事儿，快回教室！
陆良有美军在华最大的空军基地，为保证美空军被迫降落时的安全，他们每个人的背上都有明显的几行中文字：来华参战洋人，军民人等一律保护。美军的后勤供应是相当充足的，从穿的咔叽军服到毛衣、毛毯和翻皮靴子，吃的各种罐头，到各种烟、酒，以及刀片、电筒，甚至还有袖珍文学名著。我在陆良时也经常去赶街子，主要是搜购美军的英文书，我买了好几十本，其中大部分是古典名著，也买了一些现代的。鋕叔对我学习英文和搞翻译工作，一开始就是大力支持的。他在西南联大学习时，每到假期都要去南方局汇报工作，他每次都特地去《新华日报》门市部为我买几本苏联出版的英文杂志《INTERNATIONAL LITERATURE》（国际文学），而且还郑重其事地写上我的名字，署上他的别名“学樗”。樗即臭椿，这个典故出自《庄子•逍遥游》：“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弃之涂，匠者不顾。”鋕叔知道我喜欢买书，曾一再告诉我，需要钱的时候，可以在他的箱子里拿。因此我也买了不少美国兵当垃圾扔掉的英文书。
鋕叔在陆良工作时，对《新华日报》要在昆明设立营业分处一事十分关心。当时，要设立营业分处，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租不到房子。那时候，昆明是中国国际通道枢纽，许多大银行、大公司、大商号以及跑单帮的、走私的、贩运毒品的都集中在昆明，房屋紧缺，寸土寸金。鋕叔竭尽全力，多方设法，最后通过川盐银行才终于解决了房子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不是几间房子的事务问题，而是必须在昆明树立党的一面旗帜！”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和西南联大的一批突然失掉关系的党员，就是通过重庆《新华日报》，才重新找到了党，获得南方局的领导，他是有深刻体会的。当他1945年冬离开云南时，还特别委托冯宝麐同志，托他关心和帮助营业分处的彭少彭同志。
鋕叔和同志们在陆良的一系列活动，不久就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和仇视。陆良县原来没有国民党县党部，后来成立了，陆良中学到圭山地区的通道上驻扎了军队，陆良中学的墙报经常被人暗中撕毁，熊老县长和鋕叔外出时有人盯梢，甚至发生过恐吓、威胁的行为。陆良县的反动势力向省里密报，说熊县长掩护其孙儿等人“收购武器,，笼络人心，图谋不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里也有我党的同志，我们在陆良中学能读到《新华日报》，就是打进邮检部门的同志给我们送来的“礼物”。据他们透露，驻军第8军军长李弥决定下学期开学后以“共产党”的罪名逮捕刘国鋕。正好这时抗战胜利了，熊老县长准备到解放区去实现平生的心愿，鋕叔经向南方局请示决定从云南回到重庆。1946年7月14日，熊从周老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害殉难于陆良，享年68岁。他殉难之后，《新华日报》还发表了悼念文章。他退休后要去解放区参观的夙愿没能实现。
鋕叔于1945年10月离开陆良，到昆明后住在川盐银行。我和以焕随后也到了昆明，先暂住川盐银行，后来搬到西南联大，原来准备在联大旁听，最后坐汽车回到泸州。在联大时，我听到过吴晗讲课，那真是慷慨激昂，动人心魄。我和以焕还去参加了一次诗歌朗诵晚会，看到了光未然的精彩表演。
鋕叔在昆明时大病了一场，得了副伤寒，住进法国人开的甘美医院。医院设备相当高级，鋕叔住的单人病房，不仅有沙发，还有一张相当大的办公桌。有一天，我正聚精会神地在办公桌上给《新华日报》写文章，题目是《不要忘记农民》。正好有位西南联大的同学来看鋕叔，他看到文章上的署名就高声说道：“哦，原来你就是柳一株啊！”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可惜，解放后出版的《新华日报》影印本就正好缺那一天的报纸。我和以焕离开昆明之后，鋕叔11月飞到重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