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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创刊于1947年7月，8开版面，每期一般2至3版，最多出到6版，平均每两周出一期。开始时用普通毛边纸，后改用粉红色打字纸，印数从两三百份，到最高时达一千多份。从创刊到1948年4月出事，9个多月里共出了23期，第23期尚未发出即遭破坏。
《挺进报》机关设在南岸野猫溪中国粮食公司机器厂修配车间，也就是陈然烈士家里。蒋一苇负责编辑和刻写，陈然负责油印，刘熔铸负责发行，吴子见负责联络。
《挺进报》从创刊到发展壮大，鋕叔花费了许多心血。刘熔铸等人与重庆地下市委的联系就是由他通过吴子见建立起来的。1947 年“六·一”大逮捕之后，有一天他在何北衡家的顶楼上发现一块刻写油印的钢版，他高兴地说，“这东西现在很有用”，就拿走了。后来他又叫我物色会刻钢板的人。
南方局1944年曾介绍吴子见到陆良县中教书，所以他同鋕叔早就认识且关系密切。根据他的回忆，鋕叔不仅为《挺进报》买过纸张、油墨，为买油印机筹款，还给蒋一苇资助过生活费。当时，《挺进报》的大部分由江竹筠分配，她亲自去取，小部分由鋕叔分配，由吴子见送到何公馆。据鋕叔告诉我，曾出现过一次险情。有一次，他和吴子见正坐在何公馆客厅里交接《挺进报》，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队长彭斌突然闯进客厅，把他们吓坏了，赶忙掩饰过去。鋕叔对我説，“如果彭斌看过《挺进报》，那么他即使只扫了一眼也能看出是《挺进报》。”结果平安无事，这说明彭斌从未看过《挺进报》。 彭斌倒霉的时候，曾经得到过何北衡的资助，他是何家的常客。
另外还出现过一次险情，是十三弟以洪告诉我的。有一次，鋕叔他们在茶馆里等人，突然冲进来几个宪兵，鋕叔正准备把秘密文件塞进嘴里，才发现是来抓鸦片烟贩子的，虚惊一场。
每次收到《挺进报》之后，鋕叔都要忙碌好半天，先拟出分配名单，每人多少份，再一份一份地卷好，标上代号，然后夹在其他书报里、藏在消毒棉花包里、放在精致的礼品盒里，由我协助他分送到学校、报社、研究机关、银行、商号里的同志们手里。鋕叔曾严肃地对我说：“这是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刻印出来的，一份也不能浪费！”
1943年我汇钱给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函购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营业部回信说目前这些书脱销，叫我直接汇钱到延安去买。我汇钱去延安后，只收到薄薄的两本小册子，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全部被扣。这两本小册子，一本叫《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提纲》，一本叫《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提纲》。我当时给鋕叔看过之后，他认为这两本书编得很好。对每一个主要论点都提纲挈领，后面还附有参考书目，显然是艾思奇等人主编的。1948年初，鋕叔向我提出，《挺进报》决定要连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提纲》一书（学习丛书第一种），叫我把这本书从泸州乡下弄到重庆来。我写信给泸州的以汶，叫他把这本书从乡下寄到重庆来，结果书弄来以后不久，4月份《挺进报》就出事了，连载的事未能实现。这说明当时鋕叔不仅参与了《挺进报》的筹建和发行，而且也参与了《挺进报》的决策。可惜在文革中我被抄家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提纲》一书丢失了，只剩下《辨证唯物主义研究提纲》一书。
1946年3月，根据南方局决定，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成立，由王璞（王慕斋、石果、孙仁）任书记；刘国定任副书记；彭咏梧、骆安靖任委员。
在地下市委的领导下，重庆的群众运动很快活跃起来，“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响彻山城，反蒋斗争迅猛发展，比抗暴运动时更加深入了。当时，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罢课、游行示威，此起彼伏，持续不断。
1947年5月18日，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用武力镇压了南京、天津等地学生为抗议国民党的反动法令而举行的示威游行。该两地学生受伤、被捕的消息一传出，重庆、上海、北平、沈阳、杭州等城市的学生纷纷罢课声援。5月31日， 鋕叔在重庆大学与同学们商讨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问题，正好遇上“六·一”全国大逮捕，重点是学校和新闻界。国民党反动派在5月31日深夜至6月1日凌晨，对重庆的各学校学生运动骨干，和新闻、教育、文化、出版、工商等界进步人士实行大逮捕，被捕者多达270余人。
党组织指示，必须揭露国民党“六·一”大逮捕的暴行， 必须用一切办法营救被捕同志。鋕叔忧心如焚，终日奔跑于沙磁区和市中区之间，在学生、记者中展开工作。重庆市各大中学校联合成立了“后援会”，各界代表、各校师生纷纷到行辕请愿，终于迫使国民党释放了一部分被捕的记者和学生。为了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市委决定把进步的青年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 在彭咏梧领导下，鋕叔参加了建立和领导全市“六·一社”的工作，后来在“六·一社”的基础上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
1947年10月，重庆市委改组，由刘国定担任市委书记，副书记冉益智（分管学运），市委委员有李维嘉和许建业。不久，市委又决定成立沙磁学运特别支部，由刘国鋕任特支书记，张文江、邓平为委员。这个期间，鋕叔的工作任务异常繁重，作为从事地下工作的掩护，他必须要用尽量少的时间完成经济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大部分时间则为地下工作四处奔走，时常夜以继日。他在白象街的住所成了他的秘密联络点，同志们要开会、写文章、转移时打点行装，都在那儿进行。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后，他同方伯仲一起负担起帮助民盟转入地下，重建民盟重庆市地下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同时还继续协助彭咏梧负责全市“六·一社”的工作。而这些工作还不是主要的，他的主要工作已转到离市区几十公里的沙磁区。沙磁区特支所属范围包括沙坪坝、磁器口、新桥、化龙桥一带。作为特支领导，他直接同党员单线联系，情况全凭脑子记，绝大多数情况都得亲自到场，因此他得整天奔走于白象街、上清寺、沙磁区之间。根据掌握的全面情况，他要制定发展“六·一社”和党组织的计划，向上汇报，分头向下转达，参加编写党员基本教育的教材等等。为了减轻市委的负担，沙磁特支决定活动经费自筹解决，特支每月要用的经费，全是鋕叔一人去筹集的。同时，鋕叔还要为张文江和邓平两个支委操心，为他们准备好外出活动时更换的服装等等。此外，他还通过各种关系在国内和香港为周特生、屈楚等同志组织的进步演出团体“新中国剧社”筹集资金；资助彭咏梧、江竹筠、吴子见等同志离渝前往川东从事武装斗争，后来又供应他们在乡下所需的医药等费用。他非常了解和体谅战友们在地下斗争中的艰苦生活，尽可能利用自己的比较优越的条件，给予各种帮助。有时他通知沙磁特支的同志来市里碰头，还要捎上来回的汽车费。因为工作过于劳累，这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很差，胃病时常发作。
根据曾紫霞的回忆，1947年她患了肺结核，当时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都是进口货，又贵又难以买到。鋕叔知道紫霞的家庭经济困难，买不起这样的药。有一次，鋕叔弄到了一些这种特效药，紫霞以为是给她弄的。谁知有一天，他要紫霞陪他去看望邓平同志。当时，邓平正卧病在床，爱人又快要生产了，鋕叔把药和一些钱给了邓平。在返回的路上，鋕叔对紫霞说，“邓平同志现在处境困难，需要我们关心……下次弄到药你再吃，你的病比他轻。”紫霞内心深受感染。
鋕叔这种对同志的关心和爱护，不仅是一贯的、无私的，而且是无微不至的。而他对自己却节俭到了苛刻的程度。他自从1945年底到重庆后，就一直穿着国錤五叔留下的两套半旧西服，自己从来没再添制过新衣服。在大热天里，他仍旧穿双破袜子，捅在他于西南联大读书时买的美军旧皮靴里。他经常整天在外奔走，身上只揣几块饼干，忙起来就顾不上吃饭。一次，他没吃饭时还说，“一顿把饭不吃没关系。现在有些同志很困难，硬是要饿饭了。我这顿没吃，回去还可以美餐一顿，比许多同志强多了。节省一个钱有一个钱的用处。有时多一元钱可以让一个同志渡过一次危险。”第 1 2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