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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紫霞是四川内江人，1928年出生在一个小职员家庭，母亲是家庭妇女，她的姐姐曾碧霞解放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活动，解放后在北京妇联工作。她的姐夫徐逸安是《光明日报》编辑，也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
曾紫霞1946年到重庆，他姐姐的朋友张孟恢当时是《商务日报》记者，她可能就凭这个关系寄住在《商务日报》宿舍里。张孟恢精通俄文，能写能译，说话风趣，颇具幽默感。紫霞住在《商务日报》期间与鋕叔相识，后来她姐姐离开重庆时，因紫霞孤身一人在重庆，于是托鋕叔多加照顾。
曾紫霞不久就考进重庆大学医学院读书，是学运的活跃人物，鋕叔经常去沙坪坝领导学运就以到重庆大学看女朋友作掩护。其实，鋕叔每次一到重庆大学女生宿舍，曾紫霞就得马上去到处帮他联系找人，人找到了，鋕叔同他们谈话时，曾紫霞就在外面站岗放哨，事情办完了，鋕叔又得匆匆赶回市内，很少有时间谈情说爱。鋕叔戏称她为“紫霞道人”。
他们刚开始交往时，紫霞对国鋕印象并不好。他出身大地主，哥哥是银行经理，和经济部长是本家，和建设厅长是亲戚，而且就住在厅长家里。穿笔挺的西服，还带个自动报时的打簧金表，一副大少爷派头。因此紫霞和她的朋友们都对鋕叔有看法，不愿同他多交往。进一步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鋕叔正如他自己在写给我的信上所说的，他是“以布尔乔亚的外表来掩饰我普罗的头脑”，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理论修养十分突出，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的理想和信念无比坚定，有相当强的领导和活动能力，而对战友们又一片深情，关心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们由战友发展为情侣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后来鋕叔成为紫霞的入党介绍人。
紫霞和鋕叔在荣昌郭质彬家被捕后，连夜被押回重庆，紫霞一直被关在渣滓洞。对于被捕她早有思想准备，一直表现得相当镇静。有战友形容她从汽车上走下来时不像被押的囚犯，倒像是行辕二处的职员。
紫霞在被捕前和被捕后，她的共产党员身份一直没有暴露。国鋕同父异母的六妹国鸾的爱人党戚泰（民盟盟员）的姐夫周铁生是行辕二处的法官。据他说，审问紫霞时没有用刑，特务机关认为她只不过是个盲目跟着共产党跑的青年学生。因此，一年多以后，她被保释出狱。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主要就是她的组织关系没有暴露，又没抓到她任何“罪证”，仅仅因为是“要犯”刘国鋕的未婚妻，无法定“罪”。
徐远举抓到刘国鋕这个“要犯”后，说他“如释重负”。他认为刘国鋕这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大少爷”不可能真搞共产党，只不过是青年人“爱新鲜、赶时髦”。 因此，他对制服刘国鋕颇有信心。就在逮捕鋕叔的当天晚上，徐远举和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渝站站长颜齐这三个特务头子，对鋕叔进行了审讯。他们提出一连串的问题，鋕叔的回答都是“不知道”。徐远举对鋕叔说，“你的上级已将你出卖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万贯家财的少爷，搞什么共产党啊? 只怕你皮肉娇嫩吃不消！”鋕叔一言不发。旁边的颜齐自称是鋕叔的泸县老乡，也说道,“你家有钱有势，你有吃有喝，你闹什么共产党？你共谁的产？你要知道，这共产是闹不得的，要坐班房，要杀头的！” 鋕叔冷冷地看了颜齐一眼，仍然没有吭声。徐远举按捺不住，就故弄玄虚地说，“你的上级冉益智、刘国定什么都知道，他们都说了，你说不说其实都一样，这是看你老实不老实。”鋕叔冷笑着回答道：“既然刘、冉二公什么都知道，你请问他们好了，又何必来问我呢？你问我什么也不知道。”
徐远举恼怒了，露出了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喝令将刘国鋕绑上老虎凳。徐远举在解放后的交代材料中也承认，刘国鋕在受刑时。“态度非常强硬”，吼着质问：“你们搞的什么名堂？”徐远举“见刘国鋕太凶的气概”，亲自上前“打了他两耳光”。鋕叔被特务们折磨了一夜，直到天亮才被押回牢房。第二天上午，特务把鋕叔押到院子里，他看见曾紫霞就在旁边的屋子里，就不顾刑伤疼痛和特务威胁，用尽力气向她大吼一声：“冉益智叛变啦！”特务喝令他不准说话，把他往前推走，紫霞看见他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几乎跌倒在地，不由得心中痛楚、热泪盈眶！国鋕是多么坚强啊！在受过几小时的酷刑之后，仍然不是只考虑自己个人的安危，而是尽可能给战友们发出警报，提防叛徒的出卖！其实，头天晚上紫霞在被徐远举审讯时已经知道冉益智叛变了，但是她因为不承认认识冉益智，只得装聋作哑，没有给国鋕回话，含着泪眼睁睁地看着他被特务押出了二处。
鋕叔被押走后的当天下午，紫霞和胡其芬、李惠明也被押出老街32号，上了一辆囚车。上车后，紫霞看见车上有三个陌生男子，还有叛徒冉益智。真是冤家路窄，紫霞见到冉益智，心中顿时燃起难以遏制的怒火，心想“好一个上级，好一个监誓我入党的人，竟叛变了党！他撕碎了一个年轻党员对上级无限信赖、无限崇敬的心”！她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冉益智狼狈地低下头去。
中国共产党里的女党员中当然难免也出现叛徒，其具体情况，恕我才疏学浅、孤陋寡闻，知之甚少。然而在重庆渣滓洞里被囚禁过的30多个女政治犯中却没有出现叛徒。文革后曾紫霞在几个当年的女难友的鼓励和帮助下写了一篇3万多字的回忆录《战斗在女牢》，给我们留下一份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紫霞在这篇文章中生动而详尽地记述了她和江竹筠、李青林、胡其芬等众多女难友在狱中经受的苦难，和她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努力学习的情况以及她们积极争取看守，努力和狱外党支部组织建立联系的过程。一般描述政治犯的狱中生活的文章，大都集中在各种各样的酷刑上。酷刑，这是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动统治者用来镇压革命人民的惯用手段。但是，它却只能对一定的人物在特定的时空起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对政治犯的各种限制、压抑和虐待却是对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起作用，它要逼迫你在无法忍受的恶劣环境中，意志动摇、精神崩溃，最后屈膝投降。1947年国统区全国“六一”大逮捕时，我在成都就亲眼看到一位新闻工作者在深夜被抓去了。据说，他一到里面就公开表示说，“这样的日子我受不了，我要出去！”果然他不久就被释放了，改行教书，其幕后的肮脏交易是不言而喻的。
刚入狱时，鋕叔和紫霞同关在渣滓洞，紫霞和胡其芬、李惠明等人关在楼上，国鋕戴着手铐脚镣单独囚禁在楼下。他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掩护紫霞和其他同志，刚刚能够和女牢的同志们联系上时，他给紫霞写过一张纸条：“我的身份已被上下咬紧，完全暴露。他们问了你些什么？我反正已经暴露，你把一切都往我身上推，我能对付，只是不能牵连其他的人！小东西，你受刑了吗？坚强些！吻你！你的魔鬼。”紫霞看着那些弯弯扭扭的字迹，想着国鋕为写这张条子所经受的疼痛，感慨万千，禁不住流下热泪。
在渣滓洞时，鋕叔曾与紫霞对歌，鋕叔在牢房中高唱俄罗斯歌曲《光荣牺牲》，紫霞在放风坝上唱《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表达自己的感情，鼓励国鋕。
在渣滓洞关押不到一个月，鋕叔就与许建业等人一起被转押到了白公馆，他和紫霞从此再也没能见面。
鋕叔被转到白公馆后无法与紫霞通消息，当他被提到渣滓洞来审讯时，曾向特务提出想同曾紫霞见一面，可敌人用十分苛刻的条件为难他，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一希望。与紫霞同牢的李青林知道这事以后，考虑了很久，向紫霞提出让她绣个枕头送给刘国鋕，安慰他、鼓励他，因为当时不可能写信，但转送个枕头去还是有可能的。开初紫霞感到李青林的建议难以实现，首先是没有布料，其次是她根本不会绣花。但是，经过李青林亲自筹划，并手把手地教她，入狱前从未做过针线活的曾紫霞终于把枕头绣出来了，这也是她一生中绣的唯一的一个枕头。李青林设计的图样是，枕头的一面是用红线绣两颗红心，一支箭穿着两颗红心，象征紫霞和国鋕之间坚贞的爱情；枕头的另一面绣一棵挺拔的松树，盼望国鋕像青松一样坚强。两边的花都用挑花，显得十分别致、高雅。枕头还没有绣完，特务制造的刘国鋕已经出狱的谣言就在渣滓洞传开了。曾紫霞绝不相信国鋕会向敌人屈服，但这些谣言还是让她思绪纷乱，她在绣花时是把整个的心都投入进去了，她相信只要国鋕收到她绣的枕头，他就不会动摇，他会感受到紫霞热爱着他的心！
不久，国鋕又被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来审讯，他的到来粉碎了敌人的谎言，使女牢的人都放心了。紫霞把绣好的枕头交给被她们争取过来的看守黄茂才，要他设法转给刘国鋕，黄在狱中告诉紫霞说他已经交到了。罗广斌在白公馆时曾与鋕叔关在同一牢房，因此，解放后紫霞不止一次地要罗广斌回忆是否看到过国鋕有这样一个枕头。罗广斌能清楚地说出紫霞出狱后送进白公馆的东西，记得那上面紫霞写的“刘国鋕”三字的笔迹，说鋕叔他们由此推断紫霞已经出狱。但是，罗广斌说他怎么也想不起鋕叔有这样一个绣花枕头。枕头究竟传到了哪里去了？这成了紫霞心中的一大撼事。
1949年春节，渣滓洞的难友们组织了一场大联欢，紫霞和女牢的难友们在放风坝上跳起了秧歌舞，解放后有人看了《红岩》以后问她跳舞时是不是在头发上扎了红发结，紫霞说那是小说与她不相干，她跳舞时是在脖子上围了一条红色小围巾，那是国鋕在紫霞19岁生日时送给她的礼物，也是国鋕给她留下的唯一纪念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