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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罪行实录》中是这样交代的：“1949年3、4月间，刘航琛、何北衡给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写了一封信，要求保释刘国鋕，叫他到香港去。张群将原信批交我核办，意思是只要我同意释放就可以。与此同时，何北衡也偕同曾晴初（国民党成渝铁路工程处警务处长）到我家中来说情，我以刘国鋕毫无转变之意为词，推托了，没有同意他们保释。对张群的批示，我未答复，只释放了曾紫霞一个人。”紫霞的保释手续是由国铮六叔去办理的，他就是担保人。
曾紫霞1984年4月19日被捕，1949年8月15日出狱，一共被囚禁了1年零4个月。出狱后她暂时住在大溪别墅8号刘家。大溪别墅8号原来是重庆市长张笃伦的官邸。后来由国錤五叔从香港汇钱回来买下，鋕叔的继母七婆和陶姨婆1949年从泸州来到重庆在这里居住，国铮六叔结婚后也住在这里。这所房子有一个很大的客厅，解放后鋕叔的追悼会就是在这里举办的。紫霞为了把她已出狱这一信息传达给国鋕，她在家里送给鋕叔的每件物品上都写上“刘国鋕”。字如其人，鋕叔一看到这几个字马上就认出是紫霞的笔迹，由此知道她已出狱。据罗广斌脱难后说，那几天国鋕情绪异常，沉默不语，显然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必须推断紫霞是怎么出狱的，再决定他应该怎么办。结果他仍决定坚持到底，拒绝作出任何妥协。他已做好牺牲的准备，嘱托罗广斌如果以后能再见到紫霞，替他传几句话，一定要她“好好选择自己的道路，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走革命的路”。曾紫霞把这几句话当成国鋕给她留下的遗嘱。
当时组织上没有给曾紫霞恢复组织关系，并认为她不宜继续留在重庆工作。不久以后就安排她到西康去了。西康当地党组织的同志由于已知道刘国定是叛徒，把刘国鋕当成了刘国定，因而不给她接组织关系。她只得先参加民盟的工作，担任民盟西康省支部筹备委员会组织部主任干事和民盟荥经县直属小组组长，并在民盟川西荥经流动剧团排演的大型歌剧《白毛女》中扮演喜儿。
1950年元旦期间，紫霞在荥经得知国鋕牺牲的噩耗，但当时西康还未完全解放，道路不通。等到通车后她急忙赶回重庆，但还是没有能赶上重庆市的烈士追悼大会，烈士遗骸已经盛殓下葬，她连国鋕的遗容也未能见到。她和我们一起筹备了给鋕叔单独举行的追悼会。对于国鋕的牺牲紫霞悲痛欲绝，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和集中营脱难战友罗广斌、杨益言，地下党员曹开以及二野三兵团的邵子南等人在重庆市文联“会师”时，面对着许多曾与国鋕共同战斗的同志，紫霞侧身靠在沙发上，昂着头紧紧地捏着拳头，咬紧牙关，竭力压制着自己的情绪，才没有在众多的战友面前痛哭失声。曾紫霞在女同志中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解放初期在重庆时，我就知道有不少人追求她，但是她都没有同意。
紫霞经过审查后不久就恢复了组织关系，她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时给我看过她到中央组织部转关系的介绍信。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特别是在理论修养方面水平较高，毕业后她很快就被调到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讲授政治经济学，在当时的权威刊物《学习》上还发表过她撰写的文章。
紫霞后来的丈夫王匡时解放前在重庆《新华日报》门市部工作，解放后在重庆中共西南局工作。1951年紫霞在人民大学读书时他正好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他同曾紫霞解放前是否认识我不清楚。据事后紫霞对我说，他们同在北京时他到处打电话，对她紧追不舍。1956年他们结婚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又把紫霞调回四川，在成都华西医科大学教马列主义理论。
1957年，王匡时被打成“右派”并被关押劳改，当时他们的女儿刚刚出生不久，曾紫霞受到极左思潮的巨大压力，单位再三逼迫她与王匡时划清界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她与王匡时离婚。离婚后，曾紫霞一人抚养幼小的孩子，生活非常艰难，国錤五叔曾资助过她。后来是她在北京市妇联工作的姐姐和在《光明日报》工作的姐夫向她伸出援助之手，把她的女儿接到北京去代为抚养，一直到孩子18岁了才送还给她，所以她的女儿能讲一口标准的北京话。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凡是在解放前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坐过牢的统统被打成“叛徒”；凡是去苏联留过学的统统被打成“苏修特务”；凡是解放前在国民党机关工作过的统统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曾紫霞因解放前坐过牢而被关押，并多次被批斗，逼着她承认有“变节行为”。造反派声称特务头子徐远举写的材料中说他早知道曾紫霞是共产党员，曾紫霞向他哭着要他放她，他就把她放了。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含血喷人！
众所周知，“共产党”在解放前的国统区是杀无赦的弥天大罪。我们家里为营救鋕叔已经打通何应钦、张群等实权人物的关系，结果仍无济于事。鋕叔被捕后，他的继母来到重庆，在众多亲友家里竟然找不到一处安身之地，听说她的小儿子是“共产党”的案子，谁都怕沾包。罗广斌脱难后曾告诉我，按照特务机关的规矩，共产党员要得到释放，必须履行三个条件：一、交出组织，二、交出同志，三、参加特务工作。冉益智、刘国定他们都是这样干的。如前文所述，鋕叔六妹夫的姐夫周铁生，当时是行辕二处的法官，据他亲口告诉国铮六叔，他审问过曾紫霞，说他们认为她只是个盲目跟着共产党跑的青年学生，因此没有对她用刑。如果徐远举早就知道曾紫霞是共产党员，岂有连审问她的法官都不告诉的？
1952年夏天，曾紫霞在北京人民大学学习时，来大连旅游，顺便来看望过我们。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她担任成都华西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有一年去长春开会后，第二次来大连看我们。她对我们谈到她在文革中所遭受到的种种污蔑、冤屈和迫害，令人发指。她极为沉痛地对我说：“国鋕当年假如能从敌人的集中营里平安归来，以他的性格，解放后过得了反右那一关，也肯定过不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我们不得不用这样的语言来自我安慰，真是太可悲了！
我清楚地记得，鋕叔曾在他大学毕业前后，非常严肃地同我谈到党内斗争的问题。他承认他在这个问题上可能难以承受。他说：“在对敌斗争中，再多的艰难险阻，都是可以忍受的，因为这是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然而，在党组织内部，彼此是同志关系，总希望得到一些温暖、关怀和帮助；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真有点让人受不了！”而文革十年浩劫中的是非颠倒，人妖混淆，造谣污蔑、无中生有，把人往死里整的情况，恐怕是他做噩梦都想不到的！
文革结束以后，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组织编写一批烈士传记，紫霞承担了刘国鋕传的撰写工作，她费尽心血，用了三年多时间四处奔波寻访知情者，搜集整理资料，几易其稿，于1982年7月完成了《刘国鋕》一书，她说这本书是用她的心和泪写成的。该书1983年8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后来多次重印和再版。
1988年3月19日，时任华西医科大学教授、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的曾紫霞因癌症去世，享年60岁。紫霞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打击和艰难坎坷，特别是在文革中长时期遭受残酷迫害，心身受到严重摧残，否则她决不会只有60岁就过早去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