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焉录入，SY校对）

 

    1944年2月，我去印度当翻译前曾见到刘国鋕一一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我告诉他要到印度新38师当翻译。他说他不想做翻译，准备回四川，以后我没有得到他的消息。直到解放后，1951年我在云南大理中共地委看到西南局发来的材料才知道他在解放前夕，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遇难。

 

    我认识刘国鋕是在1940年9、10月，在四川叙永。当时都是西南联大一年级新同学。我读的是工学院机械系，他是法商学院经济系。那时我们这些四川籍的学生准备组织四川同学会，就这样凑在一起熟悉起来。十来个四川同学碰过几次头，终因意见无法统一，组建同学会的事就不了了之，但我却因此结识了刘国鋕、罗长有、袁成源等一批进步同学。特别是刘国鋕, 他是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带路人。

 

    刘国鋕家庭富有，但他不像一般阔少爷那样盛气凌人。对人坦率、赤诚、平易近人，我是一个穷学生，是靠学校贷金读书的。他常主动接近我，向我分析时事，介绍一些进步的文艺书籍和政治理论书籍给我看。我本来对政治一无所知，在他的启发帮助下，使我对马列主义有了初步认识，逐步树立了无产阶级人生观和世界观。皖南事变后，许多进步同学被迫离校，校园里各式各样的壁报见不到了，空气十分沉闷。但刘国鋕仍然经常主动接近我，帮助我正确认识当时的局势。

 

    1941年8月，学校从叙永搬回昆明。工学院在拓东路处于昆明市东端，而文法学院在大西门外、处于昆明市西端。刘国鋕、许芥昱、许维华一起租住在大西门庆云街一条小巷里。许芥昱和许维华两人都是我在华西协和高中的同班同学，特别是许芥昱和我的关系不一般。高中三年，我们两人是全班最小的学生，座位紧挨在一起，我们的学习成绩也不相上下，我进机械系读书也是受他的影响。后来他的兴趣转向文学，想当一名作家。就这样他由机械系转读外语系了。每逢星期天我都要去庆云街找许芥昱，但实际上我是要找刘国鋕，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我被征调去印度当翻译。

 

    在刘国鋕的帮助和教育下，我一心想加入共产党，总认为他一定是共产党员。1942年我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他告诉我，他也不是共产党员。并说，如果你想加入共产党，就得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只要你符合入党的标准，党会主动来找你的。在刘国鋕的教导下，我也学着按共产党的要求去做。主动接近要求进步的同学，把从刘国鋕那里弄到的进步书刊特别是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偷偷的在同学中传播。

 

    1944年初，国民党政府征调大学四年级学生当翻译，我问过刘国鋕怎么办？他说这件事得由自己决定，他是不去当翻译的。当时自己也有不去做翻译的打算，曾通过结交的工人朋友准备到私营工厂当车工，门路都找好了，后来考虑到，在昆明认识我的同学很多，万一被发现，我这么一个学机械的名牌大学生，不去当翻译而去当一名车工，显然有问题，因而没有实践。我离开昆明去印度前夕，曾把我认识的工人介绍给袁成源参加了新华日报在昆明的卖报工作。

 

    刘国鋕遇难已42年多了，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已48年了。但是，他对我的教导一直是铭记心中的；不论组织上是否入党，都要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就是国鋕同志的这个教导使我在被错划为右派、被错开除的二十年里，能够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自觉的坚持了下来。

 

    刘国鋕同志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992年元月六日于昆明）

 

原文1993年发表于《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建校五十周年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