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秋雨录入）
【英烈简介】 刘国鋕（1921—1949），又名刘刚、学樗，四川泸县人。曾任中共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1948年4月19日，在四川荣昌县被捕，1949年11月27日，殉难于军统重庆集中营。时年28岁。刘国鋕烈士是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
1949年11月27日，蒋家王朝已经土崩瓦解。在他们还盘踞着的重庆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里，特务们正疯狂地进行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
一批批革命者高唱着《国际歌》，让刽子手们押赴刑场，机枪声、口号声连续不断，到处是流淌的鲜血。
又一批革命者被押出牢房，在特务们的呵斥中，响起了一个高亢的声音：
“同志们，听吧！
像春雷爆炸的
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
人民胜利了
我们——
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愧！”
………………
特务们一拥而上，围着那个遍体鳞伤，面带血污，正在朗诵这首《就义诗》的青年，用枪托打，用手卡脖子，仍然无济于事，特务们气急败坏，连推带拉地将他推向刑车，带到刑场。随着一阵乱枪，青年人倒在了血泊中，他——就是我的七舅刘国鋕烈士。
不恋富贵 追求真理
刘国鋕是我母亲的胞兄，在舅舅中他排第七。刘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清朝初年，由江西迁到四川泸县谋生，开办油粮批发商号“万顺行”，逐年添置田地产业，成为全县首富。七舅生活在这样一个封建大家庭里，目睹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生活和外祖父去世后家庭的衰落，从少年时代起，一步一步走上了与封建大家庭的希望截然相反的道路。
七舅从小勤奋好学，成绩特别好。大家庭里的小学生们都贪玩好耍，而七舅在小学就养成了一有空就往县图书馆跑的习惯，他还带着妹妹和同龄侄子们进图书馆。七舅从小学就开始读《东周列国志》，并用白纸订成小册子，学着编写故事，还在故事上加了注脚，就像正规故事书一样有板有眼。
好学使他聪颖过人，成为同辈中的佼佼者。有一年过清明节，在去乡下给祖坟山扫墓途中，一位远房叔叔突然提问，想考一考读小学的舅舅和姨妈们，他问到：“你们知道清明节的前一天是什么节吗？”大家都无言以对，只有七舅立即应道：“寒食节。”“源于哪个朝代？”“春秋。”“那一国？”“晋国。”“谁是国君？”“晋公子重耳。”“悼念何人？”“介子推。”七舅对这一连串的提问对答如流，这位五六十岁的老前辈原想借机炫耀一下他的“博学”，没想到竟在一个十多岁小字辈那儿讨了个没趣儿。
封建大家庭里规矩多，旧习俗特别重。国鋕七舅对此十分反感，从少年时代起就表现出他的反叛性格。有一年家里死了人，封建迷信认为人死了在安葬七天后灵魂要回家一趟，于是家里长辈这天就在屋里放上个长凳，上面摆着一对大红烛、一些香和供果，在地面桌面上铺一层石灰，然后把门关上，再在门上挂一条红毛毯，屋内不留人，从早上七点直至晚上七点。七舅根本不相信有鬼神的事，他带上两个侄子躲在屋里，在桌子上划上“回来了”三个字，用三根指头在地上印上无数个鸡爪形。当一个长辈先进屋看情况时，大惊失色地大叫着跑到屋外向别人叙述屋里发生的怪事，这件事在大家庭中很快传开了，只有七舅和两个侄子在一边乐得个不可开交，闹了半天，一个佣人才揭开了“爪印之谜”。
七舅生活在封建大家庭里，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深深的影响着他，使他还不太成熟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痛感人间的不公平，他对劳动人民很同情。有一年清明节，吃过中午饭后，七舅和小辈们各得三个用面粉、红糖、芝麻做的饼子。七舅看见小山坡上有三四个小孩在割草，他对大家说：“他们真可怜，没有鞋穿，光起脚板在山上割草，我们把饼子送给他们吃好吗？”在他的建议下，大家都拿起自己的饼子向山坡方向走去，谁知穷孩子们看见这些富家子弟，都吓跑了，后来听说给他们吃的，就又走回来，小孩们个个拿着饼子边吃边冲着七舅他们笑，七舅他们也高兴地笑起来，那滋味比自己吃了还甜。
给少年时代的七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三舅的出走。我的三舅是第一个冲出封建大家庭的有远大志向的青年。去日本留学归来后，为了抗日救亡参加了19路军，结果被调去陕西参加内战，死在战场上。这一件事，给在读初中三年级的七舅心灵上造成很深的创伤。他在写给五姨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哥子因为受不住那里面（指封建大家庭）恶臭的熏蒸，才孤立无援的冲向社会，结果被军阀利用，作为祭祀的三牲。”
国鋕七舅读高中是在成都建国中学，他在那里逐步接受了新思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对封建大家庭的认识更深刻了，后来进入西南联大经济系读书，投身于革命事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封建大家庭的叛逆。
背叛家庭 投身革命
作为封建大家庭的叛逆，七舅丝毫不留恋过去的荣华富贵生活，为了追求真理，他甘愿一生清贫淡泊，即使手里有了点钱，他也只留下最低生活费，其余全部交给党组织做活动经费。在物质上，他经常接济有困难的同学。母亲还清楚的记得七舅在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读书时，每学期上学时家里都要给他准备一箱子衣服，但每次放假回家时除了身上穿的一套外都一无所有。家里人问他，他说送给经济条件差的同学了，有衣服大家穿嘛！有一个学期，国湘七姨给七舅赶织了一件精美的毛衣，放假回家又没了，七姨伤心地说：“我辛辛苦苦给你打的，你又送人了！”七舅说：“别人穿和我穿不是一样吗？反正都在身上穿。”大家逗得哈哈大笑，七舅以他的幽默一次次化解了家里人对他慷慨的不满。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为了表示自己追求真理的决心，尽管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七舅也毫不退缩，有个姓张的同学取名：“卡尔·张”，七舅取名：“乌拉基米尔·刘”。表现了对革命导师的崇敬之情。七舅还给自己取了个别名叫：“学樗”，在家信中经常用，语出《庄子，逍遥游》“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立于涂，匠者不顾。”樗，即臭椿，为无用之材。这看出他很自谦，并在取名上也渗透了逆反的思想。
他参加革命后十分关心同他一起生活在封建大家庭里的亲人们，引导他们也成为封建剥削阶级的“叛逆”。每当兄弟姊妹和同龄侄子们聚会一起时，七舅便成为大家的中心，他总是有意识的把话题引到对时局的看法上，并借此向亲人们宣传进步思想。一次，他悄悄拿出精心保存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合影给大家看，在当时白色恐怖下，这是很难得到的珍贵照片。在大家兴趣都很高的时候，他就教大家唱进步歌。在七舅的影响下，刘家的一些同龄侄辈和亲戚都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有的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在香港川盐银行工作的五舅（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为七舅当时领导的“学运”提供了活动经费。
七舅对我母亲的关心教育特别多。我母亲在重庆读高中时，一次学校开展演讲比赛，学生可以自由参加，题目是“当代青年的责任”，七舅知道后，积极鼓励我母亲报名参加，帮助我母亲修改讲稿，在正式演讲前，他又帮我母亲分析演讲稿的主题、重点，演讲时情绪和时间的掌握，母亲在七舅面前反复练习几遍，直至七舅满意为止。正式演讲比赛时，母亲果然取得了好成绩。后来才知道我母亲的演讲稿在评委会很有争论，教务主任和大多数老师都认为讲得好，稿子写的很有新意，有深度，尤其是用一些小动作做比喻的生动事例，很形象。解放后我母亲才知道，我母亲所属学校进步老师多，教务主任是地下党员。
七舅在办《挺进报》时，特意购置了一架很好的收音机，安放在办公地点迁川大厦（现白象街）会议厅旁的一间极少有人去的住房里。我母亲高中毕业后就到和成银行工作，七舅经常带我母亲到他的办公室玩，并有意安排母亲在外边的会议厅看书，他一个人独自关上门在里面一间小屋工作，一有人来就在办公厅大声叫他，后来才知道他在抄收新华社广播电台的消息，编写《挺进报》。
七舅特别喜欢他的两个妹妹，其中一人即是我母亲，在我母亲的婚姻问题上他支持我母亲的选择，鼓励我母亲大胆摈弃封建大家庭的世俗偏见，冲破门第观念，当时我父亲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家里人都怕我母亲以后受苦，七舅知道后抽出时间去做了调查，得知我父亲是一个进步青年，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经常投稿进步报社，用别名发表文章抨击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将了解的情况加上他本人的意见，向家里人做了说服工作，家里人才同意了。
七舅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组织上派他到云南省陆良县立中学任校长，从事革命活动，由于形势恶化，回到四川重庆，任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室高级研究员，七舅以此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七舅曾担任中共重庆市沙磁区特支书记，重庆市委代理书记，领导重庆市青运和学运工作。在我母亲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七舅每次见到我母亲，都要详细询问学校里学生们的思想情况，并叫我母亲在同学中暗地去宣传动员同学买《新华日报》看，我母亲照他的话去做了，动员同学看《新华日报》，一直到1947年2月，《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政府强行查封为止。
宁死不屈 血染红岩
1948年，白色恐怖加剧，4月9日七舅被叛徒出卖以后，沉着、机智地逃脱了特务的追捕。但4月19日，同曾紫霞在荣昌不幸被捕。七舅当时在荣昌县等候把组织关系转到成都，如果七舅不是把组织关系看得比生命重要，只顾自己个人的安全，跑到乡下去躲起来，特务根本无法抓到他。
七舅被捕后，全家人又急又痛，在营救七舅时，主要有远房亲戚、当时出任国民党经济部长的刘航琛出面，找了何应钦、毛人凤，后来又找了特务头子徐远举。国錤五舅闻讯专程从香港回重庆，徐远举同意五舅与七舅见上一面，并提出只要七舅在脱党书上签一个名字，就可以出狱。徐远举企图利用血缘关系来瓦解七舅的精神支柱。五舅曾长期在经济上帮助七舅，同七舅一向感情笃深，五舅这次赴重庆就是准备待七舅一出狱就把他带到香港，然后送到美国读书，兄弟见面后百感交集，但七舅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彻底求解放，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依然拒绝了特务提出的条件。当时五舅悲痛欲绝，含着眼泪离开了七舅。特务头子徐远举眼见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都无法摧毁七舅的钢铁意志，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绝望地发出嚎叫：“共产党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这样死心塌地的跟着共产党？”解放后徐远举在他所写的《血手染红岩——我的罪行录》中坦白交待说：“本来释放刘国鋕，在我当时的反动职权上，不成什么问题，只是我的反动思想作祟，反动政治成见太重，刘国鋕是四川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子弟，也为共产党闹革命，大惑不解……我虽然受了贿，始终未同意释放。”
1949年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已在山城上空回想，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了血腥大屠杀，白公馆的一批批战友被提出去了。面对死亡，难友们异常镇定，他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敌人打开楼下第二室的铁链，叫喊道：“刘国鋕，出来！”七舅仰天大笑，他说我早就知道有今天，他要求写首诗，敌人不肯，七舅于是昂首挺胸，一边往外走，一边高声朗诵自己创作的《就义诗》，十分钟后，刑车开到了“戴公祠”附近，七舅跳下车来，一路破口大骂，历数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高呼口号，敌人又恼又恨，把他的嘴唇割了下来，一阵乱刀毒戮之后，又加上一排子弹，其中有一枪正打中七舅鼻梁。两个眼珠从眼眶中爆出来，滚烫的鲜血流淌在他生活、战斗过的红岩土地上。
亲人们凭着衣服才找到了七舅的遗体，他的头被打扁了，牙齿散了，身上到处是枪眼，面目全非，亲人们看到昔日英气勃勃的面孔变得如此惨不忍睹，无不失声痛哭。
40年过去了，七舅和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当年牺牲的英烈们长眠在歌乐山巅。每年清明节和11月27日烈士殉难日，亲人们都要细细瞻仰烈士遗像，寻找七舅匆匆离去时留下的足迹，聆听他高声朗诵的《就义诗》。
“先烈回眸应笑慰”。在七舅崇高革命情操的影响下，亲人们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七舅的侄儿侄女中，已成长出了工程师、教授、经济师、专家，有的正在国外深造，他们正在七舅走过的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行。
七舅，您安息吧！
（郭绪忠 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