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按：此稿为刘国鋕烈士六哥刘国铮先生遗稿，转载需得到本站许可。若水录入电子版。

 

 

 

　　刘国鋕烈士于1921年出生于四川泸县一个地主大家庭，几十口人聚族而居，不劳而获，其中不少的人只知养尊处优，自私自利、尔虞我诈，这样阶级的家庭如一滩污泥浊水。国鋕三岁丧母，七岁丧父，父亲名下的家庭经济衰败中落，从此受到族人和亲戚中经济条件富裕的势利者的蔑视和打击，感到父母死后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大哥国铤从他的朋友中（中共地下党员）听到一些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当时苏联的进步情况，常向弟弟们讲述，因此，在国鋕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背叛本阶级的革命种子。

 

　　国鋕在小学和初中时期，学习成绩很好，得到老师和同学的称赞，他脑子聪明，又喜欢读书。就是在假期中，也经常手不释卷，看了不少中外小说，还能看《史记》、《资治通鉴》等书，常对一些有名的历史人物进行评论。

 

　　由于家庭经济的日趋没落，国鋕的哥哥们相继失学，其中五哥国錤因失学而就业，在成都当一个小职员，有一定的收入，1936年国鋕才能到成都上高中（建国中学）。1937～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受抗日救亡高潮的影响，国鋕开始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40年，国鋕在西南联大经济系学习时，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就在这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不久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发动了皖南事变，妄图一举消灭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新四军，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变本加厉地残酷镇压爱国救亡运动，使抗日高潮跌落到非常消沉的低潮中。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党的领导人和进步同学，没有及时认清当时的形势，没有正确了解党的策略，在工作作风上一时转变不过来，在行动上表现得过“左”，因此受到停止党的活动的处分。在负责人疏散之后，国鋕开始失掉党组织的联系，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恢复关系。

 

　　1941～1945年，国鋕虽然失掉组织关系，但他毫不消极懈怠，他刻苦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在这段时间，他读了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反杜林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等书，而且写了读书笔记。同时，他始终没有脱离斗争，理论与实践并没有脱节，所以能够不断地进步。他在党所号召的交友运动中做得很成功，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关系。当时有一批同学疏散到云南边远地区去教书，去散布革命的种子，国鋕参加了支援他们的后勤工作。1940年反对孔祥熙运动，1943年反译员征调、反远征军征调等，国鋕都积极参加进去。

 

　　1944年国鋕代表数量不少的一部分进步同学，到重庆去解决组织关系的问题，通过《新华日报》同刘光同志接上了头，在向党汇报了工作后，带回党组织关于青年运动的指示和决定，为昆明民主运动打下基础。

 

　　1945年，国鋕在西南联大毕业，五哥国錤已是重庆市一家私人银行（川盐银行）的高级职员了，兼做买卖，赚了一些外汇，要国鋕去美国留学，但他断然拒绝了。他说：在当前革命正需要我们献身的时候，去美国读书是可耻的逃避斗争的行为。五哥只好又通过关系为他在国民党的经济部找到差事，国鋕仍然拒绝了。他毅然地决定服从革命的需要，同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一起到云南一个小县城陆良去拓荒，去传播革命的火种。当时，亲友们都非常不理解国鋕这一行为，认为一个大学毕业生，不在大城市里干本行的工作，却甘愿到云南边远地区一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县城里去教书，简直像充军一样。当时陆良县中校长由全滇声誉昭著的民主老县长熊从周兼（抗战胜利后，熊被反动派毒死，解放后才知道，熊是地下党员），由于公务忙，很少到校，国鋕虽然名义上是教务主任，实际担任校长职务，教师多系进步知识分子并有民先队员，大家都为一个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学校面貌大大改观，校风渐趋纯正，学生长期存在的游荡、不上课、赌博、斗殴、侮辱教师等歪风邪气，都基本上纠正过来了。师生共同劳动，建设校园。在教学和课外活动中向广大学生灌输进步知识和革命思想，为日后解放战争中迤东一带人民武装蓬勃开展播下了革命火种。不久，就得到消息说陆良驻军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扬言要以“共产党”的罪名逮捕刘国鋕。

 

　　抗战胜利后，国鋕于1946年初回到四川重庆，主要动机是因为双十协定后，国内和平有了希望，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圈子内强调今后和平的议会斗争方式的重要性。国鋕估量自己的诸种条件，认为在这一斗争中还可以提供相当贡献。国鋕回到重庆后，搞青运、学运工作。在工作中，他表现了很大的钻劲和不屈不挠的精神，逐渐打开了局面，并重新同《新华日报》“青年生活”的编辑部建立了联系，获得了领导。这时候，国鋕以《商务日报》记者的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工作。他已经同组织取得了联系，但还没有正式解决党的关系，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一点失望和消极。他这时期由于日以继夜紧张工作，身体很坏，常常生病、失眠，却始终保持高度的革命热情，忘我地进行斗争。这段时期，他常对我说：“国家处在如此紧要关头，我们这一代青年如不积极参加革命的斗争，争取胜利，如何对得起子孙后代！”

 

　　1946年7月，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被国民党匪帮暗杀，国鋕义愤填膺，发动组织留渝联大校友会，在自己家里为闻一多家属举行记者招待会，为闻一多家属募捐、发宣言。在紧张的斗争中还废寝忘食地撰写悼念闻一多烈士的文章《略论闻一多先生》，热情赞扬了闻一多先生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从书斋走向革命前列的优秀品质，同时愤怒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1946年12月，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事件，国鋕以留渝联大校友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并组织领导了重庆市大、中学校的学生进行了罢课，举行反美反蒋的示威游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在实际工作中，他做得又多又好。在日后历次抗暴运动中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他表现得非常能干，在发动工作和支援工作上，他都做得非常成功，在群众中建立了相当高的威信。这时候，党才正式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

 

　　1947年3月，国共谈判破裂，在国统区的中共代表和《新华日报》全部撤退到延安，内战进入全面大打的阶段。这时候，国鋕担负的任务更多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参加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的领导工作，担任副书记，兼沙磁区特支书记。他一方面搞城市民主运动，搞学运、青运、职青工作。帮助《挺进报》的出版并负责发行。另一方面，他又负责支持农村斗争，动员学生下乡，并且通过各种关系，募捐帮助下乡同志。在这一堆繁重的工作中，他从未表现出疲倦和怠惰，一贯保持着积极的工作态度和革命热情。他对同志的关心和爱护，给战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帮助生病的同志，对从乡下来联系工作的同志，总想着事先给捎去来回的路费，对下乡的同志，总是把身边的钱都全部送给作费用。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挺进报》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机关破坏之后不久，国鋕也被逮捕（解放后，出卖刘国鋕的叛徒李忠良和冉益智都已被人民政府镇压，而且在告示上所公布的罪状中就有“出卖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鋕”这一条）。他在被捕之前，曾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国民党抓到我之后，很可能是就地枪毙！”果然，国鋕是被当作“要犯”，给他带上了沉重的脚镣，关在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他在被捕以后表现得很坚定，虽然受过多种酷刑，但始终没有供出一个字。这使得一批狗特务感到惊异，常说：“刘国鋕是有钱人家的少爷，有吃有穿，又有工作，却去干共产党的事，而且如此顽固不化，不知中了什么毒！”当国民党特务头子徐远举刑讯他的时候，问他为什么去干共产党的事？是受何人指使？他自豪地宣称：“我是从马列主义哲学中研究出来的，是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要我这样干的！”这些义正辞严的回答，使这些狗特务哑口无言，恼羞成怒，决定杀害刘国鋕。1948年初国民党反动派用重庆市伪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公开枪毙了陈然烈士等十名共产党员，刘国鋕原是其中一名，事前这个消息党启泰同志（民主同盟成员）从他的姐夫周铁生（军统特务）处得知转告了我，我赓即由重庆到成都找刘航琛同乡（伪四川省政府高等顾问），刘用电报告知当时在南京的何北衡（伪四川省政府建设厅长，解放后在水利部任参事，政协委员）要他找国民党的头面人物设法营救，不久特务头子徐远举就得到南京方面来信，叫他暂时留住刘国鋕的性命。

 

　　1948年秋五哥国錤从香港回重庆营救国鋕，通过关系对特务头子徐远举进行请客送礼，要求与国鋕见面。徐匪同意在他的办公室会见，届时由两个特务押着国鋕进入室内，国鋕见到哥哥表示惊异，说道：“五哥！你何时回来的？今天早上他们叫我出来，我还以为是要枪毙我哩！”当时国錤拉着国鋕的手同坐在一个沙发上，见国鋕面容枯瘦、眼球充血、行动艰难，国錤心里非常难过，说明特地从香港回重庆来看他，希望他能早日恢复自由，并带他去香港转美国读书。这时徐匪插话，对国鋕问道：“我让你看的书，看了没有？”国鋕冷笑了一下未作答复。徐匪接着说：“以前我要你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才放你，现在，我只要你写一个脱离共产党的文件，也不必登报就释放，就交给你哥哥到香港转美国读书，何必在此吃苦头。”国鋕听了，哼了一声，坚强有力地回答道：“办不到，我有我的信仰。”他回头对国錤说：“五哥，你和家里人的心情我很了解，都不用耽心我，也不要难受。”国鋕为了党的事业，又毅然回到监狱里去了。

 

　　国鋕在狱中经受了多种折磨和虐待，身体更越来越坏了，但是他克服多种困难，坚持干体力劳动，坚持学习，坚持同叛徒、特务进行斗争。家里送去的各种食品和补药，他都分送给其他难友。王朴烈士临到押送刑场的时候，国鋕还把自己的大衣给他披上。有同志从白公馆转移到渣滓洞，国鋕赶忙把两听罐头放在他的包里。

 

　　1949年10月2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之后，人民解放军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国民党反动派的蒋家法西斯王朝的末日眼看就要到了。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已进军到重庆郊区，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都清晰可闻了。被关在白公馆的难友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欢欣鼓舞，群起唱歌、欢呼。特务杨进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跳出来大吵大嚷，进行压制。国鋕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高喊道：“为什么不让我们唱歌？你们有今天，我们有明天！”

 

　　国民党反动派在仓惶撤离重庆的时候，决定下毒手，杀害中美合作所里囚禁的全部“政治犯”，对于“要犯”，国民党特务机关是采取提前个别枪决的办法，对剩下的再进行集体屠杀。国鋕就是被提前杀害的一个。当特务到牢房里来叫国鋕出来的时候，国鋕冷笑一声，豪迈地说：“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不忙，让我写首诗再说。”于是从破地板下面拿出一段铅笔头，写下这样一首就义诗：

 

　　　　同志们，听吧！

　　　　像春雷爆炸似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

　　　　我们——

　　　　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诗还没有写全，特务就强行把他拉出去了。国鋕理直气壮地历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十大罪状。特务匪徒们恨得咬牙切齿地骂道：“你不给我们痛快，老子也不给你痛快！”于是兽性大发，把国鋕拉到刑场，先行用刀子把国鋕的嘴唇割下，然后枪杀，集体埋入土坑。国鋕牺牲时年仅28岁。

 

　　1950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陈锡联发给我烈字第142号烈属证明书一件，仍在我处。

 

                                         1974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