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回忆录曾先后被烈火红岩园区的陈然馆和江姐馆转载，本馆再次转载，因为陈然烈士和江竹筠烈士，特别是前者，对《挺进报》的贡献为大家所熟知，而刘国鋕烈士为《挺进报》的诞生、编印和发行所作出的贡献却鲜为人知。从战友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既是一个理论修养很高的成熟的、理性的革命者，也是一个在实际工作中甘做配角、为事业竭诚尽忠的无私奉献者。）
《红岩》出版了。这本书主要是通过“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监狱斗争，反映了1948年到1949年一年间，重庆的革命和反革命在最后决战时期的斗争事迹。它象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一书一样，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读者。当我读到书中成岗等同志办《挺进报》的那些章节，特别是读到江姐和成岗等同志被捕后在狱中英勇斗争的事迹时，我不禁回忆起过去在重庆进行的地下革命斗争，也想起了《挺进报》，想起了共同办《挺进报》的那些亲密的战友江竹筠、陈然、刘国鋕等同志。和这些革命先烈在一起工作的—段经历，是值得我永远纪念的；他们的崇高革命品质，也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解放前的重庆，是敌我斗争比较剧烈的一个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蒋介石反动派严密控制的“陪都”，是反动统治的中心。自国民党政府从武汉撤退以后，坚决抗战与妥协投降，民主与独裁，革命和反革命，就在这里展开了剧烈的斗争。
从抗战开始，我党就在蒋管区公开发行《新华日报》。这份报纸创刊于武汉，武汉撤退后迁到重庆继续出版。八年抗战期间，它在蒋管区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引导千万读者走上了抗日和革命的道路，一直是反动派的眼中钉。抗战结束后，它高举着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争取民主的旗帜，当然更不见容于反动派了。
在全面内战打了九个月之后，于1947年2月28日，反动派封闭了我党在蒋管区的一切公开机关，包括重庆的《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被封闭之后，蒋管区的人民，听不到党的声音了，听不到我军进行自卫战争的消息了，大家感到十分苦闷和徬徨。
这时，我们原来在党的领导下办刊物的几个青年，便计划着编印一种地下报纸，来报道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让人们看到光明，受到鼓舞。特别在3月19日胡宗南匪军侵占延安之后，反动派大肆造谣叫嚣，更使我们感到有出版地下报纸的必要。
当时我们拥有编印地下报纸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搞到在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华商报》和其他进步刊物；同时，还找到了收听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的合适关系。我们之中的陈然同志，又是重庆南岸野猫溪镇上一个农具修配厂的厂长。这个厂依山建筑，陈然同志的家，就住在工厂高处的楼房里，环境比较僻静，便于印刷秘密报纸。加以这个工厂和当时其他许多工厂一样，没有、也不可能认真从事生产，所以工厂里冷冷清清，只有少数看守厂房的工人。这对于地下工作更是—个有利的条件。
开始，地下报纸没有名字，编辑、印刷都比较粗糙。接着，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个报名比较好，便取名《黎明》。第一期《黎明》出版了，我们的心情是又紧张又兴奋。我们分头把报纸送给了自己最亲近的朋友。经过我的手送出去的，大部分是给了刘国鋕同志。他当时在民主人士、进步青年和学生中，进行着广泛的活动，需要大量的宣传品。
由于《黎明》刊头上有些问题处理不当，容易被敌人追踪破坏，刘国鋕同志建议另外改一个名字。我们根据他的建议，把《黎明》更名为《挺进报》，是用隶字写的刊头。
《挺进报》出了两期，有一天，刘国鋕同志告诉我：“地下党市委的彭咏梧同志要和你谈谈工作。”我十分高兴。五月的一天老彭和我约会在白象街迁川大厦内刘国鋕的卧室里。一见面，他就象老朋友似地亲切对我说：“我们很了解你，现在党希望你承担—项宣传任务。”接着，他把任务告诉了我：一是创办一份秘密报纸，宣传党的政策和报道解放军的战绩。一是恢复《中国学生导报》，公开出版作为学生运动的指导刊物。《中国学生导报》是抗战中期在党的领导下创办的一个学运刊物，一直出版到抗战结束。老彭很了解《中国学生导报》的历史，他说：“《中国学生导报》创办的时候，你也是发起人之一，现在你再把它恢复起来吧，目前学运的开展，急需这个刊物，它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影响。”老彭还说，出版这两个刊物的任务由我和另外一个从昆明来的同志担负。
我表示很愿意承担老彭给我的任务。同时我向他建议，除恢复《中国学生导报》外，可否利用《挺进报》这个现成的班底，不必另起炉灶，再办一个秘密报纸。老彭答应等他回去研究之后再告诉我。
第二次见面，老彭说，市委同意将《挺进报》作为它的机关报，《挺进报》成立党的特支，由他直接领导。因为搞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他不便和所有的同志见面，便决定通过我来实现对报纸的领导。同时还决定：为了报纸的安全，我们编印报纸的几个同志，从此不再搞发行，以免暴露目标。报纸编印出来之后，全部交给组织上去发行。
《挺进报》出版后，就陆续报道了很多令人鼓舞的战绩，例如，在1947年的红五月里，我军在山东战场孟良崮全歼蒋介石的精锐嫡系部队、全部美械装备的七十四师，并且击毙其师长张灵甫；我军收复豫北汤阴，活捉孙殿英，全歼其第三纵队；陕北蟠龙镇大捷等等。反动派叫嚣“陕北共匪业已肃清”，我们则报导我西北野战大军在陕北胜利反击；反动派吹嘘所谓“九月攻势”，我们则报导南线四路大军大反攻的胜利战绩。因此，《挺进报》在群众中成了坚定信心和激发斗志的重要工具。
《挺进报》也重视刊登党中央的文件和毛主席的文章。例如，1947年底1948年初，党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毛主席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两大文件，在报纸上刊登后，曾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在《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以后，接着报纸又连续报导了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消息。这方面的材料，成了农村工作同志发动群众的锐利武器。
同时，报纸还根据市委的指示，发表过一些阐明斗争任务的言论。例如，在1947年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有些同志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局面打不开，不懂得放手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必要性。《挺进报》就曾为这个问题发表过言论，要求大家提高对形势的认识，改变工作方法，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斗争。这些，对斗争的开展都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报纸也登载过一些学生运动和民变的消息，对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揭露。
在当时革命与反革命的最后决战中，在白色恐怖统治下面，我们的同志，对这样一份报纸当然非常重视和关心。报纸的存在本身，说明我们组织力量的强大，给人以很大的鼓舞。在敌人方面，自然引起很大的震动。
报纸出版不久，便落到了敌人手中。反动派看到在他们严密控制的重庆，竟然出现了共产党的秘密报纸，大为震恐，下令特务限期破获《挺进报》。为了破获《挺进报》，他们出动了大批特务，日夜在各个邮局严密监视，甚至对马路边的邮筒也不放松监视。于是，围绕着《挺进报》展开的斗争，便成为敌我双方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情况虽然很紧张，但特务仍然没有发现《挺进报》的踪影。报纸工作人员—直进行着自己的活动，担负起党的宣传任务。由于保证了安全，同时不断得高了报纸编印的质量，《挺进报》特支的工作曾受到市委的表扬。这对报纸工作人员是个很大的激励与鼓舞。当然，我们最后是为这张报纸付出了重大代价的。
回忆起《挺进报》。不能不令我又一次忆起了为它付出辛勤劳动以至最后贡献了宝贵的生命的几个同志，这就是陈然同志、江竹筠同志和刘国鋕同志。
陈然同志是一个信念坚定、性格坚毅沉着、作风朴直的人。他在《挺进报》的编印工作方面担负了最繁重的任务。他的政治热情—直是饱满的。这种热情不是表现在口头上，而是表现在行动上，他说得不多，却作得非常出色。
开始时，《挺进报》是由另外—位同志刻蜡纸，陈然同志负责油印。那时我们买不起好的油印机，而且他从来没有做过这项工作，重庆夏天气候又很热，蜡纸容易化油，报纸印出来字迹不很清晰。他为此很着急。报纸印不印得清楚，印的份数多不多，是能不能完成党的宣传任务的关键。于是他精心钻研油印技术，不久，他找到了一个窍门，干脆丢掉油印机，用一块打磨得精光利滑的楠竹片往蜡纸上刮油墨。开始还不习惯，等到他完全掌握了这种印刷技术的时候，在重庆秋季那种炎热的气候下面，一张蜡纸也可以印上—千多份清清楚楚的报纸。到1947年冬季，天气冷了，他的技术也更加熟练了，于是一张蜡纸在他的手下，可以印出二干四、五百份清楚漂亮的报纸。
在纸张的选用和油墨的调和上，陈然同志也下了许多功夫。因为是秘密报纸，成捆携带要不占地方，零张传递要能经受折叠，所以纸张既要薄，又要富于韧性，还要吸墨性能好。单是为找这样—种纸，陈然同志就跑了很多文具店，试验过很多种纸张，最后才发现一种最合适的用纸。他还学会了调和油墨，懂得了在什么气候条件下，使用什么纸张，用哪种浓度的油墨最合适。陈然同志虽然为《挺进报》已经作了不少工作，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掌握印刷技术之后，他又学着刻蜡纸。终于，他能刻出整齐清晰的仿宋字体来。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到后来，他又担负了一部分编辑工作。于是他一人承担了编、刻、印的工作。
他的工作量当然是很大的，白天他有社会职业，要作厂长；晚上九、十点钟以后，人们都休息了，他才关起门来开始自己的活动。每当报纸出版，他总要苦战几个通宵。野猫溪镇下滚滚不息的江涛，多少个夜晚陪伴着他战斗到天明啊。
每次报纸出版后，他安详地带着一大捆，渡江过来，将报纸交到我的住所。我知道每一期报纸，都是他的心血和革命热情的结晶，总怀着敬佩的心情对他说：
“老陈，你太辛苦了。”
他却很谦虚地说，“算不了什么，你看我多结实，拖不垮的。”
的确，他是一个非常结实的人。繁重的工作，拖不垮他；后来证明，敌人的酷刑，也压不服他。
1948年初，我准备到下川东去参加农村工作。临行前夕，《挺进报》特支的几位同志去陈然同志的家里聚会了一次，陈伯母为我们作了很多好吃的菜，也算是给我饯行。当时，谈得很多，彼此以胜利会师相期许。哪知这次相别，竟成了永诀。就在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晚上，陈然同志正在赶印最后一期报纸，特务突然冲进了他那间秘密的小屋。陈然同志还来不及擦去手上的油墨就被捕了。
江竹筠同志是彭咏梧同志的战友和爱人。《挺进报》的工作开展之后，老彭的负担越来越繁重。他还有社会职业，每天要上班，还负担着地下工作其他方面的繁重任务，不可能在《挺进报》的组织工作方面花很多时间，于是组织上便派江竹筠同志作他的助手，参加了《挺进报》的工作。
我还鲜明地记得和江竹筠同志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在重庆闹攘攘的小什字街一幢大楼的三楼上，老彭和她来到我住的房间。老彭介绍说：“这是江竹筠，她以后和你们—起搞《挺进报》。”我紧握着她的手。彼此用会心的微笑来表达认识了一个新战友的高兴。她这天穿的是毛兰布旗袍，外面罩一件深红色的薄呢短大衣，是一个普通城市妇女的打扮；她的安详，沉静的仪表，她眼神里流露出的坚定而充满自信的光辉，却说明了她有一颗坚强的心。沉默了一会，她用非常朴质的口气对我说：“报纸工作会有不少困难，这困难是大家的，你尽管提出来，我们共同来承担。”接着她还嘱咐我们以后不要再收听广播了，全部广播稿由她提供。同时老彭还决定，每期报纸除了交给刘国鋕同志一部分外；其余全部交给江竹筠同志去分发。从此，江竹筠同志在《挺进报》方面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
每期报纸，经过她的手分发出去的，大约有一千六、七百份。她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途径，按约定时间把报纸准确地送到有关同志的手中。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单是这一项工作，已经是非常繁重的了。可是她操心的还不止这一些。组织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也要她付出很多心血。她要精心地选择收听的人和收听的地点。而且，反动派的电波干扰很厉害，很不容易听清楚。这就需要安排几个地方同时收听。送给我们的记录，她要求是完整无缺的。可是有时也难免有脱漏之处，碰到这种情况，她总是感到不安，觉得给编辑工作增加了困难，对读者没有尽到责任。其实，她已经作了极大的努力了。
她非常关心同志，她知道在编印报纸的几个同志中间，陈然是最辛苦的一个。她总为他的健康担心，曾经三番两次地要我转达她对他的慰问，并且要求大家想法减轻陈然的负担。搞编辑，手边总会有一堆稿件和资料。我屋角放着的一只衣箱，便是我存放资料、稿件的地方。她对这只衣箱很不放心，经常帮我清理，要我烧毁一些不是很必要的东西，必要的东西也要迅速处理。“要时刻警惕着！”她经常提醒我要准备应付特务的突然袭击。
她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的纪律，为同志们作榜样。地下工作有这样一条纪律：只有工作关系，没有社会关系，除了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外，不能随便公开往来。有一次，我偶然在街上碰见她，正好有事要和她商量，便满心高兴地和她打招呼，可是她象不认识我似的，立即将脸转开，避免和我打照面。于是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不对了。
报纸能够安全地继续出版下去，是和江竹筠同志在工作中坚持革命原则性以及她的细心、机警、灵活的作风分不开的。因为她的接触面最广，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露出破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1948年初，四川东部农村的革命斗争，有很大的发展，组织上为了加强领导，决定派老彭和江竹筠同志到下川东地区工作。临行前，组织上又决定让我和他们一道去。我们离开重庆后，《挺进报》由陈然他们继续办下去。
我们到了下川东，首先发动了奉（节）、大（林）、巫（溪）起义。不幸，起义部队遭受失败，老彭在突围中牺牲了。残暴的敌人知道他是起义部队的领导人，残酷地割下他的头颅，吊在奉节县的竹园坪镇“示众”。江竹筠同志事后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万分沉痛。但她能够化悲痛为力量，仍然挺起胸膛，继续战斗在老彭牺牲的地方。敌人风闻彭咏梧的妻子在下川东活动，就四出搜捕。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1948年6月，江姐在万县被捕了。
刘国鋕同志出身于地主兼资产阶级的家庭。在学生时代，他读了很多理论书，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便背叛了他出身的阶级，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努力奋斗。离开大学后，1945年到1946年间，他在云南农村工作了一个时期。我和他就是这时在农村工作的岗位上认识的。1946年，他回到重庆，凭借社会关系，在四川省银行的资料室挂了一个名义作为掩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对人非常热情，善于联系群众，交朋友。在学生、职业青年和民主党派中，都有广泛的活动。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挺进报》的工作，但他对于《挺进报》工作的开展，却作了有力的支持。他不但热情地在报纸内容上提出改进意见，还不断地在经济上支持报纸。他对我个人的帮助，是使我难忘的。他知道得很多，分析问题又很透辟，每和他谈一次，总感到有很大收获，受到很大的启发。他学习非常勤奋，记忆力很强，令人惊异的是他能成段地背诵经典著作中的一些重要内容。这种艰苦学习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我赴川东前，已经断了一切社会关系。起程的当晚，是在刘国鋕同志的卧室里换的衣服。只有他一个人陪伴着我，为我筹划着一切。那晚下着濛濛小雨，很冷，他一直送我到轮船码头，在黑暗中向我挥手告别，哪知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江竹筠、陈然、刘国鋕三位同志，都是在1948年先后被捕的。被捕后，都被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里。他们不愧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狱中，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保卫了党的利益，保卫了革命的利益。敌人从叛徒口中知道江竹筠同志了解很多党内的情况。他们满以为可以用酷刑吓倒一个女人，取得他们需要的口供和扩大破坏的线索。但是敌人打算错了，站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不平凡的女人，一个钢铁铸成的共产党员。哪怕在重庆夏秋那种酷热的气候下面，特务对她施展了百般酷刑，也不能挫折她的革命斗志。她的榜样，给难友们很大鼓舞。在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反动派将她和另外几位难友秘密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内的电台岚垭。
陈然同志入狱后，也和江竹筠同志受到同样的遭遇。敌人知道他负责《挺进报》的工作，想从他身上取得扩大破坏的线索，于是对他进行了百般毒刑拷问。但他始终没有给特务们一点收获，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挺进报》由编辑到发行，一切工作都承认是他自己一个人干的。他还在敌人的法庭上，写下了著名的革命诗篇《自白书》，并且在狱中继续办《挺进报》白公馆版，坚持宣传活动。
对刘国鋕同志，反动派施展了另外一套花招。他们千方百计想唤起他对原阶级的留恋，以动摇他的革命斗志、对他采取了各种卑鄙的劝诱手段。但刘国鋕同志经受住了一切考验，敌人从他身上什么也没有捞着。
在重庆解放前一月，正当解放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西南进军的时候，反动派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将陈然、刘国鋕和另外八个为重庆人民熟知的革命者共十人，公开杀害于重庆的大坪。在杀害前，丧心病狂的反动派还用卡车载着这十个同志，警卫森严地在重庆市“游街”一遍。这些先烈们在“游街”的时候，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高呼口号，向群众进行宣传，沿途观看的群众都大受感动。到了大坪，他们面不改色、昂首阔步地走上刑场，英勇就义，留下万古正气。
先烈们用热血和生命灌溉的革命事业，今天已经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奋勇前进！
原文发表于1962年第8期《中国青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