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者按：吴子见在若干篇回忆文章中都强调了江竹筠和刘国鋕两位烈士对《挺进报》所作的重要贡献，这篇文章是他关于《挺进报》的最后一篇回忆录，现将与刘国鋕有关的章节节录如下）
60年代前期，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小说《红岩》相继问世，于是《挺进报》伴随着人们对烈士的敬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从那时起，不少同志写回忆录，作革命传统报告，谈论《挺进报》。令人遗憾的是，在我看见的谈《挺进报》或涉及《挺进报》的文章中，都不免有缺点或不足之处（包括我本人写的文章在内）。
现在，写文章、作报告，既没有政治上的干扰，思想上也应该没有顾虑。只要我们努力排除私念和偏见，就不难实事求是地、比较全面地写出历史的真实情况。
《挺进报》于1947年开始创刊，到1948年遭受破坏，可分为前后两段，即1947年夏到冬由市委彭咏梧领导的一段，和彭到下川东后由市委其他成员领导的一段。我只参加了前一段的工作，本文要介绍的也只是这一段的情况。
《挺进报》是怎样办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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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无名印刷品到《挺进报》的诞生
《彷徨》杂志在邮局租了一个信箱，可以收到一些从香港寄来的资料。刘熔铸当时在重庆民生路开明书店门市部任主任，也从香港进口了一些进步民主刊物。1947年夏，刘熔铸、蒋一苇利用这些材料，编了一个无名油印品，主要是由刘熔铸散发出去。
这个印刷品刊登了一些重庆看不到的消息，很受欢迎。报纸出来后，我给了刘国鋕一份。刘国鋕是我1945~1946年在云南陆良县工作时认识的。因为有那一段经历，彼此很信任。他从云南返渝后，先后在《商务日报》、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刘是四川地方财阀何北衡的亲威，而且是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本来可以在四川省行谋个高级职位，可是他拒绝了，只是在经济研究室这个无关重要的机构任个闲职，掩护地下工作。他的住址在曾家岩何北衡公馆，在经济研究室所在的白象街迁川实业大厦也有一间专用住房，我回渝后，在小什字《时事新报》馆工作。我们很要好，又住得比较近，所以经常来往。我将无名小报给他看，并说是办《彷徨》杂志的几个朋友搞的。他看了后，觉得刊头有些问题处理不当，如写了出版时间之类（还有其他问题，记不清了），如果落到特务手里，很易被追踪，建议我们另外换一个名字。我赓即琢磨，取个什么刊名好呢？想来想去，觉得取名《挺进报》还不错。在革命的道路上挺进嘛，而且这三个字叫起来也响亮，很有战斗意味。当我们四个人碰头时（那时我们都是在枣子岚垭蒋一苇的住处聚会，那里比较僻静），我谈了刘国鋕的建议，并提出更名《挺进报》的意见。他们都赞成，觉得这个名字好，就这样把小报命名为《挺进报》，我说，我会写隶书，我来写刊名吧。于是我用隶书写了一个刊名，交给蒋一苇。当时是蒋一苇边编边刻蜡纸。
怎样接上市委关系和市委批准《挺进报》作它的机关报的经过
大概用《挺进报》这个刊名才出了一期，时间是6月（或者是7月），有一天，刘国鋕告诉我，有个朋友要找我谈谈，他叫彭咏梧，是地下市委的。我问：“是真的吗？”刘说“当然是真的。”我非常高兴，我们不是迫切地希望找到党吗，这不找着了。当时刘国鋕是不是党员，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我想，形势那么险恶，如果刘国鋕没有把握，是决不会给我介绍的。所以，我当即相信了这个关系。接着，刘国鋕就安排我在白象街迁川实业大厦他的单身居室内和彭咏梧见面。当时天气已热，我和刘国鋕是穿的衬衣，彭咏梧因是上层社会人士装扮，穿的是单层西服，结了领带。刘国鋕介绍我们认识后，便拉上门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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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竹筠和刘国鋕做了哪些工作
江竹筠和刘国鋕是直接参加《挺进报》工作的，前面提到一些，可是很多写《挺进报》的文章，都未提到。我在这里再综合起来简要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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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鋕在《挺进报》的活动，有以下几点：
——担负一部分报纸的分发工作。刘国鋕的活动非常广泛，当时我就知道，他经常跑沙坪坝，做学生工作。他和重庆市民盟有很深的关系，并和职业界青年朋友有广泛的联系。我想这可能是彭咏梧分配他分发一部分《挺进报》的原因。据曾紫霞告诉我：现在成都的赵一明曾对她说，当时地下民盟得到的《挺进报》，是刘国鋕给的；重庆的周永林也说刘国鋕给他《挺进报》》；她知道沙坪坝的学校、文德女中等都是由刘国鋕在分发《挺进报》。当时和刘国鋕一道在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室任职，现在四川财经学院的刘秋篁告诉我，他是从刘国鋕那里得到《挺进报》的。从这些零零星星的材料，可以想见当时刘国鋕分发《挺进报》的广泛和工作的辛苦。
——替报纸筹措经费，为工作人员筹措生活补贴。当时手工印刷，效率低，又费劲，我们很想买一台手摇油印机，我曾向彭咏梧谈及此事，彭说可以，所需费用叫刘国鋕想办法。刘表示可以想法筹措。我们到处找，我也跑了一些商店、寄卖行，只有旧的，价钱还贵，就没买成。刘国鋕还曾给报纸买过油墨。另外，刘国鋕给蒋一苇筹措过生活补贴，我向彭咏梧、刘国鋕都谈过，老蒋一大家人吃饭，又无社会职业收入，生活很困难。刘国鋕曾筹措了一笔钱，嘱我转给老蒋。
江竹筠、刘国鋕为《挺进报》做了许多工作。对这两位英勇献身的烈士，我们绝不能忽视或忘记他们所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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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1997年发表于群众出版社《挺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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