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按：这是作者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上的学习体会）
○ 引子
《红岩》（罗广斌、杨益言著，中国青年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1948-1949年中共重庆地下党在黎明前夕的艰苦斗争为背景，塑造了江姐、许云峰、成岗等一系列中国共产党的英雄人物，这部小说可以说对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都起到了良好的教育作用。出生于60年代末期的我，对这部小说的某些细节描写甚至可以倒背如流。后来，因为偶然的机缘，我有机会读到这部小说所描写的那段历史，历史的真实远比艺术的描写更加令人震撼，发人深思。每当我重温那段历史，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叹——历史，永远可以成为现实的镜子。常常照一照这面镜子，可以知道今天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所谓的温故而知新，大概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吧。今天是4月7日，恰好是《红岩》中的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党员刘思扬的历史原型刘国鋕烈士的诞辰日。就让我的阐述，从这位烈士的故事开始吧。
一 “我是从马克思主义中研究出来的”
刘国鋕烈士出生于四川的一个地主家庭。虽然他的少年时代家庭经济已经走向颓败，但是他依然有机会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他考上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后，他家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他的族亲刘航琛、他五哥的岳丈何北衡都官至高位，是四川省的政治和经济界呼风唤雨式的人物。但是，刘国鋕却成为了这个大家庭的叛逆。他在西南联大经济系学习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在皖南事变后的革命低潮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由于上级的出卖，他不幸被捕。尽管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在中共重庆地下党中只担任了沙磁区学生运动特别支部书记的职务，但由于他家庭关系的非同寻常，当时西南地区的特务头子徐远举带领一干重要人物亲自审讯了他。徐远举在解放之后的供述中写道：“我对刘国鋕这样出身剥削阶级的人也加入共产党感到大惑不解。”徐远举认为，刘国鋕大概不过是赶时髦，一时头脑发热参加了“反对党”。但是，刘国鋕告诉他：“我参加共产党，是从马克思主义中研究出来的。”
刘国鋕经历过大家庭从兴盛到衰败的过程，亲身体会到富裕阶层的冷漠和势利，如果说他叛逆性格的形成与家庭的变故有关，他的叛逆，主要还是感情使然，那么，他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则是高度的理性使然。他的中学时代正是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时代，那时的他对于国、共两党都处于观察阶段，他甚至试图走第三条道路。在西南联大这个民主的堡垒中，他有机会接触到各种理论和学说，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他是一个读书迷，但并不盲从书本上的理论。他博学而慎思，在对现实的观察分析和对理论的思索探求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他加入组织的动机是纯而又纯的。正是因为高度的理性和高度的纯洁，在他后来的职业革命活动中，他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了为之奋斗的事业。他放弃了有可能妨碍工作的高级职员的位置，甘愿做一个工作时间比较自由的资料室工作人员，为的是更好地对上、下级的来访进行掩护。他把自己丰厚的收入全部作为组织经费，还利用家庭关系为进步团体筹募款项，帮助战友解决经济上的困难。被捕后，他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月走上了刑场，他留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与之形成对比是中共重庆市委正、副书记刘国定和冉益智。这两位党的高级干部在被捕之后都迅速叛变事敌。刘国定在被捕前就贪图享受，挪用党组织的经费作为自己的生活费用；冉益智则是一个地道的投机分子，在革命低潮时期加入过国民党，革命高潮到来之后又加入共产党。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冉益智曾经作为监誓人参加刘国鋕烈士女友曾紫霞（《红岩》中女大学生孙明霞的原型）的入党宣誓仪式，他谆谆教导曾紫霞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背叛组织，不到一个月，他就异常积极地向特务提供了这对革命恋人的匿身地点，而这个地点，只有他一个人知晓。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理论学习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理论学习的目的并不在于用先进的理论去教育别人，而在于通过学习提高自己进行理性的思考与判断的能力，通过学习坚定自己的信仰，纯洁自己的党性。即便是在牢狱之中，真正的共产党人也从未忘却过学习。与叛徒们被捕之后或者颓废沮丧、整日里唉声叹气无所事事，或者争相出卖同志、向特务邀宠献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渣滓洞和白公馆看守所里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牢狱里仍然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刘国鋕烈士在狱中研读历史，陈然烈士（《红岩》中成岗的历史原型）学习自然科学和哲学，江竹筠烈士（《红岩》中江雪琴的历史原型）等女牢的共产党员靠记忆默写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大纲供同牢难友们学习。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红岩烈士蔡梦慰在他著名的《黑牢诗篇》里这样写道：
“用黄泥搓成的粉笔，
在地板上写出了讲义，
你，是学生，也是教师，
卡尔、恩格斯、伊里奇、约瑟夫
就像坐在身边，
同大家亲密的讲叙；
毛泽东的话呀，
又一遍在心里重新记忆，
再一遍在心里仔细温习。
寒冷的俄罗斯，
是怎样开遍了香花；
古老的中华，
怎样燃起了解放的火炬。
……”
牢狱中的学习，不仅使得革命者们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理论修养，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他们反思了川东地下党遭遇破坏的惨痛教训，幸存者罗广斌在出狱之后将同志们的思考进行了总结，写出了2万余言的关于重庆地下组织遭受破坏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精髓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狱中同志对党组织的八条意见：
1， 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2， 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3， 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 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 切勿轻视敌人；
6， 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 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8， 惩办特务和叛徒。
这八条意见，是红岩烈士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显然，在烈士牺牲后60年，这些意见依然有着高度的现实性，以致有人甚至怀疑60多年前的革命者是否有着如此强大的预见能力。参与形成这些意见的革命者，都有着坚强的党性和较高的理论修养。正是因为他们坚持学习，善于思考，对共产主义事业怀着无比的忠诚，方才能够提出对于党的建设具有永恒意义的意见，这些意见如长鸣的警钟一般穿越了半个多世纪时空，今天读来，依旧振聋发聩，令人深思！
在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瞬息万变的今天，在知识不断更新、技术飞速进步的今天，学习，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学习，是为了更好地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果多数党员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没有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基本掌握，没有对当今科技发展的最起码的了解，那么，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都无从谈起，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去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将成为一句空话。刘国鋕烈士在牺牲前没有给亲人留下遗言，他只让罗广斌向组织上转达他的愿望：希望党在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多么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他的意见的正确，正是得益于他一贯的坚持学习。过去，我们宣传革命烈士，总是侧重强调他们的勇敢和坚贞，很少有人注意到理论学习对于革命先辈选择为劳苦大众献身、为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社会献身的人生道路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这不能不说是党的宣传工作当中的一个缺憾！
二 “不要理想主义”
“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这是红岩烈士八条意见中的一条。这里的“理想主义”具有特别的含义。小说《红岩》描写的是，由于个别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的大批党员遭受逮捕，他们在狱中历经了酷刑的考验，与特务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最终英勇地牺牲的黎明的前夕。而真实的历史是，由于川东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在执行党的地下斗争政策时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不合时宜地发动了川东农村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在城市里则错误地使用了对敌攻心战术。他们的错误导致农村的武装起义遭到全面失败，川东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在起义中牺牲；城市里因大、小叛徒的叛变而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大逮捕，中共川东地下临时工作委员会和重庆地下市委几乎被完全破坏。叛徒的投敌固然是造成大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和重庆市委对于这次大破坏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造成他们犯左倾盲动错误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他们对川东地区的革命形势缺乏审慎的分析，对上级的指示进行了教条式的理解与执行。
1948年，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我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全国的胜利几乎已成定局。但是，在西南这片土地上，敌强我弱的局面依然十分明显，事实上，大西南也是最后被解放的地区之一，红岩烈士们是在黑牢之中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喜讯的，著名的“绣红旗”就发生在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的监室里，参与制作狱中红旗的有陈然、刘国鋕等革命烈士。遗憾的是，川东临委的最高领导人在上海听取了当时中共上海局组织部负责人钱瑛关于全国形势的分析之后，机械地把全国的形势等同于川东的形势，认为那里的解放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于是，在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就在川东农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发展新党员、建立半公开的根据地的活动。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武装起义搞起来了，就可以在川东农村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就可以大规模地牵制住国民党在四川的兵力，从而配合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的战斗。而在城市里，他们也过于乐观，认为敌人的信心已经动摇，于是把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寄到了当时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手中，试图从高层开始瓦解敌人。然后，这一切以良好的愿望开始的斗争最终都以惨痛的失败而告终。川东地区农村的武装斗争在整个1948年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都是“一哄而上，一哄而散”，只有极少数规模很小的精干的武工队坚持到了1949年底的解放。而在一系列的失败中，大量的干部（包括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川东临委委员彭咏梧（《红岩》中彭松涛的历史原型）和战士牺牲和被俘，大量同情革命的群众被屠杀，川东农村在短时间地进入革命高潮之后，很快就陷入了极度的白色恐怖之中。在城市，由于《挺进报》的过于暴露，军统特务从对《挺进报》的侦查中找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线索，很快地抓捕到了重庆市委委员、工运书记许建业（《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等重要干部。由于刘、冉的叛变，大量的基层的党员干部被捕，其中包括已经转移到万县的川东临委联络员江竹筠、《挺进报》代理特支书记陈然、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工人党员余祖胜（《红岩》中余新江的历史原型）等人，军统在重庆的两个看守所——渣滓洞和白公馆一时人满为患。
川东临委的错误即是过于“理想主义”的错误。在这种简单理想主义情绪的支配之下，他们对党的政策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而是只是简单地按照字面意见加以执行。尽管少数领导人对于大规模武装斗争以及武装暴动的具体形式表达过不同意见，但是由于最高领导人掌握了话语权，由于党内缺乏足够的民主气氛，这些声音迅速地湮没于群体的亢奋情绪之中。其实，纵观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就可以发现，简单的理想主义几乎都是与教条主义相伴生的，简单的理想主义几乎也是与缺乏忧患意识、盲目乐观相伴生的。民主革命时期如此，解放之后亦是如此。
简单的理想主义往往还与对领导人的过于迷信相伴生，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有过惨痛的教训，其中包括对共产国际的过于迷信。仍以“红岩”历史为例，烈士与叛徒，在革命的历史中从来是一个尖锐的对立，但是，不少烈士在被捕前对领导人的过于信赖，而这种信赖，最后却导致了自己的不幸被难。刘国鋕烈士被捕前的直接领导人是大叛徒冉益智，由于冉在平时的工作中能言善道，对下级又似乎十分体贴，因此一向锋芒毕露的刘国鋕对冉一度相当信任，据说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在他第一次被特务逮捕、机智脱逃之后，他对他的联络员、同时也是他的女友曾紫霞说，一定要把他的转移地点向上级冉益智报告，以便将来保持与上级的关系，组织关系比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嘱托导致他最终被捕牺牲。照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气氛中，他完全可以干净利落地撤离，以后再伺机找党。同样的错误也发生在其他干部身上。例如，《挺进报》作为市委机关报，应该是在高度保密的条件下编印和传阅的，绝对不能作为对敌进行攻心的工具。但是，《挺进报》的各级负责人都没有对上级用《挺进报》进行攻心的做法提出过任何质疑，上级布置了，他们便无条件地执行了。这次“攻心”，没有有效地攻击到敌人，却引火烧身，导致整个重庆地下市委被彻底破坏。同样，农村的武装斗争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中层和基层干部都积极响应了上级的号召，有些脱去了学生装，深入到自己并不熟悉的农村去发动和宣传群众，似乎从来没有人独立地思考过，这样一哄而上的做法是否与川东地区敌强我弱的局面相适应、农民的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是否达到了参与武装起义的水平。许多干部在此地的斗争失败了，又转移到彼地参加下一场的武装暴动。理想与狂热、忠诚与盲从，差别有时就在一线之间！
“不要理想主义”，这是烈士们在经过了痛苦的反思之后发出的沉重呐喊。江竹筠烈士在被捕后对战友们说：“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将万贯家财全部奉献给革命事业的王朴烈士一直忠诚地执行党的任务，他总认为组织上总是有办法的，却没有想过自己也是组织中的一员，自己也应该进行独立的思考。被捕之后，他说：“以前我对组织总是用理想主义的观点来看，今后一定要从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
如果我们的每一个党员，都能够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想出发，都能够独立思考而不是盲目地做上级的应声虫，都能够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那么，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工作也许会少走许多弯路。今天，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发展经济当中，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供给的不足仍然是当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在每一次进行重大决策的时候，决策者也许都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经济的发展是否带来了其他方面的负面效应，一时的发展是否阻碍了将来的可持续发展。而每一个政策的执行者也应该思考一下，我所执行的任务，是否违背了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是否违背了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今天的时代，似乎是一个理想普遍缺失的年代，很多人在呼唤理想主义的回归。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理想主义，而不是情绪化的理想主义。“不要理想主义”，这个泣血的呼唤应当常常在我们决策者和执政者的耳边响起！
三 “我们有明天”
刘国鋕烈士在牺牲前曾经无比自豪地对行刑的特务说：“你们有今天，我们有明天。”烈士们自己是看不到那个光明的“明天”了，但是，他们用青春、热血和生命为年轻人换来了“明天”，又或者说，广大的青年，就是烈士们的“明天”。
得青年者，得天下。特务头子徐远举在解放后的供述中曾经提到，在重庆，最令他头疼的就是学生运动。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期，由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人民群众对这个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青年学生的进步活动更是空前活跃。在红岩烈士中，就有不少人是专门领导或者曾经领导过学生运动的。他们对青年学生的教育方式，或许值得我们今天从事青年政治思想教育的同志学习和借鉴。
齐亮烈士在中学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曾经担任过一个学生党支部的负责人。西南联大是著名的民主堡垒，那里的师生思想非常活跃，各种政治派别共同存在于一个有限的空间。民主的背后，是学生们政治思想和政治身份的异常复杂。如何争取多数同学加入或者同情革命，无疑是摆在党员同学面前的重任。齐亮从来不用大道理来教育别人，相反，他总是用实际行动默默地影响同学。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生的生活异常艰苦，同学们常年处于饥饿之中，很多同学靠贷学金维持生活。在这种情况之下，吃饭成了生活的头等大事。齐亮和另一个党员同学发起成立了一个伙食团，他们不辞辛劳，到处寻找平价粮食和蔬菜，严格管理伙食团的帐目开支，结果，他们这个伙食团与其他伙食团比起来，价低质高，他们常常还利用一个月的结余给同学们打牙祭。这个伙食团很快成为团结进步同学的一个中心。齐亮积极参加各种学生社团，但他从不抛头露面，相反，他总是在幕后为大家辛勤服务，比如剧社要公演，他就积极担任管理道具服装之类的工作。齐亮的学习成绩也一直保持在良好的水平，得到了当时西南联大系主任、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的高度赏识。齐亮烈士在联大期间真正做到了当时党中央对白区党员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在毕业的最后一年，他被推选为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的常务理事（联大没有学生自治会主席，只设三个常任理事，目的是避免主席的一人独裁），这足以证明他在联大广大同学心中的威望。齐亮烈士后来调至四川工作，无论是在公开的四川省委还是在中共川东地下临委期间，他都给青年学生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所教过的中学生甚至戏称他为“妈妈”。
江竹筠烈士成为职业革命者之后，为了躲避特务的跟踪，曾经从重庆转移至成都，考入四川大学学习。在川大学习期间，她尽管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革命者，但她总是默默地支持进步学生的工作，从不出头露脸好大喜功。她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加入了进步学生团体“文学笔会”，但同时又提醒笔会的负责人不要与其他社团抢夺会员，以避免其他社团对进步社团的反感。她很重视与学习刻苦、有正义感的女同学的友谊，尽管她们当时都还不是党员。她总是以一起学习、一起聊天、一起阅读进步书刊等方式来引导这些同学，她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江竹筠只在川大学习了短短的两年时间，但却给川大的进步同学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回到重庆后，江竹筠相当长的时间仍然从事学生工作。而此时，她和她的丈夫彭咏梧发现了一个对学生工作有着高度热情但却失去组织关系若干年的中共党员——刘国鋕。刘国鋕在结识了江竹筠夫妇之后，很快成为中共重庆市委学生工作的一员干将。刘国鋕是以青年民主社社员的身份在重庆的大、中学校开展工作的。尽管他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本人毕业于名牌大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修养都很高，但是，他在学生工作中总是以朋友的身份出现。他跟中学生们一起阅读文学作品，向他们介绍进步作家的著作；他自己喜欢历史，因此也通过讲解历史来联系现实；而在对现实的分析中，他发挥自己理论上的特长，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因此他对形势的分析总是让青年学生们心服口服。他从不空谈道理，他的演讲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受进步学校师生的欢迎。他给因为参加进步活动被开除的同学联系新的学校，并请教师为他们补课；他为同学们解决从事进步活动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并且在学业上对他们进行帮助；他巧妙地资助交不起伙食费的同学，既让他们渡过生活上的难关，又小心谨慎地保护着他们的自尊心。即便是在入狱之后，他仍然鼓励和帮助一个出卖过他的叛徒的女友，他一方面要她能推的就推（她还不是党员），另一方面又要她学习女牢的共产党员的坚强。他还要求自己的女友通知女牢的难友们不要嫌弃这个女孩子，要多关怀她、争取她。尽管这个女孩子后来是写了自白书出狱的，但是，由于刘国鋕烈士对她的帮助，她并没有向特务说出她所了解的地下党的重要情况。解放之后，她得知刘国鋕烈士的牺牲，痛悔不已，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唯鋕”，以表达对这位坚定的革命者的永远的怀念。
青年人喜欢学习，喜欢追逐一切新鲜的事物，但并不怎么愿意思考这些新鲜的东西是否合理。他们关心自己，同时也密切关注着社会。他们有着美丽的梦想，但总是抱怨现实的残酷。空洞的口号和抽象的理论解决不了他们自身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而现实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一旦被青年与自身的问题结合起来，他们便会对社会体制的合理性提出强烈的质疑。上一个世纪40年代末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我们的党，在不是执政党并且遭到当时的执政党的残酷镇压的情形之下，成功地对国统区的进步青年进行了团结和教育，使得他们既参与了对旧政权的推翻，又立刻成为建设新社会的主力军。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对于青年们的教育，高压政治和强行灌输都不是最佳方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革命前辈当年的工作为我们今天的青年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师者，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身教胜于言教。授业解惑，绝非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地朗诵教科书。所授之业，应该能解被授者之惑。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青年人永远都有着多种人生道路和意识形态的选择，这是他们的年龄所赋予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者，不应该是替他们选择的人，也不应该是强迫他们选择的人，而应该是赋予他们更多的理性去分析问题、给予他们更高的高度去展望未来的人。思想不能强迫，信仰不能强迫，在这个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年代，重读红岩烈士的故事，我们应该问问我们自己：烈士把他们的所期盼的民主、自由、幸福的明天交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如何去规划和建设我们的明天？
四 结语
在写到江竹筠烈士事迹的时候，我突然禁不住泪流满面。我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迄今为止没有研读过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原著。但是，作为一个有着正义感和民族感情的中国人，我对历史上那些舍小我为大我的仁人志士一直怀着无限的景仰和崇敬，而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既有着深厚的理论修养、又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人格的共产党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新政权的建设牺牲了年轻的生命，而众多的牺牲中，有相当部分是党的失误造成的。只有坚持学习，不断修正自己，坚持真理，不盲从上级和教条，党的工作当中才会减少失误。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的失误是以众多优秀党员的生命为代价的，那么，今天的失误，就会以全中国人民的利益，甚至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这样的失误多了，就是对“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根本宗旨的违背。青年是中国的未来，党员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率先垂范，是对青年人思想、道德的最好教育，榜样的力量，远比一门或者几门政治理论课来得强大。多么希望有一天，我们的青年人也能像刘国鋕烈士那样自豪地说：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这不是我的政治理论课老师灌输给我的，而是我经过认真学习、深入观察和独立思考得出的最终结论！
2010年4月7日急就于京郊中共中央党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