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1962年8月4日《重庆日报》 若水录入电子版）
一九四五年的暑天，我去到云南省迤东的陆良县立中学教书。陆良县像云南省其他许多县一样，是民族杂居区域，主要居民是汉族。县境内的圭山地区，是撒尼等兄弟民族聚居的地方。著名的名胜云南“石林”，也在这个县的附近。当时这个县的县长，是云南省的民主人士熊从周。熊七十多岁，做了多年的县长，在地方上颇有声望。他反对蒋介石反动派的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同情我党的政策和主张。我党地下组织就利用这个统战关系，在陆良县中建立了一个据点，一方面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同时通过学生联系家长，开展农村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
到了陆良县立中学，第一个认知的新朋友就是刘国鋕同志。他热情接待着我，给我介绍学校和当地的情况，还介绍我和其他朋友认识。我在昆明过了半年的流亡生活，又去到一个荒凉偏僻的云南县城，心情本来有种凄凉之感，可是经过寂寞的旅程，越过了荒僻的高原来到陆良，却认识了这么亲切的一位老乡，心中自是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快慰。至今我回忆起他，脑海中还浮现出他那和善而热情的面影。
刘国鋕是四川泸县人，大学就读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迁到大后方的北京、清华、南开等三个大学组成），攻经济系，一九四四年，他毕业于西南联大。本来以他的社会关系，很可以到银行界或工商界去谋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业，过舒适的生活。可是刘国鋕同志早已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身，摒弃了升官发财的道路，决心献身于革命。一九四五年初组织上派他到陆良，通过熊从周的关系，就任陆良县立中学教务主任、代理校长（熊从周兼校长）。
当时，我们完全掌握了这个学校，除少数负责行政、总务工作的人员外，几乎全部教职员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朋友。学校的教学方针和教学计划，也全由我们作主。刘国鋕同志虽然初出学校，缺乏工作经验，但由于有地下组织的领导，而他本人作风又好，不骄不躁，不专断，遇事总和大家商量，善于采纳各种意见，大的问题都要提到校务会议上讨论，作出决定，统一认识之后，共同去办。所以他在陆良县中作校长一年半时间，工作既开展得好，同志们也团结得好。
怎样办学校？怎样开展工作？这个问题必须正确解决。虽然当时陆良县的环境很好，可以大谈革命，但是我们没有把学校办成清谈场所，而特别注意扎扎实实地做好教学工作。我们都认识到，陆良文化落后，农民子弟和少数民族子弟到县里上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首先要教好书，传授文化知识，让学生学到真本领。而且只有教好书，才能在学校中建立威信，并博得家长的信任。所以大家对教学工作都抓得很紧。刘国鋕同志身任校长，对于督促教学进度，提高教学质量，更是重视。如果到期末阶段还有教员拉下了功课，或者学生考试成绩不好，他总要严肃指出，引起有关教师的注意并采取措施，帮助那位教师完成教学任务。
我们当然也重视利用有利的环境，向学生灌输革命意识，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教会他们分辨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在这方面，我们充分利用了时事材料和当地的材料。那时，陆良县有一个很大的空军基地，美国空军人员最多时有几万人驻在飞机场。这些家伙打着“盟军”的招牌，专干抢劫奸淫的坏事。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他们更积极帮助蒋介石调兵遣将，发动内战。我们就利用这些材料，在学生中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为了巩固据点，刘国鋕同志特别注意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而避免采取过左过火的斗争形式。响应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曾有人建议开大会，刘国鋕和另一些同志不同意，觉得在当时当地条件下，开大会是不适宜的，最好的方式是在班上或个别地对学生进行宣传解释，提高他们的认识。
刘国鋕同志的责任很重，他除了行政任务，还要担负教学工作，同时对外联系也主要是他出面。在地方关系上，老县长是不成问题的，他完全支持我们。一般地方人士，看见我们教学认真，也还满意。但地方反动派却把我们看成眼中钉，想赶跑我们。因为老县长支持我们，表面上他们不得不和我们敷衍。而且他们也没有拿着我们的短子，无从下手。于是借口财政困难，不发工薪，想以饿饭来逼走我们。我们由刘国鋕同志出面，根本不和反动派论短长，径直去向老县长说明学校经费情况，老县长也知道反动派的花招，用行政命令限令教育局和财政局给学校拨经费，于是反动派的阴谋没有得逞。
我们在学校朝夕相处，生活上完全打成一片。课余，在一块儿休息、散步、谈天。假日，我们分头下乡或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访问学生家庭，和家长联系、谈话，宣传时局动向和我党主张。一九四七年后，桂滇黔边纵队领导的云南游击战争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陆良圭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也逐步变成了游击根据地。我想，刘国鋕同志教育的学生，一定有不少参加了游击战争吧。
在陆良县中坚持到一九四六年的暑天，这时，云南的形势变了，蒋介石接收了云南地方政权，反动势力已控制了各县，我们在陆良站不住脚了。于是组织上决定从陆良县中撤退。老县长也同意。这时，他也无意继续任县长（实际上也不可能继续搞下去），准备辞去县长职务到解放区观光，以了却他的夙愿。谁知道，在我们撤后不久，反动派竟然卑鄙地在他的饭食里下毒药将他毒死了。在此前后，蒋介石反动派公然在云南采取暗杀政策。六月中旬，李公朴和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暗杀了。
从陆良撤退后，刘国鋕同志即回四川。一九四六年秋，他到重庆任职于《商务日报》，又在一个新的岗位上展开工作了。接着我也回到重庆。由于有陆良那一段工作的感情，在重庆重逢，彼此感到格外亲切。
他在《商务日报》搞得不久，就到四川省银行资料室任职。办公地点在当时白象街迁川大厦。刘国鋕同志就住在迁川大厦会议厅旁的一间房屋里。那里平时是很清静的，只有举行会议的时候人才多一些。资料室是个闲机关。刘国鋕同志很少上班，他不过利用这个职业作掩护，以便开展革命活动罢了。
他住在白象街，我住在小什字，相距很近，一有空闲，我们总要在一块聊天。当我回到重庆的时候，内战已经全面爆发。他看出中国的革命问题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了。有一次，他激昂地说：“政协前后，我曾经幻想通过和平斗争取得胜利，现在蒋介石已经大打起来了，我们只有打垮他，在战斗中求解放。”他在思想上已作好了准备，不管反动派表面看来是如何强大，但他对于胜利前途，充满着无限信心。他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详尽地剖析了我党的有利条件和敌人的不利条件，来论证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道理。他曾经列举了十几个因素来说明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的完全陷于孤立。
他因为担负着沙磁区的学生工作，每周至少要跑一次沙坪坝，有时两三次，去了解和指导那里的工作。不知道底细的人，以为他是去看他的爱人，因为他的未婚妻在重庆大学念书，当时他们正处在热恋的过程。他对于这种反映，深为满意，因为这样就可以减少别人的怀疑了。其实别人不知道，就是他的未婚妻，也是他的战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他们之间不只是一般的恋爱关系。
在职业界，他也有广泛的交往和活动，从职业界的朋友和同志那里，他为革命事业筹措过不少经费。他和民主党派也有广泛的联系。一九四七年，民主党派也被打入地下。根据党的指示，他曾经帮助一个民主党派建立重庆市的地下组织，开展地下活动，来壮大反蒋的统一战线的力量。他看出某些人的动摇性，并且满怀希望地说：“我们要帮助这些人坚定起来，让他们尽可能跟我们走得远一点，这对革命有好处。”确实有不少人受过他的鼓励和帮助。
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善于结交朋友，团结朋友。这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反动派可以禁止人们集会结社，但不能禁止人们交朋友。刘国鋕同志通过交朋友，来组织和发展革命的力量，这是反动派禁止不了的。他对朋友热情、诚恳，重诺言，把朋友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并且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决不自以为是，这样朋友都愿和他交往，于是他就象磁石引针似的吸引着群众。
刘国鋕同志还勤于学习，长于言词。他读书很多，在那样繁忙的地下工作中，他仍然坚持学习。我每次和他谈话，都感到他有一些新的见解。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他尤其严肃认真，对于古典著作的精要部分，他能够成段的背诵。谈到革命问题，他往往征引一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言论。谈到哲学问题，他可以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或者《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书中的某些段落。朋友们都钦佩他的读书认真的态度。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在《新华日报》被反动派封闭之后，我和陈然同志等搞了一个地下报纸，报道解放战争的战况。开始，这个报纸没有找到党的领导，我们编印出来，并通过各自的社会关系将报纸分发出去。通过我的手送出去的，大部分是给了刘国鋕同志，因为他的活动面广，可以散发出去很多报纸。当我第一次将报纸送给他的时候，他很热情地说道：“这工作很有意思，现在正需要这样的报纸。”以后，他还向我说读者如何欢迎这个报纸。这对我们当然是个很大的鼓舞。开始时报纸没有名字，后来取名《黎明》，《黎明》出了两三期。有一次，刘国鋕同志对我说：“《黎明》刊头上有些问题的处理不妥当，如果落到特务手里头，他们易于追踪来破坏，我建议另外取一个名字。”我将刘国鋕同志的意见带去和陈然同志商量，他们也赞成刘国鋕的意见，于是另外取了一个报名叫《挺进报》。
《挺进报》又出了两三期，大约是一九四七年的五、六月间，刘国鋕同志告诉我一个十分令人兴奋的消息，说：“重庆地下党市委的彭咏梧同志要和你谈一谈。”我很高兴，因为一九四七年三月党的公开机关撤退回延安之后，我们几个原来在党的领导下办外围刊物的青年，失掉了党的领导，正在找地下组织的关系哩。
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和彭咏梧同志相会于迁川大厦内刘国鋕的卧室里。刘国鋕同志介绍我和彭咏梧同志认识之后，寒喧了几句，便走了。老彭像老朋友似的，对我非常热情，他表示很了解我、信任我。谈话的最后，他让我和另外一个从西南联大新到重庆的同志，一道搞两个刊物。一个是办一个秘密报纸，报道解放军的战绩；一个是恢复《中国学生导报》的出版，半公开发行，作为学运的指导刊物。我当即向老彭建议，可否就用已经办起来的《挺进报》作为地下党的秘密报纸。老彭答应考虑，等和市委的同志商量之后再答复我。我和老彭第二次见面，市委同意将《挺进报》作为它的机关报了。我将这个消息带回去和陈然等同志谈了，他们都表示非常高兴，赞成接上老彭这个关系。
从一开始，刘国鋕同志就是地下报纸的热情支持者和参加者。到《挺进报》被市委正式承认为机关报后，刘国鋕对报纸的支持又更进了一步。他想法购置了一架很好的收音机，为《挺进报》收听新华社广播电台的广播，也向报纸提供过学运消息和西南民变武装的活动的消息。报纸需用的经费，他也筹措了一部分。在发行方面，他担负了繁重的任务。每期出版的全部报纸，大部分是送给江竹筠同志，小部分是送给刘国鋕同志。最多时大约有七、八百份是通过他的手发出去的。在办《挺进报》这一段，我们之间的友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就在这时候，我因工作调动不得不和他离别了。
一九四七年底，组织上让我和彭咏梧、江竹筠同志一道去下川东参加农村工作。这次是决定去搞武装起义，所以临行前，组织上叫我断绝一切社会关系。在上轮船前，我到刘国鋕同志的寓所更换到农村去穿的衣服。一见面，他就充满热情地说：“我们等候你们传来的好消息。”随即拿出三百多万元给我，说：“老彭身上已经带了一千多万元，你这里再带一点在身上，到时候使用方便。这是今天才筹措到手的。”我并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可是他为朋友着想总是很周到的。后来在起义中这笔款子也派了用场。我穿上布制长袍，人的样子变了，他笑着说：“这样到农村就像了。”握别的时候，彼此感情上都有些依依不舍。他说：“到了那边有什么需要，带信来告诉我，我尽量给你办到。”
一九四八年四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刘国鋕同志被捕了。敌人施展花招，百般诱降，可是遭到他的义正严词的拒绝。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日，反动派作垂死挣扎，将刘国鋕同志和陈然、王朴等共十位同志从狱中提出来公开杀害于重庆的大坪。刘国鋕同志短暂的一生，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献身于无产阶级的庄严事业，直到昂首阔步走上刑场，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正如他自己在《就义诗》中所说：
我们——
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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