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水录入电子版）
以刘国志同志为特支书记的中共沙磁特支是1947年底正式成立的，1948年4月上旬被敌人破坏。特支正式的组织活动不过短短的四个月左右。
特支的主要任务名义上是领导沙磁区的学运，实际上沙磁区是全市学生的集中区域，另外特支领导成员都有沙区以外的各种联系。就当年沙磁特支的影响而论，可以说沙磁特支实际上是全市学运的指挥机构。
沙磁特支的领导成员早在特支成立前就各自在搞学运工作。
刘国志同志1945年底由昆明回到重庆后就开始在很多大、中学校学生、教师中做工作，这些学校是：文德女中、明诚中学、民建中学、适存高商、省教院、重庆大学等。
张国维（张文江）同志本人就是民建中学的教师，他在江北区搞学运工作。
我1946年由昆明回到重庆后一直在搞学运工作，曾在蜀都中学教过书，还联系着松花江中学的工作。
1946年9月，我和陈以文同志一道负责编辑《中国学生导报》的全部版面。这个报是党领导的全市唯一公开的学运刊物。
1947年7月以后，根据中共重庆市委的决定，《中国学生导报》改为铅印地下版，作为市委领导学运的机关刊物。这个报由我全面主持，从组织稿件、写专稿，写社论到交付印刷、校对等都由我负责，江竹筠同志则帮助我发行。
在沙磁特支成立之前，我们就这样在不同范围，根据各自上级领导意图从事着学运工作。
在《中国学生导报》转为市委直接领导的地下学运机关刊物的时候，直接领导我的彭咏梧同志还分配我到四川省教育学院去筹建“六一社”。
省教院的“六一社”在特支成立之前就建立起来了，负责人有陈选甲、蒋茂生等。
陈选甲想发展洪宝书入“六一社”，经我向上级请示，得到的指示是洪太红了，发展他入社不利，就未发展。而洪后来则是由沙磁特支直接发展入党的。洪个人早就和刘国志建立了联系。
不久发现继续铅印地下报纸的风险太大，市委决定《中国学生导报》停刊。从此，我就在彭咏梧同志领导下专搞省教院的工作了。
这段时期，各学校的学运工作没有集中起来，这就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穿插，也容易出毛病。
例如前面所讲的同一省教院，就有我去建立的“六一社”，但洪宝书的关系则是在刘国志同志手里，力量集中不起来。
又如“叶、宋事件”之后，由于我是搞省教院学运工作的，不明事件真相，当宋廉嗣同志的哥哥来找我想办法时，我竟和他一齐去向国民党的刑警队闹着要他们把人交出来。现在看来，这样做就不够妥当。
彭咏梧同志下乡后，我的工作转由市委委员冉益智领导。
不久冉益智告诉我说，市委为了结束学运工作力量分散的状态，决定成立沙磁特支，以便集中统一，加强对整个学运工作的领导。
就这样，中共沙磁特支成立了，时间大致是1947年12月中旬。
市委指定的特支委员是四个，即刘国志、张国维、朱明初和我。
但是冉益智告诉我们说，朱不出席特支会议，也不和我们见面，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朱究竟怎样工作，我们都不知道，也不便过问。
市委决定由刘国志同志任特支书记，并强调所有特支委员均直接由市委直接领导。
市委在特支宣布成立时就调整了我的工作，让我接替刘国志专搞重庆大学学运工作。
刘国志同志正式向我移交了工作，他召集了重庆大学“六一社”主要成员十多人在江北野外和我见了面，我们还在见面会上研究了以后的工作，出席过这次见面会的“六一社”员有曾紫霞、李诗雅等。
同时，冉益智还把凌春波的党的关系交给了我，凌就是特支成立时我在重庆大学见到的唯一党员。
张国维同志在特支成立后的分工是继续负责江北地区的学运工作。
刘国志同志则分工领导全市其余学校的学运工作。
特支成立后抓的主要工作是建党和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
在建党问题上，我们研究制定了建党的计划，在特支存在的短短四个月时间中就发展了重庆大学学生姚并奎和省教院学生洪宝书入党。
当时对入党者的要求很严，入党宣誓仪式是在白象街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举行的，虽然只有新党员、介绍人、监誓人总共才三人参加的宣誓仪式，却进行得一点不马虎，其气氛之严肃，至今印象尤深。
特支还研究了给一些掉了关系的党员接上关系或安排工作的问题。
万秉涛同志当时在蜀都中学教书，特支研究了他的情况，决定恢复他的党的关系后就是交由张国维同志去处理的。
范硕默同志的工作安排则是特支研究后由我去办理的。
特支成立后，“六一社”有较大发展，社员们在学生中和影响显著地提高了。特支成立后搞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以重庆大学为主体的全市性反英帝国主义在九龙修飞机场的大示威游行就是证明。
事先，特支研究了这次示威的目的、要求和各个环节上的详细安排，之后即传达给各校“六一社”的负责人。这些负责人带领社员到期都完成了发动同学，制作宣传标语、小旗横幅，编队，组织纠察等工作，做得井井有条。特支的几个委员都从沙坪坝起，暗中跟随队伍进城，直至伪西南长官公署递交了请愿书。
特支一直注视着游行队伍的情绪，市民的反应和国民党当局的态度，及时研究提出新的口号和要求，并机密迅速地传达给游行队伍。
这次示威游行以国民党当局全部接受了请愿条件而结束，充分显示了重庆学运的力量。示威游行取得胜利同“六一社”的骨干们工作搞得扎实密切相关，特支很重视这一点，抓紧作了较为细致的工作总结，并分头将这个总结口头向下面作了传达，大家对此很满意。
为了教育“六一社”社员，特支认为要从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抓起，当时就选定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作为基本教材，并为这本教材编写了辅导材料。
我们开展工作的方式不是靠下命令，不是靠我们在直接联系的下级面前拿出党员或负责人的身份，而是认真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同他们商量办事。我们还从各方面关怀他们，包括他们个人的问题在内。对开展各种群众活动所需经费总是尽量给以解决，对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学也适当资助。特支每个月的活动经费据刘国志同志讲约在两千元左右，其中主要部分是用在“六一社”的群众活动上。
特支委员本身过着艰苦的生活，我仅有一个没有工资的社会职业（商务日报记者），张国维在民建中学教书的收入也少。我们基本上是靠组织给的钱搞活动。自从沙磁特支成立后，市委就要我们自筹经费解决问题了。自筹经费的工作主要就落到刘国志同志身上。
国志同志在同我们打交道的时候是没有露过寒酸相的，解放后才知道他是靠自己厉行节约来支持我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常常闹穷。有一次我从沙坪坝回市中区，只有够到牛角沱的车费，从牛角沱一下车就只好一口气跑到林森路（解放东路）商务日报完成交稿任务。
我们几个委员都是初次相处，但关系十分亲密，张国维同志十分关心刘国志的人个安危，多次向组织建议把刘调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工作；张国维同志在市中区没有住处，我就让他到林森路来和我住在一起。刘见我和张没有足够的西服来更换服装，就设法弄了几套不同花色的旧西服给我们用。
1948年2月我病重卧床不起，市委即决定让我暂停工作养病，并派刘国志来看我，送来了治病的钱和药物。后来曾紫霞同志又来通知我紧急撤退，4月4日我就离开重庆了。
我从重庆撤到璧山不到十天，一个傍晚，刘国志就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是在敌人抓他不着脱险后步行到璧山找我的。他告诉我脱险的详情，他说：特支保存的一切文件，主要是“六一社”社员名单、建党计划、入党申请书等，都已全部销毁。还说：出事的情况已向上级报告，并已向与特支有联系的人发出了警报。他认为作了这些措施，组织是不会遭受重大破坏的。至于他个人的今后打算则是飞香港转到解放区去。
刘国志在我家住了一晚，次日清晨我就送他在璧山车站上车西去，他在上车前兴奋地向我说：“他们没有抓到我，现在是海阔天高，任我飞翔了”。没有想到，就这样我们永远分手了。
1948年7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我正在璧山家中吃饭时，读到《大公报》上刊出的中共沙磁特支被破坏，刘国志、凌春波被逮捕的消息和张德明（即冉益智）的叛变投敌声明，我迅即作了转移。
中共沙磁特支被破坏和《挺进报》被破坏一样，是当时最令人震惊的事件。
原文刊载于《沙坪坝区党史资料汇编》第一辑，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1987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