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人们对与胜利几乎同时发生的二百多个革命者被屠杀的惨痛事件进行了大量的讲述活动，与此同时，该事件被迅速的博物馆化，与此事件有关的物品、影像和文字记载成为正在北京筹备的革命博物馆的收集对象。所有这些活动的产生，都建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大屠杀发生之前，以共产党为执政党的新中国已经成立。由组织机构进行的各种对大屠杀的表征活动固然是意在对这个惨痛的事件进行编码和秩序化，而个人主要是事件的当事者对事件的讲述也是意在表明自己在这个“有意义”的事件中所处的“有利”位置。
在对这场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的各种书写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正是由于《红岩》的出版和在其后各种改编本的广泛流播，这个发生在雾都重庆的令人震惊而又扑朔迷离的事件才广为人知。所以，小说《红岩》的写作就成为一般人们认为的对这个事件书写的起点［i］。而我在这里所要叙述的却是1949年11月27日重庆大屠杀刚刚发生之后人们对大屠杀进行的各种书写活动。重要的是，最早对这个惊人事件进行回忆的事件当事人并不是我们日后所熟知的《红岩》的作者们，而是一些名不见经传但所写文字相当生动的人们；同样重要的是，早在这个时期，日后《红岩》的作者们就开始对这场历史事件进行代表官方的讲述；而尤为重要的是，被认为是《红岩》作者们所写的文章实际上是对他人文章的袭用。可见的事实是，纯从写作能力上讲，《红岩》作者们并不见得就是记述大屠杀事件的最合适人选，他们也的确不是最早记述大屠杀的当事者，但他们却有机会或者资格对他人的记述进行规范和纠正。通过这些被人遗忘的早期文本的深入分析，我们有可能理解《红岩》作者们对他人的讲述是怎样进行规范和纠正的？谁是最有资格来讲述这一事件的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罗广斌、杨益言在日后能够写成一部叫做《红岩》的长篇小说，或者说，一部关于重庆集中营大屠杀的长篇小说的作者为什么会是罗广斌和杨益言？
两篇回忆文章：对重庆大屠杀的个人记忆和“私人写作”
1949年11月底，被禁闭在重庆集中营的革命者开始被撤离大陆前的国民党军队分批杀害，11月27日，更发生了震惊世人的集体大屠杀，二百多个革命者被集中枪杀和火焚。大屠杀发生过后，白公馆和渣滓洞都有人侥幸生还。在惊魂甫定之后，他们中文化较高、有写作能力的一些人拿起笔来记下了刚刚发生过的梦魇一般的经历。一些个人回忆录式的文章先后出现在重庆的地方报纸上。如王国源的《逃出白公馆》，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瓷器口大屠杀》，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等。当然，除了这些从血泊之中爬出来、可以说是死里逃生的人们之外，也曾经被禁闭在渣滓洞、但已经在此之前被释放的杨益言也在大屠杀发生之后迅即写出了《我从集中营出来——瓷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
在这些文章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下两篇文章。第一篇是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瓷器口大屠杀》，发表于1949年12月6日《大公报》第四版。这篇文章记述的是重庆白公馆集中营“11·27”死亡之夜的情形。注意，这里的集中营是“瓷器口集中营”，这里的大屠杀是“瓷器口大屠杀”，而并非日后人们习惯上所说的“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和“中美合作所大屠杀”。在整篇文章中出现的只有“瓷器口”和“歌乐山”这两个和政治无关的地名，而并没有出现什么“中美合作所”，甚至也没有“白公馆”这个名字。可见，把这些名字与大屠杀联系起来是后来人们有意追加的，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图。这篇文章的发表日期距离大屠杀事件的发生只有8天，而它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大屠杀之后的五六天，可以想见，写作这篇文章，应该是作者在惊魂甫定、大难不死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显然，作者力求能够原汁原味地把那生死关头的一瞬刻写在纸张上。
与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瓷器口大屠杀》非常类似的一篇文章是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这篇文章分七部分从1949年12月29日至1950年1月1日连续刊载于重庆《国民公报》。该文是对11月27日发生在重庆集中营另一个监禁点渣滓洞的残暴屠杀的翔实记载。钟林是194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解放后参加了烈士追悼会筹委会的工作，负责帮助辨认、收殓遇难者的尸体。面对这些“几天以前，还是生活在一起的人”现在成了横七竖八的尸体，作者说：“我咬紧牙齿，立志要用我的口和笔来暴露这无耻的暴行和传述烈士们的英勇壮烈的事迹。现在，我的被匪特卡宾枪打伤的右手已经能够恢复动作了，我将不再只有用口来述说，虽然我的笔是那样笨拙，不能如意地生动地把这些写出来。”［1］［1］虽然作者是这样的谦虚，但他的笔其实并不“笨拙”，对那个难忘的夜晚的叙述“如意”而且“生动”。
这两篇作品的作者固然都有集中营生活和九死一生的经历，是事件的亲历者。但除此之外，他们的写作经历和与新闻媒介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促使他们写作的由头。从他们的履历可以看出，他们在此之前都有过不短的写作经历，其中的任可风在四十年代末期就开始在重庆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解放初期，任可风在《大公报》当记者，钟林在《新华日报》工作。
相同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来叙述他们所亲历的个人经验，从他们事无巨细的描述可以看出，他们试图把真相原原本本地告知读者。在惊魂落定之后，他们经历中的每一个细节对于局外人来说都是有价值的，这是他们作为亲历者的资源和资本。在战火的硝烟刚刚弥散之际，他们这些在组织机构之外的写作活动显然还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从而显得生鲜和粗砺，与在此之后《红岩》作者参与的对大屠杀事件的叙述相比较，无意识的暴露出大量不符合政治需要的“历史史实”，因此，它们具有特别的参照价值。稍后我们就会看到，同是从集中营血火之中侥幸生还的在组织机构的框架中工作的罗广斌和刘德彬怎样对这些第一批有关大屠杀的书写进行了“改写”和“利用”。
《中美合作所血债》：对个人记忆的占用、改写和规范化
解放了的重庆，虽然没有成为撤退前的国民党所秘密策划的“烂摊子”，但是，大门洞开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却在人们眼前展开了惨不忍睹的一幕［ii］。这样，处理这个不管是意料之内还是意料之外的令人惨痛的事情，就成为刚刚执掌政权的重庆市军政干部在计划欢庆胜利之前的头等大事。除了辨认尸体、安葬死者之外，还有一个摆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对这些人“在政治上应有一个交待，特别是杨虎城、罗世文、黄显声、车耀先等有着全国性影响的人物的被惨杀，应当及早有所表示。即是说，应当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2］(199)追悼会的日期定在了1950年1月15日，但是在此之前的筹备工作相当繁杂也非常重要，比如，要对集中营里的死难人员进行政治审查，确定死难人员的烈士资格；比如，要给死难的烈士们编辑简明的个人传记。当时，对死难烈士进行政治审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当年重庆地下党的头面人物如萧泽宽、邓照明也只能是“参加”，日后《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刘德彬［iii］也“参加”了这个工作，但显然主要是“提供情况”的角色［iv］。当然，这个“提供情况”也不是随便一个脱险出狱的人都有资格的，即使是帮助辨认死者这种政治性不太强的工作，也只有钟林、傅伯雍等党员出狱者参加。除了帮助主持工作的党政领导确认死难人员的烈士资格之外，被组织信任的罗广斌、刘德彬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已经确定召开的“杨虎城将军暨一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会”前后，编辑一本对大屠杀以及死难烈士情况做出全面介绍的公开发行的文字读物。如果说，对任可风、钟林他们这些事件的亲历者来说，把那个惊心动魄的死里逃生的过程写出来具有医学意义上的治疗作用，那么，把一个令人震惊和恐怖的死难事件由官方做出具体的说明和定性，对社会情绪一样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罗广斌他们编辑的最初成果应该是报纸形式的“特刊”，后来，在报纸“特刊”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编印了《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一书。在此基础上，中央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又编辑了《美帝蒋匪重庆集中营大屠杀实录》一书，作为革命史料丛刊第一辑由大众书店发行［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