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快黑尽了，顾客进进出出的似乎更多。每天黄昏，是买书、看书的人最多的时刻，书店里挤来挤去的都是晚饭后从学校出来的学生。陈松林忙着在人丛中取书、收钱、找钱，无暇细听那些学生嘈杂的闲谈。

　　书架前面，一个戴四川教育学院校徽的学生，正对身旁一个中学生模样的青年，谈到重庆大学的情况。他们的谈话，引起了陈松林的注意。

　　“重大要罢课？为啥子？”那中学生问。

　　“特务行凶……”

　　陈松林正要听下去，一个顾客举起两本书，在叫他收钱，只好又跑了过去。

　　几个钟头里，陈松林从一些零散听到的对话中，大体上可以做出判断：前些时在重庆大学训导处前面亲眼见到的那场丑戏，引起了学生的愤怒。可能要罢课了，沙磁区其他学校也在酝酿响应支援。这情况使他觉得高兴，因为工厂、学校不断发展的斗争，和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的局面，定会叫敌人手忙脚乱，无法对付。

　　夜渐渐深了。陈松林在忙乱中逐渐察觉到，顾客已经减少了许多。这时，甫志高跨进书店来了，他也像普通的顾客那样，在书架上东翻翻，西看看，浏览着图书。

    甫志高到书店来，是有目的的。

　　他一进店，就注意到，在一个书架旁边，果然有个头发长长、脸色苍白的青年，正在聚精会神地读着一本厚书。看来他已经站了很久了，瘦削的脸在灯光下更显得阴郁晦黯。甫志高在暗中怜悯地注视着他。这青年，大概就是陈松林提到的那个人吧？

　　快到关店门的时候了，那青年还在专注地阅读。甫志高看出陈松林无意去打搅那青年，因为他告诉过小陈：喜欢看书的顾客，应该特别照顾；对这个似乎有满怀苦闷的青年，更要耐心接近。

　　这个青年最近时常来书店，有时是上午，有时是下午或晚上。一来，就站在书架下默默地看书。他看的多半是文艺理论和翻译小说，看出了神，有时竟情不自禁地读出声来，惹得旁边看书的人，不耐烦地盯他两眼。间或，他也买一两本廉价书。甫志高听陈松林说过，他买那本《萧红小传》时，感叹地说，萧红是中国有数的女作家，是鲁迅先生一手培养的，可惜生不逢辰，年纪轻轻的就被万恶的社会夺去了生命。

　　这青年衣衫破旧，举止有些寒伧，看样子不像学生，大概是个小职员吧？不过，要是职员，他怎能一天到晚不去上班，把时光都消磨在书店里？甫志高几次想问，却不好启齿。他知道过于冒昧的关心，有时反会引起对方的误会。

　　陈松林清理着图书，自然地走近了那青年。甫志高看出小陈有意去找他攀谈，心里不由得满意地想到：这小陈虽然年轻，倒是听话，而且机灵，好好培养一些时候，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助手。此刻那青年仿佛有些羞赧，低着头悄悄看书。甫志高看出他多少有点担心：一天到晚白看书，会不会遭到店员的白眼？陈松林慢慢走近他，尚未开口，那青年便发觉了，有点慌乱地把书送到陈松林面前，小心翼翼地辩解着：

　　“书，我没有折皱。”

　　陈松林笑了。“你喜欢高尔基的作品？”

　　“咳，爱看。”青年苦笑了一下，样子怪可怜的。“太厚了，我买不起……”

　　“你贵姓？”

　　“姓郑。”青年下意识地把书压住胸口，像自卫一样地望着对方。“我住在——重大。”

　　陈松林大概也发觉了那青年戒备的神情，淡淡地说了句：“你请看书吧。”便走开了。

　　又过了一阵，书店里只剩下两三个顾客还在看书了。甫志高便走过去，对那青年亲切地打声招呼。近来，他对接近群众，也是很有兴趣的。

　　“这边电灯亮些，坐下来看嘛。”

　　青年仿佛再次从小说的情景中被惊醒过来。他定一定神，赶快把高尔基的《母亲》还回书架，用深深的歉疚的目光，望着甫志高说：

　　“对不起，耽搁了你们的休息时间。”

　　“没关系，你看书吧。”

　　“太，太晚了，对不起……”

　　青年留恋地跨出书店，走向茫茫的暗夜。甫志高望着那瘦骨伶仃的背影，无限同情地沉思起来。

　　关好店门以后，甫志高便到楼上那一小间陈松林的寝室去了。他坐在陈松林那张小书桌旁，翻阅了一下小陈的读书笔记，他发现，小陈很用功，虽然文化不高，但做的《大众哲学》笔记很认真。笔记本的封面上还写了几行自勉的话。合上笔记本，甫志高点燃一支烟，深深地思索起来。他平素不大抽烟，近来因为工作顺利，精神比较兴奋，有时就抽上一支两支。

　　书店开业有一段时间了。他早就想找个机会和小陈深谈一次。随着全国胜利形势的逼近，他心里的许多打算，现在应该尽快地着手进行。有些事情，过去也曾想过，但总嫌太遥远，太空泛，有些渺茫；不像现在这样，可以想得很多，很具体，而且有条件和机会去力争实现。过去，他作过一些工作。特别是抗战初期，刚刚入党的那段时间，当时许多学生运动，他都参加过，而且经常抛头露面。不过皖南事变以后，环境恶化了，他不能不隐蔽起来。及至他在银行界有了一些发展，并且为党负担了一些经济工作的责任，他便再也得不到参加群众运动的机会了。最初，他对白色恐怖下的新的工作方法，是不习惯的，在最艰苦危险的黑暗年代，党和他只能保持单线联系，几个月才能和上级见一次面，也使他产生过苦闷。后来，他终于习惯了新的工作方法，习惯于利用各种上层关系和银行界的生活方式来掩护自己。他熟悉了地下工作的某些规律，他和他妻子一直安全地住在银行宿舍里，从来没有暴露过身分，也没有给党引起过任何麻烦，相反地，组织上付托他的事情，他都尽力地做了。

　　最近一些时候，甫志高对长期宁静的生活，渐渐地不能满足了。作为地下工作者，他渴望着参加更多的斗争。当然，这和年轻时那种热情冲动是完全不同了。这种急于参与活动的情绪，在他反复研读《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以后，变得更加明显和强烈。革命发展到转折点了，多少年来的革命斗争，眼看就要胜利了。急于工作的愿望，使他异常兴奋，几次向党要求担任更多的工作。虽然区委书记江姐在移交工作时，将他希望接管的学运工作交给了新调来的同志；但是老许却把建立备用联络站的工作交给他了，这是件秘密的工作，区委的同志都不知道这件事。也许老许的想法和他的不完全相同，但不管如何，甫志高觉得，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因此，他决心把党委托的一切工作做好，不管是金融界的，还是联络站的。他还希望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例如办好书店，进而在文化界取得新的发展等等；因为做文化工作也便于隐蔽，较少暴露的危险。目前，他并不害怕困难，但是感到缺少助手，他对年轻热情的陈松林特别重视，希望他迅速成长，帮助自己在活动中作更多的事情。

　　楼梯在响，打断了甫志高的思路，清理完书刊的陈松林上楼来了。

　　甫志高回头注视着年轻单纯的助手，缓慢而有兴致地问：“小陈，近来工作安心了吗？”

　　陈松林憨直地苦笑。

　　“一天到晚气力用不完，倒是干鎯头还强些！”

    “你还挂念工厂？”

　　“炮厂闹成啥样了？”陈松林一点也不掩盖，冲口说道：“让我回厂去看看嘛！”

　　“听说还是僵持着……”甫志高很久没见到余新江，也不很了解情况。“不过，全市工人的支援，声势倒比前些时候大得多了。”

　　陈松林眨着一双圆圆的眼睛，想听下去。他没有听到更多的消息，只好长长地嘘了口气，靠在床边上坐下。

　　“小陈，你不安心工作？”甫志高微笑着，猛然问。

    “不是！”陈松林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党叫干啥就干啥，只是……”他的拳头结结实实地在床边上捶着，补充着他未说完的意思。

　　象这样的年轻同志，刚脱离熟悉的环境，担任这种新的、特殊的任务，多少有点不习惯，是很难怪的；自己当年刚脱离群众运动转入长期隐蔽时，何尝不感到苦闷？甫志高并不急于说更多的话，只是默默地抽烟，端详着面前的年轻小伙子。

　　“书店多久扩大？”陈松林忽然问。因为甫志高说过：书店开业以后要逐渐扩大，不仅作备用的联络站，而且在文化方面，也要作些工作。书店扩大，业务增加，再有一两个同志来作店员，都是陈松林求之不得的事。

　　“我找你正是为了研究这个问题！”

　　对着小陈睁大了的圆眼睛，甫志高目光闪闪地告诉他：“我们扩大书店的着眼点，是给党作更多的工作。既完成联络站的任务，又秘密地卖进步书刊。你想想看，当那些读者激动地从你手上得到新的知识和各种宝贵文件时，你不是为党作了更多的工作吗？”

　　“……”小陈睁着圆眼睛，望着甫志高。

　　“而且，”甫志高接着说，“我们的读者，大半是求知欲最强的青年学生。他们渴望追求真理，追求战斗的人生。因此他们渴望找到走向光明的指路人。我们的光荣任务就在这里。把书店办好，多少发挥一点过去《新华日报》和那些进步书店的作用，在今天是特别迫切的工作！”

　　说到这里，甫志高忍不住告诉小陈一些他不很知道的事情，特别是最近农村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城市大量抽调干部下乡支援农村……甫志高说：这一切都要求每个人，充分认识时代的特征，放手地开辟各种工作。

　　听到这里，陈松林很自然地联系到自己的业务，他焦急地询问：“那么，书店为什么还不扩大？”

　　“事情要考虑周详以后再动手，才能够事半功倍。”甫志高缓缓地，但是胸有成竹地说：“现在就着手筹备，扩大我们的书店吧！”

　　甫志高又燃着一支烟，沉思了一下，“我还有个新的考虑：书店扩大以后，如果再出版一种文艺刊物，团结进步青年，作用也许更大……”

　　这个打算，陈松林的确没有想到。忙问道：“上级都同意了吗？”

　　甫志高坦然地回答道：“你说咧？凡是对群众有利的工作，我们党何曾拒绝过？作为一个革命者，特别是地下工作人员，应该有远大的眼光和气魄，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自觉地为党贡献一切力量！如果一个地下党员，看不见明天，看不见胜利，不敢挺身为党为群众献身，只是坐待党给他安排工作，那就不是一个真正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

　　兴奋的陈松林完全被工作、理想、未来吸引住了。他听着侃侃而谈的甫志高讲话，很自然地把这位新的上级和余新江对比起来。余新江和他是从小的朋友，一起在修配厂当过童工。余新江比他大几岁，参加斗争也比他早，从来对他都很严格，调动工作的时候，还严格地告诫他，离厂以后，不准和过去的任何朋友、同志往来。可是，甫志高的性格和领导作风却完全不同，一直鼓励他大胆工作，而且关心、体贴，很少说句重话。陈松林有时也感到和新的上级之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性格上的小距离，他把这种距离归之于接触不长或者是自己对知识分子的某种隔膜，后来索性不去多想了。因为他觉得，对上级是不应该乱加猜测的，对于领导作风，更不能强求一律。何况，他对甫志高对他的领导和帮助，心里还相当满意。

　　忽然，他又想到：甫志高大概还没有吃晚饭吧？当甫志高的话告一段落时，便问道：

    “我又忘记了，你今天吃过晚饭没有？”

　　甫志高笑了，谅解地说：“我怕你又不招呼我吃饭，所以今天是吃了晚饭才来的。”稍停了一下，又说道：“天气冷，喝杯酒暖和暖和也好。”

　　陈松林买了些酒菜回来，在书桌上摊开，两人便对坐在桌边，边吃边谈，毫无拘束。他们谈论着工作、学习、生活。甫志高像个温和的老大哥，亲切而又耐心地倾听陈松林谈论自己的理想。话题再次转到书店、刊物、当前工作以后，甫志高问起了黎纪纲的情况。那次陈松林在重庆大学见到那个被特务打伤的《彗星报》主编黎纪纲之后，向甫志高汇报过，他照着甫志高的吩咐，已经作了一些工作。《彗星报》，陈松林看过几期，内容是进步的，也和另一些学生办的壁报一样，有些话说得很“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