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鋕同志一九二一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日出生在四川泸州。

 

    他出生前后的年月，刘家在泸州曾号称首富、望族。他祖父辈三弟兄继承家业，分家时各分了每年一千二百石左右地租收入的田地产，几十家街房，还有盐号、瓷器公司及发电厂的巨额股本。他祖父有三个儿子，他父亲刘笃初是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一生主要办公益事业，任过泸州济和发电厂董事长；主持过平民教养工场，请人教给收容的贫民以手工技艺；主管过“体仁堂”，收容孤老；杨森任四川督理时曾在公署任军需正(中校衔头)，管理金库。国鋕出生时，父辈三房住在泸州东门城垣街三、四、五号，每房一个院子，院院相通，由大伯当家。他大伯刘玉京在当地士绅中算得上是个头面人物，二伯善于经商，此时刘家共有几十口人，遍至工、商、学各界。解放前夕曾任国民党经济部长的刘航琛一支，本非国鋕家嫡亲，但早年联宗，过往甚密，故情同嫡亲。刘航琛父亲刘子休与国鋕大伯交谊颇深，经济上可通有无，因而当国鋕一家日趋衰落时，刘航琛曾对他家多方照顾。

 

    国鋕有哥哥、姐姐，他最小，排行第七，是大家庭中幺房的幺儿子。他因受到异常的娇宠，养成了固执、倔强的脾气，家里人给他取了个“七莽子”的小名(莽，音mang，四川话是犟的意思)。他母亲是个十分贤良、精明的女人，辛亥革命后进过女学会读书。国鋕三岁时，母亲患肺病去世。母亲病逝后，他父亲先将一个丫头收上房作了国鋕的姨母，姨母生了六妹；后来又娶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后母，后母生了七妹。国鋕虽然没有了生母，又添了两个妹妹，但他仍然是大家庭中幺房的幺儿子，长辈们因他没有生母反而愈加娇爱他。

 

    他家里聘请了两个教师，这时就教他读《论语》、《孟子》之类的书籍。他从小就喜欢读书。知识给了他智慧，他从小就爱摆龙门阵；长辈们半是爱怜、半为鼓励地夸他口才好、记忆强；侄子们喜欢听他讲新鲜的故事。这样使他赢来更大的娇宠，增添了他的犟脾气。因为倔强有时使他显出过人的见识与胆量，这一切交互影响的结果，使他从小就逐渐形成了与众孩子们不同的气质，侄子们十分喜欢他、亲近他，他成了孩子们的头目。后来他进入泸州模范小学，开始就读三年级，以后陆续跳班到泸州县立高小读书。这时他三哥留学日本回国了，请了英文教师教国鋕弟兄，并在上海订了《儿童世界》、《少年》等刊物给他们阅读。国鋕小学没有毕业就跳班考进泸县县立中学读初中，此时他已读过《三国志》、《史记》、《资治通鉴》、《红楼梦》、《西厢记》、《水浒》及一些外国历史、游记、文学之类的书籍。一次，他同家里人去上坟，一位长辈问他清明寒食的意思，他竟毫不迟疑地说出人民为纪念介之推，不生火做饭的掌故，在场的长幼对他对答如流的本领十分惊异，侄子们更是对他十分敬佩。

 

     可是，国鋕这样受娇宠、过优裕日子的时间并没有维持太久。在他成长的年月，他的家庭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他陷入了苦闷、迷惘之中。他母亲去世后四年，他才七岁时，他父亲因患疔疮突然病逝。父亲的逝世使大家庭中的幺房失去了主宰，大家庭内的纷争、矛盾日益明朗，终于在父亲去世一年之后第一次分裂：父辈三房分了家。幺房因姨母、后母虽是长辈，却难以当家，就由国鋕大哥当了家。他三哥参加了十九路军，后战死在陕西；他四哥去掩埋三哥尸体后留在军队工作，抗战时染病而亡。继后，大哥一家同姨母、后母、弟妹又分为两家，国鋕的家第二次分裂。国鋕亲身经历了刘家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又领略了矛盾、死亡、分裂的“衰败年月”。他，失去了优裕的生活；他，感到家不再是那么温暖幸福；他，开始看到了人间还有那么多的苦恼！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国鋕进入成都建国中学普九班读高中。这三年，是他一生转折的开始，成了他走上觉醒的年月。

 

    他进高中第一学期还未结束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事变吸引了他开始对时局的关心，对他的觉醒起了极大的作用，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后，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新的进展，一九三七年初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抗日救亡活动日益活跃。“七、七”抗战爆发后，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读书会、演剧队等蓬勃发展，在大中学校尤为突出。国鋕读书的建国中学，是当时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最活跃的学校之一。他听了不少抗日救亡的演讲，参加了一些集会，看了很多书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点燃了国鋕的爱国热情，他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了。

 

    他参加了读书会。在那里，他读了他从未读过的书籍。为着追求真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象着了魔似地读马列主义书籍，他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杜德的《世界政治》、《思想方法论》等，并将这些书介绍给在华西协中读书的他侄子去看。同时，他还读了《子夜》、《阿Q正传》等文学书籍。这一切，给他脑子里装进了许多新的东西，促进了他的觉醒，推动着他去认识、分析他的家庭和中国社会。他在给五姐的信中开始阐明了对他家庭的认识，他说：“这个‘家’是在旧社会垂死的身躯上的一个烂疮，它具有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溃烂性的毒质”。“它已经完全是一块脓血和腐肉。”“旧社会的整个身躯都要死亡，寻不出有希望的肉(家)，有希望的肉(家)，只有在健康的身躯里”。他满腔热情地把希望寄托在新社会的产生上，他写道：“我们要得到完全的幸福，只有让新的产生，让旧的死亡，”“没有对旧事物憎恨的热情，也就没有对新事物爱的热情。也就没有顽强奋斗的勇气。”他十分明确地认识到要新社会产生必须奋斗，必须改造自己，他用生物学上细菌、抗毒体的名词作为比喻，他说；“要新的产生就应当增加新的、健康的具有抗毒性的细胞。要旧的死亡，也只有增加抗毒体。我们要自救，我们不愿变成细菌，就只有把自己变成抗毒体。自救也就是救人。”“好多人不清楚地知道毒质的真面貌，以致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把它从自己身体里排除，更不能变成抗毒体”。“要变成抗毒体，先得把自身遗传得到的和传染来的毒质除去，把自私、虚荣、狭隘、胆小、无恒心、无毅力等短处除去，把原有的人性(同情、正义感、勇敢、努力…)发挥，同时增加抗毒的能力”。国鋕虽然试图用马列主义理论去分析家庭和社会，也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些活动，但是，那时他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从理性、思想、主观意志等方面去认识、分析问题的成份较多，而对斗争的实际理解得太少；他渴求真理、愿意救国救民、希望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但他还不懂得怎样才能救国救民、怎样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他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没有足够的认识，特别还不能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由于这些原因，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发生了两件他终生难忘的憾事。

 

    第一件事：当时成都有成批的青年、学生，为了抗日救国纷纷奔赴延安，他所读书的建国中学有同学到延安去了，他也有机会去的。可是，当时国鋕自认为是有头脑、不带偏见的人，对中国共产党也不佩服，因而他说：“走旧路的老实人为了救国只有走进国民党的军队、学校；聪明勇敢的活动分子要救国就跑到陕北。”在他看来这都不能救中国，他说：“我在思考怎么才能救中国”。他试图自己探索一条道路而没有去延安。第二件事：当时在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中，车耀先同志曾是十分有名、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国鋕虽然满腔热情地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但不理解在复杂的斗争中维护领导人威信的重要性、领导者的重要作用，还不懂得理论如何结合实际。他为自己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能背诵其中的名言感到很了不起，特别是当他听说那时《资本论》还没有中文译本，而自己刚找到外文版阅读了，更是十分得意。他常为理论问题与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时不免强词夺理。在公开的场合他竟说： “车耀先有什么了不起？他肯定不懂外文，没有啃过《资本论》，理论水平高不了”。由于他脱离实际、锋芒毕露，又不考虑影响，同他一个班的地下党员感到不易对他进行帮助。这样，他又失掉了接近党、受教育的机会。

 

    当他成为革命者以后，他不止一次地以他这段亲身经历启发、教育其他同志。他为自己的脱离实际、狂妄无知深感可笑；他为自己失掉接近党和到延安的机会而十分后悔；他为曾轻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颇为自责。当他对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认识、还没有迫切要求在党领导下做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时候，他失去了宝贵时机；而当他成为共产党员又被迫失掉党的关系以后，为了找党经历了多么艰难的路程，为了不失去党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