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扬是《红岩》中的一位处于成长阶段的知识分子。李扬论述道：
   
    “关入渣滓洞后，因为一直不知道与他一道被捕的未婚妻孙明霞的下落，尽管身边都是占有，他仍然处于不可抗拒的担忧和孤独之中。直到他发现孙明霞也关在渣滓洞，‘这时他象放下了一副重压在肩上的胆子，心情立刻开朗了。明霞就在这里！两个人能够同施展都，同生共死使他感到一阵阵深深的安慰和幸福。’此时的刘思扬还不懂得如何正确处理‘革命’与‘个人’的情感，……小说最后，已成为坚定的共产党人的刘思扬，……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人的思维只是在无意识的黑暗中徘徊，出现在这个黑暗王国的，仍是那个另人心悸的、一成不变的、神圣的等级制，在战友和同志之后，才会有未婚妻躲躲闪闪的出场……”
   
    而小说是这样描写他刚被关入渣滓洞时的心理的：
   
    “对新的集中营，他还不熟悉，保持着某种过分的拘谨。对这里的一切，他宁愿缓缓地从旁观察、了解，也不肯贸然地和那些陌生人接近。这就使他虽然生活在众多的战友中间，却有一点陌生与寂寞之感。他自己一时也不明白，这种感受从何而来，是环境变了，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还是那知识分子孤僻的思想在作怪？”
   
    刘思扬始终保持一种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关于自我的紧张状态。作为一名革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他很清楚也很认同革命的神圣意义，并且急于像其他无产阶级革命者一样投身到这种意义当中来，另一方面，“他始终感到歉疚，因为自己没有像其他战友那样受过毒刑，他觉得不经刑讯，就不配称为不屈的战士。”或许，他的焦虑，实际上是以一种类似认识论的方式，将革命的神圣意义对象化看待的结果。
   
    “敌人的正面考验，我可以经受得住，但是我怕在党内受委屈，怕党不了解自己，敌人恰恰抓住了我的弱点，利用了我急于向党表白的心理。”

    怕党不了解自己，急于向党表白，意味着自身的意义已经完全以党的意志为判断标准。党被理解为革命的神圣意义的象征体，对革命的神圣意义的信仰，被转化为对党的意志的臣服。革命者的主体意识在这种微妙的转化中丧失了。而这一点，恰恰是被后来的刘思扬作为自己的弱点和自己的不成熟之处而反思到了的。也就是说，刘思扬的成长，并不是表现在对爱情的克服，而是表现在对上述弱点的克服上。而这一弱点，丝毫也未影响刘思扬在见到孙明霞以前，被审讯并且被假枪毙时的“坚定性”。至于刘思扬和孙明霞之间的爱情，小说在描写完他初入监狱的寂寞之感之后，接着这样写到：
   
    “他的心平静了些，勉强挤出一点聊以解渴的唾液，又向对面的一排女牢房望去。这时像要回答敌人的残暴和表达自己坚定的信念似的，刘思扬心底自然地浮现出一首他过去读过的，高尔基有名的《囚徒之歌》，他不禁低声地独自吟咏起来：

   　　太阳出来又落山，
   　　监狱永远是黑暗，
   　　守望的狱卒不分白天和黑夜，
   　　站在我的窗前——
   　　高兴监视你就近世，
   　　我却逃不出监狱，
   　　我虽然生来不喜欢自由——
   　　挣不断千斤锁链！
   
    就在这时候，一阵轻微的清脆的歌声，传了过来，牵动了刘思扬的心。声音是那样的熟悉，吸引着他向对面女牢房凝目了望。在一间铁门的风洞旁边，意外地看见了那一对暌别多日的，又大又亮的眼睛！孙明霞的嗓音，充满着炽热的感情，仿佛在他耳边低诉：
  
   　　……他是个真情汉子从不弄虚作假，
   　　这才值得人牵挂——
   　　就说他是个穷人也罢，
   　　有钱岂买得爱情无价？
   　　就说他是个犯人也罢，
   　　是为什么他才去背犯人的枷？
   　　……

    随着清脆的各声，那对火热的目光，久久凝望着他。刘思扬清楚地看见孙明霞头发上扎着一个鲜红的发结，这时他象放下了一副重压在肩上的胆子，心情立刻开朗了。明霞就在这里！两个人能够同生共死使他感到一阵阵深深的安慰和幸福。”
   
    “像要回答敌人的残暴和表达自己坚定的信念似的”吟咏，竟然意外地引来了生死离别过一次的未婚妻的歌声。而未婚妻对他的爱，恰恰因为他的诗句中所含的信念。在她的眼中，“真情汉子”是他的品质，不论是穷人还是犯人，爱就爱这甘愿为信仰背上刑枷的他。在他眼中，头发上扎着的一个鲜红的发结，是他辨认她的标记。这个在小说中曾经几度浮现于人海的鲜红的发结，简直成为他无限眷恋之物。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鲜红，既是代表女性的颜色，也是代表信仰的颜色；发结，则具有盟誓的意味。由此可见，在一对情人互相打量互相辨认的目光之中，都蕴涵着革命的理想和信念。而牵起两人重逢的红线的，恰恰是那首表达自己坚定的信念的诗歌。无论如何，在这地狱般的黑牢中以诗歌互答的方式重逢，不能不说是崇高而浪漫的，不能不说是对爱情与革命的双重赞美。
   
    孙明霞热爱坚守信仰的刘思扬。而坚守信仰的刘思扬，正是在保护战友越狱的过程中为了信仰而牺牲了。也许就在刘思扬牺牲的时候，逃亡中的孙明霞发现：
   
    “地坝边有一叠纸张在飘动，吸引了她的注意，大概是战友丢失的东西吧？她伏下身去，用另一只手，拾了起来，揣在怀里。在弹雨中，她来不及细看，她一点也不知道，拾起来的东西，正是余新江刚才丢失了的，刘思扬的《铁窗小诗》。”
   
    孙明霞冒着生命危险，欲在弹雨中拾起战友丢失的东西，结果拾到的却是未婚夫的绝笔，上边记载的，正是刘思扬的革命信仰。牺牲者的遗物作为关于那段革命中的爱情的纪念而永远地留存于孙明霞未来的生活里。让她得到这笔宝贵遗产的，不是别的，正是她作为一名革命者的高贵品质。这是对奉献者的回报。奉献，让奉献者不断地面对苦难，也为奉献者奉献着种种意想不到的收获。发生在刘思扬与孙明霞两位革命者之间的爱情，就是这样被想象的。爱情由此具有了浪漫的神圣性。不仅是爱情，当成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哥哥成岗就是印发《挺进报》的地下革命者的时候，当成岗向延安寄发意欲参加革命的书信，却惊讶地发现回来联络自己的党代表竟然是自己多年不见的亲哥哥的时候，亲情也被革命精神度上了神圣性；当刘思扬和成岗在同一间牢房里互相观察两个月后，竟然发现对方就是“致以革命的敬礼”和“紧紧握住你的手”的作者的时候，友谊也被神圣化了；还有，当余新江认出老大哥就是自己当年的导师的时候，师生之情也具有了神圣性……所有这些“个人情感”都在《红岩》的叙事中附之以神圣的色彩，这是社会主义文学为读者提供的想象个人感情的新的方式。事实上，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想象那些为共和国牺牲了的英雄们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过程，也正是人们被这种文化逐渐形朔的过程；接受社会主义文化所提供的这唯一的一种对个人情感的想象方式，意味着人们正作为一个个全新的主体，应答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召唤。被召唤的新主体并不缺乏个人情感，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主体的个人情感在被赋予革命的神圣性的同时，具有了泛政治化色彩。在我看来，政治性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的危险性并不在于日常生活的政治仪式化——倍受批判的革命婚礼形式与今天人们普遍采用的西方婚礼形式同样仅仅是一种仪式而已——也不在于排斥了人们对自身和他人进行任何其他的想象的可能，而在于这唯一的一种想象，使得现代性的不断发展的紧迫任务内化到每个主体的精神世界当中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