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文为刘以治先生授权在本馆发表，发表时有删节。任何转载需经本馆同意并注明出处。）

   
   　　到民建中学

 
    我到了重庆住在何北衡公馆，不久鋕叔介绍我去民建中学。民建跟育才、亚洲两个学校一样，都是党在国统区建立的据点，地点在南岸磐溪。鋕叔向我详细介绍了民建的性质和情况，都是志同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聚在一起，精神上当然是舒畅的，但物质生活却相当艰苦，学校由于经费困难，只供食宿，不发工资。鋕叔还特地提醒我，民建也有几个搞文艺的同志。到民建之后我同罗广斌两人住一间寝室，他教化学，我教英语。罗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少年英俊，生龙活虎，善于联系群众，说话风趣，富有幽默感。他向我详细介绍了民建的情况，以及其他教师的特点。其中谈到李郁陶（四川省文联剧协李累），给我印象最深。他说，小李教历史讲鸦片战争时讲得痛哭流涕，使同学们深受感动；跟女同学一起活动时先拿出自己爱人的像片给大伙儿传观，以消除学生们的戒心。民建之穷我可以用三件小事来描述一番。自古以来都是主人请客人，唯独民建反其道而行之是客人请主人，凡是到民建来的客人多多少少都要捎点吃的东西来，给战友们解解馋。一般是买点糖果点心，也有格外照顾买来卤排骨之类的高档食品的，至低限度也要买点炒花生炒胡豆。一次曹开（重庆广播电台）的女朋友小李同赵沣的爱人来看他，就买来一大包陆稿荐的卤排骨，让我们喜出望外，大大享受了一番。小李说她从来没有看到吃东西有像蒋洛平（重庆师院）吃排骨这样香的。有天下午，曹开、林筱卿、罗广斌和我一共四五个人到附近一个小镇去玩，我们有说有笑地一路扭着秧歌往前走，来到镇上时大家肚子都有点饿了想吃点什么。但是我们四五个人把荷包里的钱全掏出来凑在一起，还买不到一斤炒花生。幸而卖花生那家小铺代售邮票，我们又把大伙儿身上带的邮票凑出来总算买到了一斤炒花生。大家一边走一边吃，说说笑笑好玩极了。有一天晚上全体教职员开会，会议结束后，有个教师提个意见，说没钱买手纸，是否可以把旧试卷发给大伙儿当手纸用。另外一个教师提个建议，希望晚上烧点热水给大伙儿洗脚，用冷水洗脚睡不好觉。
   
    罗广斌四川忠县人，他的同父异母哥哥罗广文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兼一零八军军长，其部队就驻防重庆一带。据罗广斌解放后告诉我，他哥哥杀过不少共产党，解放前夕（1949年12月24日）才率部在郫县起义，人民给他各种优待，算是便宜了他。那时候罗广文住在李子坝，罗广斌有时候一两个礼拜不回去，他家里就派个副官或勤务兵来叫他。学校里突然来个国民党的军人，把大伙儿都吓了一跳。罗广斌对我说，回家去没意思，特别是坐冷冰冰的抽水马桶，很不习惯。在西南联大附中学习时小罗深受马识途的影响，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他对我说，他从小喜好航空模型，他制作的模型还受到过蒋介石的嘉奖。在民建时他教化学，由于他知识面广，口才又好，深受学生欢迎。罗广斌多才多艺，既会唱歌又会演戏，他和李郁陶他们一起，只花了3天时间就把多幕剧《万世师表》搬上了舞台，真是破天荒。他还跟闻一多学会刻图章，这非常有利于他广交朋友，深入群众。我有个刻“柳一株”三字的笔名章，就是他帮我刻的。那时候他负责印刷地下刊物《反攻》，同时又协助发行地下报纸《挺进报》。我记得他经常熬夜，早晨很晚才起床，有时提口大皮箱往市内送印刷品。有一次，曹开对《反攻》的印刷质量大表不满，直言不讳地说，这简直是浪费。小罗大不以为然，竭力为之辩解。后来我看到小罗把刻有“反攻”二字的半块砚台砸碎了扔到茅坑里。小罗是在国鋕七叔的领导下进行地下活动，从许多迹象可以看出这一点。但是小罗印发《反攻》一事鋕叔似乎不知道。记得有一次他翻看了一会儿《反攻》之后说，看来这里面有正规军（意即是地下党主办的）。
   　
    到民建不久，罗广斌就介绍我加入了“六一社”。该社是党为纪念1947年6月1日全国大逮捕（国民党称之为“六一”大整肃）而建立的秘密外围组织，“新青社”的前身。小罗告诉我说，这是国鋕叫他发展我的。后来我向鋕叔谈起此事，他对此大为不满，极其严肃地批评道：“为什么要提到我？根本就不该提到我！”显然小罗违反了秘密工作的原则。当时“六一社”总社来同我联系的是张文江（湖北人，武汉大学毕业）他经常来民建活动，也常在这里食住，什么都不带，就带一把牙刷。
   
    罗广斌是个精力充沛的活跃分子，善于深入群众，大伙儿都乐于跟他交往。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对我和曹开说，他看见“他们”把《挺进报》直接寄给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他说得那么趾高气扬，显然他对这一壮举是完全赞同，十分满意的。然而，这一打草惊蛇，自我暴露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却让地下党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

   
   　　疏散到川东农村

    小罗有个女朋友是小学教师，他俩老早就认识，长时间没见面了。正要从家乡来聚会时，鋕叔告诉我说，小罗暴露了必须立即疏散，甚至再等三五天他女朋友来见一面再走都不行。而且小罗今后的所有信件，都必须经过他检查以后才能转交给他。小罗临走之前为他的女朋友来后的生活作了精心的安排，他托同事J某负责她的学习，让我帮助解决她的吃饭问题。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把我身上所有的钱全掏出来给了小罗，甚至把我身上一件没穿几天的新衬衣也脱下来给了他。
   
    罗广斌到川东农村搞武装斗争，我同他断绝了联系。张文江到何公馆去找刘国鋕，特务没抓到刘国鋕还继续留在何家进行监视，于是把他抓去了，后来“11．27”牺牲于渣滓洞。这样一来我同“六一”总社的联系也断了，我又一次成为散兵游勇。有一天小罗突然来找我，说他刚从川东回来，我和屈义莲两人在一家小饭馆里请他吃饭。他问我关于“六一”社的情况，我告诉他，张文江被捕后关系已断。当时，国民党的报纸上正连载李忠良被捕后所写的出卖组织的材料，其中特别谈到“六一社”如何建立小组，如何进行活动等等。小罗一面看报纸一面笑着说，“他交代得一点都不错，就是这么回事。”不久在汽车站偶然碰到林筱卿，她悄悄告诉我，小罗得了“伤寒”，已用飞机从成都运回重庆。我才知道小罗被捕了。罗广斌被捕之后，据说罗广文去找了朱绍良，朱下手令叫徐远举放人。徐认为罗属于要犯之列，没有释放；但是对他比较客气，没有用刑，也不打算置他于死地。因为蒋介石还要依靠罗广文的十几万军队稳住四川的阵脚。徐远举的下一步棋是撤退时把罗广斌弄到台湾去。

  为悼念死难烈士呕心沥血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特务机关在渣滓洞、白公馆两个集中营里进行集体屠杀，然后放火焚尸灭迹，死难者多达三百多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只有十来个人，罗广斌就是其中之一。据他说，当时有一个特务给了他们两把斧子，用来砍断木栅门，这个特务是他们平时做工作争取到的一个同情者。
   
    泸州解放后，我马上同地下党取得联系，参加了工作。他们想安排我去报社，这时候罗广斌来信要我马上去重庆。我到重庆找到了罗广斌，他会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国鋕的表现太精彩啦！他说他目前正忙于协助清理死难者，鉴别哪些人是烈士，哪些人不是。是烈士的再根据其在地下工作、狱中以及牺牲前这三个阶段的表现划分成三等九级（甲、乙、丙各分三级）。因为死者中确有出卖过组织和同志的人。我在脱难同志接待处就亲眼看到，一对老年夫妇来找他儿子，接待处的同志毫不客气地大声呵斥：“你儿子在牢里咬了人，他就没有资格当烈士！”但烈士就是烈士，在他们中间还要分出几等几级，就大可不必了。谈到我的工作问题，小罗笑着说，他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恢复，只算是个“民主人士”，没有资格介绍。他叫我去找曹开，说小曹在市委当把门将军，很好找。后来组织部介绍我到市教育局，再由教育局介绍到巴蜀学校当政治教师。
   
    我们家里决定为鋕叔开个追悼会。解放前张笃伦的官邸大溪别墅八号已由国錤五叔买下，里面有个很大的客厅，完全可以在家里开追悼会。市里开追悼会时，为杨虎城将军画了一张巨幅画像，那幅像画得很好。我特地去找罗广斌，打听那位画家是谁，好请他帮鋕叔画张遗像。打听到了，又领着我去找他。解放前的艺术家真倒霉，我记得小罗领着我在偏街小巷转了好半天才找到。画家很年轻，看上去只有三四十岁，他一家四五口人住在一间又潮湿又阴暗的平房里，那里面又脏又乱，见此景象真令人心酸。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的贫民窟，因此印象特别深刻。这位画家的确身手不凡，他为鋕叔画的这张遗像也非常出色。
   

 
    罗广斌和杨益言、刘德彬合作，在《在烈火中永生》的基础上，集体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于1960年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在全国各地引起很大反响。许多单位和部门都为此举行报告会、座谈会。我同“刘思扬”的关系，我同罗广斌的关系，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也不愿吹嘘。因此，这些活动我都没有参加。直到“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大伙儿才知道我是“刘思扬”的侄儿、罗广斌的战友。此后就不断有工人和学生来要我讲有关《红岩》的一些情况。那时候《红岩》这本书很不好买，我虽然嗜书如命，经常跑书店，也始终没有买到。不得已只好给罗广斌写了封信，向他索要一本。罗广斌没有写回信，只寄来一本《红岩》，书上也没落上下款，寄书的封套上的字也不是他的笔迹，可能是他爱人写的。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了。我再也没有给他去过信，只从其他战友那里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知道他已调到文联，成为专业作家。
   
    《红岩》这部小说，总体来说，是比较成功的。江姐、陈然、许云峰等几个人物塑造得比较丰满。但是以刘国鋕为原型的刘思扬这个人物，却没有写好，既低于原型的思想水平，又缺少这一类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性。鋕叔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名牌大学所组成，她就是中国的牛津、中国的哈佛，为中国培养了众多的专家学者，为中国培养了众多的栋梁之才。美国副总统华莱士1943年访问中国时，去参观了西南联大，他惊奇地发现，有那么多学生在读《资本论》、《反杜林论》，他说这种情况在美国大学中都极为罕见。刘国鋕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锲而不舍地钻研理论，凡事都往往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对于自己的理论修养自信到了自负的程度：这就是刘国鋕一类知识分子的显著特点。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肥。罗广斌以一部《红岩》而闻名全国。他的一言一行都影响很大。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当时，“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凡是坐过牢的，都会被打成“叛徒”，罗广斌也未能幸免。曾紫霞（孙明霞的原型）就一再劝慰过刘国鋕的亲人，说像刘国鋕这样性格的人，即使不死于白公馆，解放后，他过得了反右那一关，也过不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罗广斌被抓去之后很快就死了。自杀乎？他杀乎？据说至今也没有查个水落石出。自杀也好，他杀也好，反正他是被迫害致死的，没有文化大革命，他就决不会死得这么早，死得这么惨！ 
   
    （网友SY校对）

   
 原文2005年2月28日发表于“黎明前的绝唱——刘国鋕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