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刘国鋕曾在《商务日报》作过记者。下面这篇文章中提到的若干记者以及较场口事件都曾出现在曾紫霞所著的《刘国鋕》中；下文中提到的《商务日报》记者徐逸安是曾紫霞的姐夫。）
   　 
    山城重庆以多雾而知名。天然的、社会的、政治的。浓而厚密，压得人喘不过气。我在重庆耽了一年左右，从来就没有见过晴朗的天。太阳像一只咸鸭蛋，隐居在浓雾后头，仿佛羞涩地面对人间。
   
    在那些日子里重庆是政治的中心，政治雾氛就更加险恶了。特别当日本军国主义在走下坡路时。躲在海棠溪黄山顶上那位独夫，大摆胜利者的姿态。要走下山来摘桃子。妄图排除一切与之抗衡的力量，囊括遍布大陆所有胜利的果实。四川人爱说幽默话，坐在家里或在茶馆里，一坐下来摆龙门阵，就七嘴八舌说个不停。那姓蒋的以“强者”自居，我可以拿脑壳打赌，人家是军强、财强、民强，他呢，是“勉强”，同“字”不同“音”！问题说到实质了。参加“密苏利号”受降，还是靠人家照顾得来的呢！当然重庆也有短暂的天晴日子。可是昙花一现。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来到重庆向蒋介石国民党展开谈判，当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以及许多同志来渝，同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向知名文化界、民族资产阶级、进步工人解释我党方针、政策。可惜当人们头一次听到这许多立论新鲜、透彻有理的言论，脑子里还来不及消化时。毒雾又开始弥漫山城了！中共谈判代表团胸怀坦荡，是为了劝说蒋介石国民党停止发动内战而来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蒋介石假惺惺地被迫在写着“坚决避免内战”。并确定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在共议和平大计的“双十协定”上签了名。然而签名尽管签名，蒋介石国民党心里却另有打算。他依仗冈村宁次捞来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杀人利器。同时更仗着星条旗的撑腰，更不可一世了。打内战既然是他的内行。又是他的既定方针，哪里肯罢休！
   
    人所共知，当政协开会的时候。场内斗争是激烈的。国民党的一方，把人们渴望和平，公平合理组织联合政府，合理对待人民军队的人数。给养参政员的名额等等问题，看成大捞一把，消灭人民生意的一种手段。不仅加此，暗地里还准备大开杀戒（界），特别令人气愤的是。一反谈判时的笑脸，在国民党军队中到处磨刀霍霍，大量印发名为“剿共手册”的小册子。显而易见，所谓政治协商会议只不过是国民党的一块魔术布而已。当时我从事编辑工作的《商务日报》，面临嘉陵江，附近就设有兵工厂（或者军火试验场），各种口径的来复枪和小钢炮，整日响个不停。
   
    这种不祥的朕兆，听了真叫人烦死。于是反响来自社会各方，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呼声铺天盖地向着政治协商会议飞来，告诫玩火者必自焚！
   
    《商务日报》过去有个坏名声。老板姓高，曾经是一个叛徒，后来进一步成了国民党三青团的头目。总主笔是臭名昭著的大托派任息宣（叶青），总编辑是军统大特务金东平。在这一场极其尖锐，关系到民族命运，关系到民主事业发的斗争中，由这批丑类掌握笔政，《商务日报》将会起怎样恶劣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周恩来、董必武主持的南方局早已胸有成竹，决心攻占这座城堡。前后派了大批同志打入该报。其中有彭友今、徐逸安，杨培新、梁柯平、陈国良、刘火子、徐淡庐、夏宗禹、钦本立、帅雪樵、程光锐、谢牧、张孟恢、张光琛、马锐筹等同志。当这批精干队伍进人该报编辑部后，恰巧原大特务金东平前去延安收集共产党机密，我党便乘机夺取了这张报纸。旬日间，这张反动报纸变为民主报纸后，销数蒸蒸日上。深受读者欢迎。金东平之辈连栖身之地也没有了。
   
    自此以后，《新华日报》一些同志便叫我们为“友报”，国民党方面则对我报大加咒骂。说我报比新华日报更为险毒：新华日报开的是迫击炮。而我报则放的是机关枪。
   
    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是恨之入骨的，把我们的报纸和工作人员列入受控制的范围，他们经常从我们版面上找岔子。把我们的编辑人员列入黑名单。他们对我们编辑人员订了几份新华日报，是哪些人订的，哪些人同华所晚报在夜间通电话，全都知道。高老板经常受到“质问”，他们对高威胁说，如不改弦更张。便要吃官司。
   
    1946年，山城的天空越加阴沉起来了。报上曾经出现过一首打油诗说；“停停打打停停打、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停打打停停打，打打停停打打停。”国民党的确很想大打一场，可是悖于公论，不敢明火执仗干起来而已。千万双眼睛集中到政协会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成了当时千万人的呼声。沧白纪念堂几乎每天都有集会。提醒国民党必须顺从民意、表里如一。可是国民党寸步不让，一方面在政协里好话说尽，一方面大要虚伪的民主把戏。在许多投票站里，人们发现许多所谓“选票”不是一张一张投下去的，而是用绳子扎成一捆一捆投进箱子里，一直没人清点。一方面在沧白纪念堂里大肆捣乱。在那里，群众中混进了袍哥、流氓、特务对着与会者，开始是下流粗野的咒骂，继而是向密集的群众扔砖头石块，使得在讲坛上发表政见的郭沫若、李德全、劭力子、章伯钧、梁漱溟、李璜等人无法把话讲下去，有些群众还被砖头石块打破了头，以至满面鲜血！然而这不过是前奏。
   
    问题更须提起的是“较场口惨案”。它同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联系在一起。那是1946年2月10日的一个早晨，国民党公然撕毁了“双十协议”。人民心里刚燃点起的希望之火，一下子被蒋介石一盆冷水浇灭了。1946年2月10日。在重庆一个能容纳众多群众的开阔地-——较场口，人们在那里举行规模空前的大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人们事前并未约好，大清早广场上就挤满了人。这一天，我到得很早。在那容纳数千群众的较场口，广场中央搭起一个讲台，台前的横幅写着重庆各界代表庆祝政协胜利闭幕的斗大字样。到会的有学生代表、工商界代表、工人代表等约数千人。我与一些同行们登上讲台看看，马上发觉情况特殊。按计划原来台上应摆上几排桌椅，正中立一台扩音器的。我一眼就看出原计划已经被打乱了。台中央的几排椅子竟被人自东而西斜放着，椅子上坐着十几个穿着黑衣服的吹鼓手（警察乐队）。我立刻登上台的右边，并想走到台的左边找个熟人问个究竟，可是还未举步，一个个子不高的人抢到扩音机前，向群众宣布开会了。事后了解，此人就是著名特务刘野樵。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出于正义也都上前去想把扩音机夺回来，可是跟着刘野樵的还有大帮子人。刘立刻打出暗号，一时砖头石块棍棒齐飞，把许多学生、工人、民主党派打得血流满面。学生、工人、民主党派一任砖头如雨点般落下，依然手扣着手，等待开会。
   
    在台上，毒打更加厉害。刘野樵和打手们一涌而上，揪着郭沫若劈头劈脑地打下去，李公朴的长胡子竟被流氓们揪着不放。除了被拳脚交加地毒打外，还准备把他推向台下。施复亮身体较强，不顾毒打，站在台前同特务们辩论。就这样得来不易的“协议”，被彻底撕毁了。为时不久，这场震惊中外的惨剧便告收场。
   
    场地上留下一滩鲜血和泪水。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流着血被好心的民主人士用小汽车送进医院。在渝的首长，包括刚从国民党集中营里释放出来的廖承志等都到医院里看望伤者。这次在场目睹国民党特务行凶的重庆各报记者共四十二人。
   
    第二天，当时新华日报、商务日报等在头版头条新闻里揭露惨案的真相。商务日报的头条，标题是“政协成功、庆祝末成、暴徒行凶，捣乱会场，李公朴、施复亮等人被殴”！一针戳穿了刘野樵一手制造的较场口惨案的来由。可是惯于颠倒是非的国民党中央社，倚仗它拥有发布新闻的特权，竟信口雌黄，说这场以刘野樵为首并策划的惨案，是因为误会而引起的一宗互殴案，双方都有人受伤。这弥天大谎可把在现场目睹惨案发生始末的四十二名新闻记者激怒了。
   
    缄默吗？对不起民主的先驱者，更会扰乱全国人民的视听。不行。应该予以反击！就在国民党中央社向他们御用报纸发动谣言攻势的第二天，在毒雾中滚大的首都新闻战士按捺不住了。在由新华日报采访主任石西民牵头，有四十二位当场目睹惨案发生的各报进步新闻记者参加的一次集会在中苏文化协会一个房间里召开。即席推选出石西民、刘火子、浦熙修、毕群、高集等五人为核心小组，负责起草亲眼所见的“较场口事件”，以“公开信”形式责问中央社。如此颠倒事实，有何根据？“公开信”是在浦熙修住处草拟的。所举事实有根有据，无可抵赖。既然是
   
    “公开信”，第一是争取原文注销，不注销便等于白费劲。国民党有权有势，有枪有刀，一定不会让“公开信”发表，我们作出种种估计，首先争取在新华日报上全文注销。它是国民党无法干预的，其余的报纸就难说了，国民党可以使用各种手段加以制止。五人小组研究决定如公开信登不出就宁可花钱用广告形式注销。
   
    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宣部、中统、军统全探知我们的部署，决定把“公开信”扼杀于摇篮之中。事实果然如此，一向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的商务日报，经历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斗争。当天下午国－民党中宣部、复兴社、三青团、军统等部门都扑向商务日报来。晚饭后，军统局的大头目金东平携带手枪在高老板陪同下来到了编辑部，将手枪往台子上一拍，以示恫吓，并告高老板要么不登，要么就开除他三青团头目职务。当晚是我和程光锐值的班。我负责处理要闻版。“公开信”登不登呢？我们必须作出严重的抉择。
   
    登！一万个照登！我是五人小组成员，受四十二个署名记者的委托，不登，难以对革命同志。我们暗下了决心。采访部同志闻讯也赶到编辑部来支持我们的斗争。没想到高老板当夜决定亲自当班，一切稿件都得经过他严加审核。斗争拉开了！高老板说；你们年轻，不知利害，“公开信”注销来是要杀头的。高的这句话当然是有来头的。我们深知一场斗争在所不免了。我们或者被杀头，或者被关进“防空洞”。我便顶着高老板说﹕这场惨案我们是亲自目睹的，新闻记者就是要说真话，我们有责任把全盘真相告知广大群众，就是刀子架在颈上，还是要对人民讲真话的。
   
    但高老板坚决要把稿子抽掉。经过长时间争议都无效果，最后只得电邀采访部梁柯平、王涌祥，张孟恢等同志前来支援。一致决定按照五人小组的决定由我们自己掏腰包作广告注销，政治责任全部由我们来负。我便对高老板说：“你作为老板，不必再害怕担政治风险了。”高老板见我们人多势众，也找不出理由扣押稿件，不置可否地任由我们采用广告形式处理。由于我是负责编辑要闻版，我就选择一、四版中缝，以特大字号把题文排出。“广告”显得特别显眼。为了怕高老板最后反悔，我还一直守候在印刷机旁，直到全部报纸印完为止。以“公开信”形式作为斗争手段这是一个创造，利用广告形式注销“公开信”又是一个创造，而且威力无比，敌人为之丧胆。运用这种形式的，在当时重庆，除了商务日报外，还有新民报，把“广告”登在普通广告栏内。由于发生了这一场顶撞，第二天，高老板便宣布把我和同时值班的程光锐从商务日报开除出去。
   
    拨开浓雾见晴天，离开重庆的前二天，我难得见到有如此晴朗的好天气。石西民同志十分关心我们的斗争，特别通知梁柯平转约我和程光锐同到国民酒家吃午饭表示慰问。石西民兴冲冲地向我敬酒说：你们昨天的一仗打得很漂亮！干此一杯，以示庆祝！再过两天便由梁柯平“搭线”，乘冯玉祥将军的“民联号”轮离开山城到了上海。
  
                                       1985年
  

原文发表于劉火子詩文研究–http://www.huozi.g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