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6·1社” 是党在重庆大学建立的秘密青年组织，是党的外围组织，也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当时中共重庆市委（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发展社员的条件要求严，所发展的社员质量较高。所以“6·1社”在当时重大学生运动中发挥了骨干、桥梁和先锋作用。

 

 

     重大“6·1社”始建于1947年7月。

    ……

    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在重大建立“6·1社”是比较成熟的：一是1947年2月28日《新华日报》和中共四川省委撤回延安后，在重大留下了一批和《新华日报》与中共南方局有联系的积极分子；二是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在重大留下了一批和民盟秘密联系并经过斗争考验的进步青年；三是从各地录取的新生中，有一部分在高中接受过党的培养和教育，对党有一定认识，并在运动中接受过锻炼和考验的学生；四是经过“抗暴”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涌现出一批学运骨干。因此，党组织决定建立重大“6·1社”，是适时的，也是可能的。

 

    重大“6·1社”的建立，据姚炳奎同志（现名姚杰）回忆成立经过时说：“在6·1被捕同志出狱举行欢迎会之后，1947年7月，罗永晔（西南学院共产党员）经常与我接触，以后我向罗提出，进步同学中应有个组织才好。过了一段时间，罗告诉我，城里（指中共地下市委）准备组织‘6·1社’，并征求我对名字的意见，我觉得‘6·1社’这个名字比较隐晦，又含有抗暴的意义，很好。又过了一段时间，罗又告诉我城里已经同意组织‘6·1社’，并同意由罗和我在重大组成‘6·1社’松林坡干事会，在松林坡开展‘6·1社’的发展工作。”首先发展的有宋廉嗣、李诗雅、康华楚、陈英武等人。由冉益智（原中共重庆市委分管学运的书记，后叛变）直接和姚联系。

 

    1947年10月后市委才决定由沙磁特支统一领导沙磁地区的“6·1社”，并由沙磁特支书记刘国鋕直接联系重大的“6·1社”，派特支干事、中共党员凌春波参加重大“6·1社”的领导工作。刘国鋕在盘溪民建中学其侄儿刘以治的宿舍召集会议，有凌春波、李诗雅、曾紫霞、姚炳奎四同志参加，决定由他们四人组成重大“6·1社”干事会（又名核心领导小组），宣布重大“6·1社”正式成立。该社很快发展了一大批经过历次运动考验的进步骨干为成员。1947年底姚炳奎被迫离校去川东酉秀黔彭搞农民运动（未立即走），曾紫霞被迫转移到重庆七星岗女青年会工作。此后，由凌春波、李诗雅、张泸光（现名张穆舒）和我组成重大“6·1社”干事会。张泸光由文德女中调来，就读于重大先修班，接替曾紫霞的工作。我接替姚炳奎的工作。当时刘国鋕对我谈的不是叫干事会，而是叫“6·1社”核心领导小组，并作了分工：凌春波任总务干事（承担组织上指定的联系工作），我任宣传干事，负责重大主要社团工作，张泸光任女生干事，负责女生工作，直接联系“6·1社”女社员。1948年7月以后，凌春波同志被捕，撤退转移工作由李诗雅同志负责。

 

     “6·1社”由沙磁特支统一领导后，规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在组织上只有纵的关系，不准横向串连。所以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如果没有组织关系，除上级外，互相都不知道谁是“6·1社”员，也不许打听，只知道是进步同学关系。对“6·1社”干事会，规定了严格的组织原则：各管一摊，个别接头，重大问题，集体研究。说得具体一点，就是“6·1社”的各个干事分别联系一批“6·1社”社员和部分公开的进步社团，直接和上级刘国鋕等人联系并请示汇报，“6·1社”的组织关系不得互相串通。“6·1社”的联系方法，一般是干事和组长联系，组长和社员联系。干事了解社员，不是社员直接用组织关系的名义见面。干事向组长布置工作，组长可以开小组会进行研究。并不定期地组织学习或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社团的联系，主要是通过“6·1社”的组织关系进行联系，了解情况，布置工作。当时各进步社团的负责人都是“6·1社”社员，联系起来比较方便。

 

    对上级的联系，1948年2月以前，直接和沙磁特支书记刘国鋕联系，主要是个别单线联系，这一次确定下一次接头的时间和地点。因刘国鋕工作比较忙，不少时候约我在晚上联系，为了安全，曾紫霞有几次和他一起来，在离我们谈话不太远的地方等候他，也许是有意安排她观察周围的动静，起个放哨作用。其次是召集我们几个干事开会，传达当时的形势和上级指示精神，或者研究一些较为重大的问题。有几次在民建中学刘以治的宿舍，有时在马家花园，有时在僻静的山野。有时刘国鋕不在，由凌春波主持。有时是正襟危坐开会，有时以打扑克的娱乐形式，边打边谈。有两次比较危险，一次是凌春波主持，在理学院顶层的阁楼开会，刚开始不久，三青团分子闯来，凌春波见势不对，我们立即散开，也许已经有人对我们盯梢。另一次是凌春波带我过嘉陵江去盘溪找上级接头，叫我在阁亭等一下，他去大院找人，我在亭子里没呆多久，忽然一个持枪的宪兵过来，此时凌春波因未找到人正好出来，我们发现情况不妙，便悠然自得，毫无惧色地离开了。因为我们曾过河进行过几次活动，狡猾的敌人也许就加强了对那一带的警戒，开始对我们进行监视了。

 

    刘国鋕被捕后，由原同济大学支部书记刘传陆（当时化名老李）同志接任沙磁特支书记，由他和我们进行个别联系，没有召集我们几个干事在一起开过会。第一次和我接头是在松林坡茶园，相见之后，对上暗号，寒暄几句，即去散步。仔细听取了汇报情况，作了些指示。刘传陆和我们联系次数不多，因其上级冉益智被捕，经刑讯后立即叛变，未来得及向“6·1社”的干事们打招呼就匆忙离开了。以后就由江北郊工委书记齐亮（化名老李，在蓉被捕牺牲于渣滓洞）前来联系。此人胆大心细，颇有魄力，但和我们接触时间不长，就根据当时的形势，通知我们撤离重庆大学了。

 

     当时发展“6·1社”社员的作法，在重大“6·1社”正式成立时，刘国鋕曾在会上布置，清理历届学运积极分子（校内校外都在内），要求干事会把名单、地址、学校编成A、B、C分三次上报，由上级将资料组合，派人联系。此后，为了避免横的关系太广泛，互相牵连过多，容易出问题，就规定只抓校内和指定范围内的工作，不要随意到外面去联系。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一是为了发展一批“6·1社”社员；二是把进步同学纳入党的统一外围组织，以便壮大力量，更好地开展学生运动；三是为了建立地下工作纪律，确保组织的秘密和安全。基于这样的目的，尽管发展社员的仪式比较简单，但在人选上确是很慎重的，根据各种学运活动和社团活动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上级批准，秘密发展。但在个别情况下，也有经几个干事研究，取得一致意见而发展的，也有干事批准，报告特支同意的。

 

     从1947年“6·1社”建立，到1948年7月“6·1社”的骨干相继撤退，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重大“6·1社”发展的社员有50余人。

 

    从这些社员的来源进行分析，主要是这四个方面的成员：

 

    （一）中国民主同盟的青年秘密组织“中国青年民主社”的成员。中国青年民主社是一个在党的领导下活动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进步青年组织。它在中共南方局青运组刘光、朱语今、张黎群、周力行等同志领导下，由青年民主社负责人胡克林、赵一明、冯克熙、刘国鋕等同志具体进行组织和联系的。1945年抗战结束，各民主党派总部相继东下，根据南方局青年组刘光等同志指示，青年民主社派出一些同志参加民盟和民建，接替其总部东迁留下的任务。青年民主社的领导人刘国鋕，按照南方局的指示，在重大发展并壮大了中国青年民主社，参加的有凌春波、杨邦俊、周国良、张序九、张照寒、张朝春和我等10余人。据了解，除张照寒外，其余的同志都参加了“6·1社”。

 

    （二）《中国学生导报》的成员。“中导报”是南方局青委直接领导的。以复旦大学为基地，在重大等校都有《中国学生导报》的组织，当时在国际国内都有一定的影响，对推动学生运动起过骨干、积极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复旦大学东迁，留下党员转入地下，有关成员在党的领导下，分散在各地开展工作。“中导报”在松林坡的成员有谢慧娥、宋廉嗣、况淑华等人，和他们联系的是中共党员陈以文同志。她们进重大后，1946年就与叶孟君等进步同学组织了壁报《夜哨》，与重大高年级女同学组织的“女同学会”相呼应。6·1大逮捕后，停止了活动。谢慧娥去了解放区，留下的同学后来成了“6·1社”社员。

 

    （三）蓓蕾、灵韵团契骨干。在育才学校党支部书记廖意林领导下，1945年由刘克林、郑诗亮在重大组织了“蓓蕾”、“灵韵”团契，吸收进步同学参加，组织学习《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1946年下半年，蓓蕾团契负责人是刘亚东，骨干有费雪香、黄国英、王泽槐、潘青、戴恒心、朱明初、康凤良、周其昌、钟次娴、冯三义、谢立璟、纪杏鸾等人。灵韵团契负责人是王永毅，骨干有阮海燕、凌春波、周其昌、谢学锦、屠恒才。两个团契不少活动合在一起，人员都互相熟悉，是重大四七级、四八级、四九级进步力量的骨干，是1946年学生运动的主力。“抗暴”前后，学校内外的秘密会议都由他们主持。“抗暴”后，他们退居第二线，主要是李诗雅、吴兆民、王昌林等同志在第一线组织活动。后团契的活动逐渐停止，而以松涛歌咏队的形式另组成一班人马出现。6·1大逮捕，他们大多数入狱。出狱后，有的被迫离校，有的到了解放区。两个团契留校的同学加入“6·1社”的有朱明初、凌春波、李诗雅、康凤良、钟次娴、王昌林、姜正理、王志诚等人。

 

    （四）各市、地、县考入重大的历次学运积极分子和各校“抗暴”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这方面的资料，我掌握得很不确切和完善。据了解，各市、地、县考入重大的历次学运积极分子黄友权、陈慎徽、陈英武、官民孝、孙慈、金国永、雷鸣等同志，到校后坚持积极参加各项进步活动。重大及重庆各大学“抗暴”等运动的积极分子有胡新、刘文权、肖章鎏、陈大聪、罗淑蓉、崔均、张泸光、刘以德等同志。由于他们对党有一定的认识，有一定表现，经过一定考验很快被吸收入“6·1社”。

 

    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凡在重大参加“6·1社”有名单可查的共54人，按系统分述如下：

 

    （一）遭敌人迫害而失踪的有叶孟君1人。

 

    （二）由于各种原因，提前离开重大“6·1社”的有宋廉嗣（被迫转移至大竹）、曾紫霞（被迫转移至重庆七星岗女青年会）、姚炳奎、朱明初、罗永晔、王昌林等6人。

 

    （三）属凌春波联系的“6·1社”员有张序九、杨邦俊、周国良、康凤良、吴先涛、粟和泽、钟次娴、罗仲坤、李成廷、甘在光共11人。

 

    （四）属李诗雅联系的“6·1社”员有金国永（现名金成礼）、姜正理（现名何冶）、孙慈、王志诚、陈大聪、刘炳善、徐名曾、张××、陈雁真共10人。

 

    （五）属张泸光联系的“6·1社”员有：第一组况淑华、罗淑蓉、刘以德。第二组蔡尔雄、左琳华。第三组张大连、王世珍、鄢宝珍。第四组有李永蕃，共10人。

 

    （六）属我联系的“6·1社”员有：第一组刘以洪（组长）、黄友权（柏声社长）。第二组陈英武（组长）、陈慎徽、官民孝。第三组崔均（组长）、康华楚、张朝春（现名邓树平，原松光社长）。第四组刘文权（组长）、肖章鎏、江国梁。单线联系的有邓树谦、雷鸣（由崔均发展与联系）。加上胡新共15人。第  1  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