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包括好几个集中营，其中最大的是渣滓洞和白公馆。）是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在我国境内共同建立的，为了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剥夺和屠杀中国人民的自由与生命的有名的庞大集中营。1942年建立到1949年底，被革命的中国人民所粉碎为止的七、八年中，“中美合作所”囚禁和暗害过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其中，只白公馆一处，就杀害过2000多人。仅在解放前夕，一夜之间，美、蒋特务就血腥地屠杀了三百多人。

 

    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的烈士们，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仍然继续着和敌人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他们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这里写的，只是一件斗争的片断回忆。

 

 

    今天早上把我从渣滓洞押来的时候，看见大门口有从前刻下的几个退了色的字：“香山别墅”。真有诗意。谁想到这里是集中营——有名的“中美合作所白公馆”！一进门，几个面目狰狞的人把我搜查了一番。皮带和鞋带，一切据说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早就在原来的集中营里被剥光了；至于钢笔、手表和钱，那是在被捕的时候就全被拿去了的。他们似乎对我的一无所有大不满意，松开手铐，发了一床破毡子和一套背上用蓝笔划了醒目的“×”号的旧军装，还给了我一个编号当作我今后的名字。

 

    集中营四周是山，又高又险，有些岩石和树木被漆成白色，那是为了防备万一，即或有人越狱也无处躲藏。包围着集中营的，是墙头上密密的高压电网和墙外成群的岗亭、碉堡。

 

    这间窄小的牢房，原来只住着一个关单监的“重犯”，他是一个倔强的中等身材的人。从他的眼光里我知道他在考虑：新来的是什么人，可以信任吗？在原来的集中营里，我们也常常用这样的目光研究新来的人。几分钟后，我知道他是陈然，立刻放心信任了他，我早就知道他在敌人面前的勇敢。他被捕比我早几个月，起初也是关在渣滓洞集中营，但我去的时候，他已经转押到这里来了。所以我知道他，他却对我一点也不了解，好几次我有意挑起话头，想和他深谈一下，但他回避了。天一黑，他说了声“睡吧”！就倒上了床。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床头，陪伴我的，只有黑暗和冷淡，难堪的不信任刺伤了我的心，不能为自己的同志所了解，这是最大的痛苦。在这冰冷的晚上，我觉得委曲、不愉快。远处，泉水淙淙地流响，比白天听得更清楚了。这泉水是从后边山上流下来的，从我们的窗口上却望不见，泉水的声音时大时小，想听的时候就听得见，但不去注意它好像又没有了。和泉水一道传来的还有风声，夹着松涛，这是早春的寒风，在夜半的荒山上咆啸。

 

    风声渐大，松涛像汹涌的潮水，澎湃着。隐隐约约的，好像还夹杂着一种不屈的临死的呼啸。我想起——他在白天告诉过我——集中营后边的山头上，长着一片茂密的松林，在那青翠的松林底下，有我们成百上千的伙伴流尽了忠贞的血（这里叫松林坡，地下党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均牺牲于此。）……。

 

    夜，充满阴谋和不测的危险！一种难以摆脱的恐惧，窒息着呼吸。我挣扎着走向窗口，把脸靠在铁栏干上，急促地吸着冷而潮湿的空气。

 

    ……响起了一阵巡逻的夜哨的脚步声，渐渐近了，大概是两个从不同方向行进的哨兵突然遭遇，发生了误会，拨响枪拴，惊问“口令”。然后，他们在谈话，我想听谈的什么，却听不清楚。

 

    脚步远了。泉水和风还在响着……

 

    “你怎么还不睡觉？”

 

    我沉默了一会儿，慢慢地回答他：

 

    “睡不着。”

 

    铁链锵锵地响，他的脚镣有十五斤重，睡觉的时候，像冰一样嵌在脚上。我回过头来，陈然已从床上坐起，看不清他的脸，只能听到他的声音：

 

    “你在想家么？”

 

    “不是”。我告诉他我正在怀念着渣滓洞的伙伴们。

 

    我告诉他许多事情，他却沉默着，我感觉到他仍然不够放心，没有完全相信我说的话，于是我就讲了伙伴们在渣滓洞的斗争事迹，和我对这儿沉闷空气的反感。

 

    “我们这儿的情况和你的看法不完全一样。”他说：“这里也有斗争，但条件困难得多。”

 

    陈然讲得很慢，但他的声音中似乎有我在白天里没有听过的东西。他说的“斗争”指些什么呢？是我把渣滓洞的活动讲得多了而刺激他为这儿辩护，还是他谨慎地暗示了我一点什么东西？我思索着，很难完全相信他讲得那些没有太多根据的话。

 

 

    住在我们隔壁的是两个国民党员。

 

    其中一个叫黄光生，身材魁伟，是张学良的部下，东北军的副军长。陈然说他大概是因为主张团结抗日和反蒋，十几年前就被蒋介石扣押起来，这位“将军”很爱喂猫，他喂了两只，一大一小，散步的时候，一只手拿一个抱在怀里，一边走，一边轻轻地叫着“乖乖，乖乖” ……。我没有和他讲过话，陈然和他也没有往来；只在前天，他的小猫不见了，他急忙到处寻找，最后才走到我们窗前说了一句话，问我们看见了没有。

 

    还有一个更古怪的人，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走路时弓着背，一摇一摆，他原来是蒋介石的侍从，红得发紫的人物，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据说是有人陷害——说他打算谋害“老头子”（指蒋介石），便被抓起来打成残废。这位“侍从”已经关了十好几年，是这儿最老的“政治犯”，他的消息灵通，又受优待，经常和看守员在楼栏干边吹牛，碰着我和陈然散步，也来吹上几句闲话，感慨一番。那些看守员说他是白公馆的“哲学算命”专家，他自己也说精通“麻衣神相”。这几晚上，他为看守员算命算到得意之际，哈哈大笑，虽然隔了墙壁，也听得见他那难听的声音。

 

    这两个都是集中营的“上层”，和我们关在一层楼，待遇却是不同的。陈然说在这层楼的另一面，还关得有几个人，也是“上层”，其中一个是军统的少将，过去西安集中营的所长。

 

    听说杨虎城将军也关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只有楼下关的共产党员，但是楼下也有犯了“纪律”的军统特务，和政治犯关在一起，以便日夜进行监视。不知道是由于楼下关的人太多，还是对新进来的陈然和我加强管制，把我们两个孤零零地囚在楼上，和楼上的那些人物很不相称，而和伙伴们上下隔绝，一点也通不了消息。

 

    真是个复杂的地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甚至和特务关在一起！

 

    一周以来，我的苦闷愈来愈多，这儿哪能有什么斗争？尽是些死气沉沉的日子，我真没法子再拖下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陈然似乎没有我这些苦闷，他比我平静得多。

 

    放风的每一个十分钟，我都焦急地注视着楼下院子里的那些伙伴，总想看出点不同的表情和动作，但那些伙伴们，连散步的步伐也缓慢而缺少变化，甚至分不出谁是特务，谁是我们自己的人，仅仅依靠陈然的指点，我才晓得其中有几个面目呆涩的人，是关得最久的共产党员，我对这那个身材瘦长的新四军干部印象稍微深些，这大概因为他是和叶挺将军同时被捕的。陈然还指给我看了集中营里最有名望的共产党员许晓轩，但他太衰老了，目光那么昏暗……。

 

    陈然每天给我介绍一些情况，但我觉得他知道的比他告诉我的还要多些，这只是由于他关得比我稍久的原故么？好像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别的原因。莫非这里有着我还没有发现的某些秘密？

 

 

    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牢门被推开，一个看守员撞了进来。我看了这家伙一眼，没有理他。可是，陈然竟招呼了他，还叫他坐。这个看守员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香烟，递给陈然，还低声地说着什么。

 

    我的心动了一下仿佛触到了什么秘密的边沿。

 

    看守员出去了。

 

    我忍不住，故意探问陈然是不是喜欢抽烟。

 

    陈然摇了摇头，没有答复，随手把那盒香烟丢在床上，他的动作并不自然，没有划掉我心里的揣测。接着，陈然低头去拿布条子缠他的脚镣，他的脚已经被沉重的铁链磨得红肿了，不缠上布条走不动路。但我还是看出他心里正在盘算，而且不太沉着。

 

    放风的时候陈然推说脚痛，不愿散步。我独个儿跨出牢门，踟蹰着，远远的望见陈然坐在床头，背着窗口撕开了那盒香烟，他把一支支的烟卷捏在手里，然后又丢在床上……。

 

    一定有什么秘密，他要避开我，他对我是不够信任的。

 

    怀着不满和委曲的心情，我勉强踱回到光线昏暗的牢房。我低着头，关上了门，转过身来，面对着我的，却是陈然友好而信任的眼睛。这种目光，只有在朝夕相处，深深了解的伙伴们之间才能碰到，我完全没有想到事情竟发展得这样迅速而且对我有利。

 

    一瞬间，陈然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微笑了，递给我一点东西，用压低了的热情的声音说道：

 

    “这是给你的……。”

 

    我接过一张小纸条，是谁给我的？写的什么？我的心在跳。

 

    “小罗你好。如有事情，可和陈然商量。”

 

    多熟悉的笔迹！这是国志的字，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现在，我们又聚在一起了。

 

    我的高兴和激动，简直没法形容！心里升起了那种刚入党时，最强烈地感到的巨大的温暖。

 

 

    按照最严格的秘密工作原则，我参加了伙伴们的活动。

 

    天气十分美好，和我的心情一样。

 

    站在窗前，把头伸在两条铁栏干中间，向前了望。我的心有点紧张，第一次参加工作，还不能压制自己的心跳。

 

    在我后面，陈然背着窗口，手里捏着一截铅笔工作着。过去，他一个人干，只能断断续续地边写边听那可能出现的脚步声，只能拿自己的背去遮盖手腕的动作……。

 

    一个影子在楼梯口晃动，我轻轻地吹响口哨。特务走过窗前，看了我一眼，走过去了。

 

    山上有鸟叫。陈然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我没有听见从他那儿传来任何细小的声音，想回过头去看他，但我不敢。继续了望着。这时候，只要我轻轻咳嗽一声，发出暗号，陈然就会把纸片塞进口中……。

 

    是个幸运的日子，特务只出现了一次。

 

    一张小小的纸，上面写着我带进来的“最新”消息。刊头上写的是：《挺进报》（《挺进报》原来是重庆地下党的秘密刊物。）“白公馆第十七期”。纸小，字也小，但写得工整，一体的仿宋字，用仿宋字，敌人不容易看出笔迹。

 

    陈然在被捕以前，是《挺进报》特支书记，他一直准确地按期把五色打字纸印好的刊物发送出去。当卑鄙的叛徒领着特务撞进秘密印刷所的时候，他手里正拿着沾满油墨的滚筒。我感到奇怪的是陈然竟然有这样好的记忆力，他几乎把《挺进报》的全部消息在白公馆重新发行了一次。敌人永远不懂得毒刑和拷打损伤不了人的记忆。

 

    《挺进报》沿着一条我不知道的路线，传到楼下某一间牢房里去了。

 

    是交给那天来过的看守员么？不是。他今天没有来过——那天给我的纸条是关在楼下的国志拿一小块从烟卷上撕下的纸写了再包在一支烟里的，只有一个小孔作记号，就是把那支烟点燃，也吸不出特殊的味道。

 

    很想问问这条通向更多秘密的路线，终于克制住了。我知道，在集中营里，这种好奇心是不应该有的。第  1  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