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水录入电子版）
一九四八年三月，组织上将我从上海调到重庆工作。
到重庆后由刘国定与我接上关系，随即刘又将我介绍给冉益智。冉向我交待了两件事，一是要我到沙磁区特支工作，二是此后我的工作由冉负责领导。此后，我即与冉保持定时联系。
冉先后用了两个半天时间向我介绍重庆和沙磁区的工作环境和学运情况。然后约定时间，在七星岗一家茶馆会见了刘国志同志，刘国志同志在我之前在沙磁区学运特支领导学运工作。这次会面，主要是由他向我交待工作。
刘国志同志向我介绍工作情况时，主要说明：沙磁区的学运，重点就是重庆大学，要全力以赴，打开重大的局面。他告诉我，当时重大的学生党员，只有一个凌春波同志（数学系），但凌领导着一个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六一社”，这个社当时已有十几个社员。我的任务首先是把“六一社”巩固、壮大起来，并从中吸收够党员条件的同志入党。在各项学生运动中扩大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活动。
刘国志同志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六一社”每一个社员的情况，现在我还记得的社员有李诗雅、况淑华、刘以德。刘国志同志在介绍社员情况时，着重向我介绍了李诗雅同志的情况，要我继续培养李入党。
以后，刘国志同志又向我介绍了凌春波同志，他已向凌说明他自己要调动工作，重大“六一社”的工作以及党的建设工作均由我负责。
从此，我便与凌春波同志保持定期关系。凌春波同志当时是重大数学系高年级的学生，对学校情况很熟悉，他是一个沉着冷静的同志，具有很好的分析能力。在我与他接上关系以后，他又向我一个一个地作过一次社员情况的介绍，并与我一起对当时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做过多次研究。
经我们研究，认为当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已经从进攻转为防御，经济上日趋崩溃，其政治上的腐朽性、反动性与欺骗性日益暴露无遗，广大学生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日益厌憎，这对我们开展工作十分有利。但也必须看到，敌人越是濒于崩溃，他们对革命运动的镇压也将越是残酷。因此，我们决定先将现有社员的思想加以分析整理，针对社员的思想情况，加强思想工作，积极从思想上巩固“六一社”，并对历次学运中表现好的学生，经过考察，大胆吸收入社。对社员中的先进份子，积极培养入党。
我们在社员中做思想工作的方式有三：一是个别谈心，社员与社员谈，凌春波同志和我也有重点地与有的社员个别谈心。二是在社员中传阅《挺进报》，三是不定期上政治课，记得大约在一九四八年四、五月间我曾在盘溪给社员们谈过一次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努力方向，这实际上是结合实际传达党中央对全国形势的分析， 以及市委对“六一社”工作的指示。从当时收集的反映看，这种方式，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
在此期间，为了培养李诗雅入党，我也曾个别和他谈过心。
我在沙磁区学运特支工作两个多月后，大约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间，按预先约定的时间、地点，冉益智没有如期赴约。从此，使我的工作进入了困难阶段，一方面重大的工作需要继续进行，许多问题也需要请示汇报，然而，上面的关系忽然断了，而我却还不知道冉益智已经被捕叛变。
当时，我住在我的姐姐刘传蓉家里，我只好通过她帮我找关系。经过她的努力，经过何铁钢同志，才重新与上级组织建立了联系。
与我保持联系的是齐亮同志，他向我讲了由于冉益智、刘国定被捕，重庆面临的形势很严峻。要我将沙磁区特支的工作移交给他，并尽快离开重庆。
我除向齐亮同志详细介绍了工作情况外，又在一个雨天会见了凌春波同志，并以李红为联络暗号，与他约定了齐亮同志与他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后，我才离开了重庆，到了成都。这时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六月。
原文刊载于《沙坪坝区党史资料汇编》第一辑，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1987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