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1946年7月14日的云南省陆良县，深受陆良县各界爱戴的县长熊从周老人突然去世，原因是聚餐时食用草乌汤中毒。参与聚餐的八位老人一起入院治疗，熊老被注射排毒针后身亡，其余七位有幸得救。熊老的突然逝世在当地引起极大震动，陆良20个乡镇派代表参加他的追悼会，送葬者上万人，真可谓竭尽哀荣（见《陆良县志》熊从周小传）。
熊老去世之后的一个半月，即1946年9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第4版发表署名“远思”的通讯“记陆良县长熊从周”。文章称，熊从周老人堪称大后方的民主县长，他开明进步，嫉恶如仇，廉洁爱民，德政四方。在1980年代以来云南省以及曲靖地区和陆良县的各种史志中，这篇文章屡被提及，作为熊老逝世曾引起中共官方最高媒体关注的佐证。
“远思”显然是一个笔名，我们认为，他很可能就是当时正在重庆工作的原陆良中学教导主任刘国鋕，刘国鋕是解放战争期间重庆地下学运的重要领导人，1949年11月27日殉难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本文拟从史实和文本两个方面对远思与刘国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二、熊从周其人
熊从周是民国时期云南省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他的生平事迹在县、地区和省级史志中均有或详或略的记载，本文综合各种材料简述如下。熊从周（1878-1946），字心畲，云南玉溪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先后担任过云南盐津县、新平县县长，广东番禺县县长，云南昆明市市长、江川县县长，滇西铁路工程处顾问，玉溪县参议会参议会议长等职务，他曾两度出任云南陆良县县长，并于1944-1946年兼任陆良县中校长。他约在1927底或1928年初秘密加入中共，曾参加广州起义。熊从周在云南素有“熊青天”之称，在各地执政期间，克勤克俭，惩恶嘉善，扶持教育，发展经济。由于他数度掩护进步青年，支持革命力量，因此在云南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也享有很高的威望。
“记陆良县长熊从周”数处提到熊从周与进步青年的交往，因此这里也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1944-1946年间他在陆良中学兼任校长的情况。1944年，年逾花甲的熊从周再度出任陆良县县长，并把他的孙子熊复来（熊翔）也带到了陆良。熊翔本是云南昆明昆华农校的一个进步学生，与西南联大的中共党员、哲学系研究生冯宝麐（冯契）有密切联系，冯契建议熊翔利用这个机会在陆良县中发展进步力量。熊翔回乡后，把改革县中教育的想法分别与祖父和当时县教育科长牛筱灿进行了商谈，得到了他们二人的支持（熊翔，1983；冯契，1988）。于是冯契首先介绍了联大进步学生董大成（董易）和刘国鋕前往陆中任教，这两人当时都已入党，但由于没有组织关系，因此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党员身份。经过反复商议，决定由深孚众望的熊老县长亲自出任陆良县中校长一职，刘国鋕任教导主任。此后，经过冯契和其他人的介绍，又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来到陆良中学任教，例如来自西南联大的黄知廉（黄平）、邓艾民、秦光荣（秦泥）等人和来自复旦大学的吴子见等人。这些青年教师来到陆中之后，不仅狠抓教学质量，整顿校风校纪，还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宣传进步思想，一时间，陆良中学成为整个陆良县的“民主堡垒”，而熊从周老先生是这些进步教师从事革命活动的最大掩护。
三、抗战末期陆良中学教师概况
熊从周虽然在云南的知名度较高，但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因此内地知道他的人并不多。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署名“远思”的通讯追述他的生平事迹，其中必有内情。文章说，“在云南，在这个曾经有个时候较为开明的地方，笔者确曾看到过一位民主县长熊从周”，可见作者定与熊老相识。文章列举了熊老在云南各地执政时掩护进步青年的若干事例，还提到熊老阅读毛泽东的著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可见作者很可能是一位在熊老身边工作过的青年共产党员。但当时与陆良中学有关系的地下党员中，仅来自西南联大的就有冯契、董易、刘国鋕、黄知廉（黄平）等人，其他非党教师在政治上也都是拥护中共的，因此很难判断远思是他们中的哪一位。由于冯契、董易、黄平和刘国鋕在陆良中学的建设中都起到过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将他们的情况加以简要介绍。
冯契（1915-1995），原名冯宝麐，著名哲学家，浙江诸暨人，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8年加入中共，1938-1939年在延安鲁艺学习，1939年回到西南联大复学，1942年本科毕业并考入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1944年研究生毕业。1952年起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授。抗战末期，他虽然没有亲自在陆良中学任教，但先后给陆中介绍了不少青年教师，他自己也几度前往陆良看望这些朋友并与他们商讨工作。日军占领独山后，冯契还专门与熊从周老先生一起去圭山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调查，为在那里开辟抗日根据地做准备。冯契虽然主攻哲学，但在青年时代爱好文学创作，曾发表过小说、诗歌和散文（参见《冯契文集•第十卷•冯契年表》）。
董易（1919-2004），原名董葆先，又名董大成，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北京人。1936年加入中共，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1941年起先后在云南弥勒简易师范、磨黑中学、建民中学、陆良中学、云南大学附中等学校以教师身份做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参见王效挺，黄文一，1991：176）。解放后曾担任《中国青年》杂志社副总编，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文学评论多种，晚年写作长篇小说《流星群》，反映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进步学生在云南的奋斗经历。董易是抗战末期最早来到陆良县中任教的联大学生之一，1946年暑假撤离陆中。
黄平（1918-1997），原名黄燕帆，又名黄知廉，职业革命家，广东合浦（今广西北海）人。1938年加入中共，1941年考入浙江大学，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开除，又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先后在云南磨黑中学、陆良中学和云大附中以教师职业做掩护开展革命工作。解放前夕曾担任中共昆明市工委书记、滇西工委书记、滇西北地委书记。解放后先后担任保山地委第二书记兼专员，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兼党组书记、昆明医学院院长、云南省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书记等职务（参见周涛，1998）。黄平于1945年底来到陆良中学任教，虽然未在学校担任行政职务，但他是董易组织上的领导人（董易，1988）。黄平业余时间爱好文学创作，有诗歌、散文和小说遗世（参见《满腔热血酹三滇——纪念黄平同志）。
以上三人在1944-1946年间都是对陆良中学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爱好写作，因此理论上来说，“远思”有可能是他们之中的一人。但是，这三位在晚年的回忆或自述中均未提到自己曾经为重庆《新华日报》撰文纪念熊从周生平，而熊老去世时他们均在昆明度暑假，因此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还谈不上“远思”。
据熊翔（1983）回忆，1944年他回到陆良之后，接待的第一位来自西南联大的客人是刘国鋕，刘国鋕酷爱哲学，在校时与哲学系研究生冯契有往来（参见曾紫霞，1983：14；刘以治，2014：101）。而根据冯契（1988）的回忆，是他介绍董大成和刘国鋕去陆良县中工作的，并且建议陆良县中工作由董、刘和熊复来三人商议进行，刘国鋕为这个工作小组的召集人。在陆良中学，刘国鋕担任了教导主任，实际上代行校长职务。当时这些青年革命者并不知道熊老是早期的中共党员，还派刘国鋕去做过他的思想工作，刘国鋕与熊老很是谈得来，两人结成了忘年之交（熊翔，1983；曾紫霞，1983：20）。因此，在陆良中学的青年教师中，与熊老关系最为密切、感情最为深厚的，也许就是刘国鋕了。刘国鋕于1945年底离开陆良，此后黄平、李循棠、陈瑞芬等人才来到陆中。而在1946年夏天熊老去世时，刘国鋕已在四川重庆工作，真正称得上是“远远地寄托哀思”的，应该只有刘国鋕了。
刘国鋕（1921-1949），四川泸州人，出生于地主家庭。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1941年初在西南联大入党，旋即因领导人的突然撤离而失去组织关系（参见徐京华，1991；徐干，1991），1942年起与中共南方局干部刘光建立联系，在刘光的领导下进行进步活动（参见曾紫霞，1983：9）。1944年毕业后经冯契介绍去云南陆良中学任教，1945年底回到重庆，在重庆大、中学校开展学生运动。1947年11月任中共重庆地下党沙磁学运特支书记，1948年4月在重庆《挺进报》案中被叛徒冉益智出卖而被捕，先后被关押于军统渣滓洞和白公馆看守所，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国民党制造的重庆大屠杀。他是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人物原型之一，也是“红岩烈士”中知名度较高的一位。
刘国鋕在陆良中学的工作是比较出色的，曾在陆良中学任教的吴子见（从云南回重庆后参与《挺进报》工作，1947年底随彭咏梧、江竹筠去下川东地区参加农村武装暴动）在1962年回忆说，刘国鋕在陆中代替熊从周老人行使校长职权，他作风民主，遇事总与同志们商量，大家的认识统一之后才去办，因此在代理校长的一年半内，同志关系融洽，工作开展得很好。曾紫霞在《刘国鋕》（第20页）中这样转述熊翔对刘国鋕与熊从周关系的回忆：“他们一老一少，从学校教育谈到陆良的经济，直到中国的时局和政治，无所不谈，十分融洽。”据说熊从周老人还约刘国鋕写一部《中国革命史》，而刘国鋕也真的写成了这部书，可惜书稿在熊老突然去世后就遗失了。“记陆良县长熊从周”对熊老的政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追忆，其内容并不局限于熊老对陆良县中进步教师的支持，从刘国鋕与熊老的关系看，他是极少数有条件有资格全面评价熊老的作者之一。
“记陆良县长熊从周”一文被从《新华日报》中发掘出来大概是在1983年（参见秦仲富“陆良县党史工作十一年”），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1986年编印的《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四辑已经收录了这篇文章。如前所述，冯契、董易、黄平也有可能是这篇通讯的作者，但在“记”文被陆良史志工作者发掘出来之时，这三人仍然健在，他们当中并未有人出来承认自己就是文章作者。冯契在写给董易的信函中（参见《冯契文集•第十卷•致董易（1973年1月-1995年1月）》）曾若干次回忆起在陆良的经历，也曾专门提到熊从周老人，但他从未说起自己或董易写过悼念熊老的文章。董易和冯契生前都撰写了对陆良工作的回忆（董易，1988；冯契，1988），董易还在回忆中提到了熊老“传说是被国民党暗害而死”，但在这两篇回忆中他们也都没有提到为熊老撰写悼念文章。1997年黄平去世后，有关部门编辑了《满腔热血酹三滇——纪念黄平同志》的文集，其中收录了黄平创作的文学作品和各种回忆、讲话，“记陆良县长熊从周”不在其中。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三人在解放前都未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过其他作品。
熊翔在1983年回忆说，当年在陆良中学工作过的进步教师，除刘国鋕一人于重庆解放前夕牺牲之外，其余均健在。在“记陆良县长熊从周”被收入《云南现代史料丛刊》时，仍以“远思”为作者名，也就是在历史见证人绝大多数还在世的情况下仍然未有人出来“认领”这篇文章，可见“远思”当年仍健在的可能性很小。
四、一份孤证
虽然云南省、曲靖地区以及陆良县各级史志部门未将“远思”与任何历史见证人挂钩，但陆良的一位革命老人骆彪在一篇回忆文章（骆彪，1988）中说，“熊从周之死，刘国志（鋕）同志曾写了一篇通讯《大后方的民主县长》，登在《新华日报》上。” 我们没有在1946年的《新华日报》找到题为“大后方的民主县长”的文章，而署名“远思”的文章在一开头便说，“在解放区，你说民主县长，会一点不稀奇，因为那里都是民主县长，可是，在大后方，在这块黑暗污浊的土地上，会有‘民主县长’，简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由此可见，骆彪所说的通讯，很可能就是署名“远思”的“记陆良县长熊从周”。《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367页） 和《曲靖党史资料第五辑——中共曲靖地区党史大事记（1926.7-1950.3）》（92页）提到熊从周之死，均称重庆《新华日报》所发表的悼念文章题为“大后方民主县长”。由此可见，“大后方民主县长”之题目可能是由于“记陆良县长熊从周”开头称呼熊老为大后方民主县长而出现的讹传。
综上，骆彪所说的“大后方的民主县长”、地方史志所说的“大后方民主县长”与“记陆良县长熊从周”实际上是同一篇文章，但只有骆彪一人的回忆明确表示该文作者是刘国鋕，那么，骆彪是凭什么断定这篇文章的作者为刘国鋕的？
骆彪本人是陆良人，1945年任陆良三岔河学校校长，据他回忆，熊从周曾经派当时在县中任教的刘国鋕等人去三岔河学校指导过教学，因此骆跟刘是认识的；熊从周本人对当时的三岔河学校也支持颇多，因此骆彪与熊县长也是熟识的。骆彪的文章发表于1988年，写作时间是1984年，此时陆良地方史志工作者可能已经征集到了《新华日报》的这篇通讯。骆文认定这篇通讯的作者为刘国鋕的原因有以下两种可能：其一，骆彪在当年就已从《新华日报》上读到过这篇文章，通过当时在陆良县中工作过的朋友知道文章作者就是刘国鋕，或是刘撤离陆良后与他依然保持通讯联系，刘本人告诉他自己写了这篇文章；其二，骆彪也是在官方发掘了这篇文章之后才知道该文的，此前曾紫霞撰写的《刘国鋕》（重庆出版社，1983年）已经出版，其中提到，熊老逝世之后不久，刘国鋕曾在《新华日报》撰文悼念闻一多，这让骆彪推断纪念熊老的文章也是刘国鋕所作。
从我们的掌握的文献看，仅有骆彪一人将“记陆良乡长熊从周”的作者认定为刘国鋕，而从年龄看，找骆彪本人就此问题求证已经非常困难，因此，他的说法不仅只是一份孤证，而且只是一份间接的证据。
五、刘国鋕与《新华日报》的关系
前文说到了冯契、董易和黄平都与文学创作有或多或少的渊源，但从现存资料看他们从未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过文章，而刘国鋕则与重庆《新华日报》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据刘以治回忆，刘国鋕是在1942年从西南联大回重庆度假期间与《新华日报》建立联系的，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将他介绍给中共南方局的刘光。1945年底他撤离云南前，恰逢《新华日报》为筹办昆明营业处寻找房屋，他通过五哥供职的川盐银行为营业处租房牵线搭桥（参见曾紫霞著《刘国鋕》第20页）。由于工作的紧张繁忙，刘国鋕生前很少为报刊撰写文章，但他的侄子刘以治、刘以汶都是《新华日报》的热心作者，他们发表在该报的一些文章就是在刘国鋕的指导下写成的，据刘以治回忆（刘以治，2041：165-167），他署名柳一株的《为什么人民必胜》和《北大•清华•南开》两篇文章（均发表于1946年）就是由刘国鋕口述、刘以治笔录整理而成的。
1946年的7月对于刘国鋕来说是一个黑暗的7月。7月11日和15日分别发生了李公朴和闻一多被刺案，此间的14日他所熟识尊敬的熊从周老人突然离奇身亡，而领导了他四年之久的中共南方局干部刘光也在16日病逝。刘国鋕在重庆积极参加了悼念李闻的各种活动，他还化名刘钢在1946年8月20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气势不凡、文采斐然的“略论闻一多先生”。熊老先生和闻先生去世时间只隔一天，而在《新华日报》上，“略论闻一多先生”和“记陆良县长熊从周”也只隔了12天。刘以治回忆说，《略论闻一多先生》是刘国鋕熬了几个通宵写就、由刘以治送往《新华日报》编辑部的（刘以治，2014：162）。当时《新华日报》纪念闻一多先生的稿件非常拥挤，因此刘国鋕这篇文章未能出现在《新华日报》纪念闻一多先生的专刊上，而是在闻先生去世后一个多月才发表。刘国鋕的这篇杂感1980年被收入三联书店《闻一多纪念文集》，在后人研究闻一多的学术论文中也屡被引用。
刘国鋕与《新华日报》的密切关系似乎可以成为他就是“远思”的佐证，但这恰好也是他与远思暂时还无法划等号的原因。刘国鋕的堂侄刘以治是《新华日报》“新华信箱”的特约撰稿人，他也是对刘国鋕的革命工作了解最多的刘家亲属。在他所著《我的叔父刘国鋕》中，他对陆良工作的经历有生动细致的回忆（刘以治，2014：135-155），对李闻惨案发生后刘国鋕在重庆的活动也有追忆，他见证了刘国鋕写作“略论闻一多先生”的过程（刘以治，2014：156-164）。如果“记”文果真出自刘国鋕，那么当时与刘国鋕和《新华日报》都有频繁联系的刘以治理应对此情况有所知晓。而更重要的是，刘以治也提到了熊从周老先生去世后《新华日报》发表过悼念文章，但他偏偏没有给出这篇文章的具体信息，可见他对这篇文章不很了解。当然这也证明至少他本人不是这篇文章的作者。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刘国鋕的未婚妻曾紫霞在《刘国鋕》中也未提到刘国鋕撰文悼念熊从周之事，不过曾、刘二人在1946年夏可能还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因此曾对刘当时的情况不一定有非常清晰的了解。
六、对“记”文的文本分析
前文已经提到，“记陆良县长熊从周”有诸多细节可以与刘国鋕在陆良和重庆的活动形成对照，下面再举几例。首先，文章多处追述熊老对时政的议论，这些追述几乎是对熊老口语的直接记录，说话者的语气神态跃然纸上，这些描写，非是与熊老关系亲密且经常接触者不能为之，而刘国鋕就是熊老先生的忘年交。第二，文章提到熊老心向解放区，很想去那里“开开眼界”，若无可能突破国民党封锁线，就“坐起小汽车冲过去”，由此可见作者曾与熊老商议过去往解放区之事。而曾紫霞在《刘国鋕》中说，在熊老去世之后，刘国鋕非常后悔没有将老先生送往解放区之后再撤离陆良（第25页）。第三，文章还提到一个细节，熊老两袖清风，想购置一台收音机却囊中羞涩。而据熊翔回忆（1983），他和刘国鋕两人曾经利用一台收音机收听来自中共的消息，远思既然提到收音机，很可能参与了当时的收听工作。第四，文章特别提到熊老的去世是在李公朴被害后的第三天，闻一多被刺的前一天，可见作者对李、闻惨案非常关注。
“记”文还提到，“（熊从周）不像李、闻二先生那样名驰中外，所以，这件暗害案没有被广泛注意”，由此可见，作者对于李闻被害案被媒体广泛报道、而熊老先生被害后没有引起公众和媒体的重视颇有感慨。李、闻在云南被害，刘国鋕虽然远在重庆，但一直积极参与重庆追悼李闻和声讨凶手的各种活动。既如此，若他果真向重庆乃至全国的读者介绍熊老先生，把李闻事件与熊老被害联系起来是非常自然的。
作品的语言风格是作者的个性标记。刘以治曾说：“鋕叔知识渊博，思维敏捷，口才极好”（刘以治，2014：165）。 “记陆良县长熊从周”与刘国鋕撰写的“略论闻一多先生”虽然文体不同，一篇是记叙文，一篇是议论文，但在语言表达上都是汪洋恣肆，文辞丰赡，极富思辨色彩。善于思辨，大概与刘国鋕喜欢研读历史和哲学书籍有关，这种风格在刘国鋕给家人的信中也有所体现（参见《刘国鋕•给五姐的信》以及该书第8页和45页转引的给刘以治的信）。当然，“记熊从周”和“论闻一多”在遣词造句方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略”文的用词和句式更加现代，而“记”文中使用了较多的文言词汇和句式，这可能是两篇文章所纪念的对象以及文体不同所决定的。“略”文为议论文，追思的对象是留学美国的大学教授、现代诗人，写作形式上欧化一些似乎更合适。“记”文是记叙文，所记主人公是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老人，用词古雅与老人的身份更为契合。此外，刘国鋕虽然是经济系的学生，但他从少年时代起就酷爱历史，尤其喜欢阅读中国历史，这个爱好一直到被关押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的白公馆依然保留。对于一个长期阅读史书的人来说，写作时不经意地使用文言词汇是很自然的。
“记”文还有一个特点，即记述熊老的政绩、品格时文言色彩较重，而回忆熊老的言论时则是直接引语，语言风格生动活泼；而“生动活泼”恰好是刘国鋕的另外一面。刘国鋕到重庆后一直住在自己五哥刘国錤的岳父、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家中。据刘国錤内弟何高济回忆（何高济2009年手稿，未刊），刘国鋕帮助何家小朋友演算数学题，讲解非常清晰；他还时常绘声绘色地给小朋友们讲故事，有些故事何高济到了老年依旧记得。
总的说来，“记陆良县长熊从周”与刘国鋕在陆良和重庆的经历有着很高的相关性，而文章的写作风格又与刘国鋕的个人气质较为契合，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远思”就是刘国鋕烈士。但由于没有直接证据，现有证据也不能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因此我们尚不能就此问题下最后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曾在陆良县中工作过的青年教师绝大多数已不在人世，“远思”到底是不是刘国鋕，这个谜底只能等更多的史料被挖掘出来才能解开，也许永远解不开了！
本馆注：“记陆良县长熊从周”在本馆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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