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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篇散记断断续续地写于作者在2004年11月27日前后到重庆歌乐山祭扫11.27烈士墓并参加纪念烈士殉难55周年的活动之后，同时也断断续续地发在本纪念馆所属园区的红岩英烈纪念馆中，本馆转载全文并在文字上做了修订。）
   
    作为民间的歌乐山烈士事迹的追寻者，在烈士牺牲的重要纪念日去重庆歌乐山扫墓，是我们很早就埋藏在心底的一个愿望，但似乎一直都把这当成一个永远也没有机会实现的梦想。感谢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的厉华馆长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几乎是没有犹豫地就做出了决定：调整工作，利用双休日飞到重庆，参加纪念11.27烈士殉难55周年的纪念活动。机会来得那么突然，决定作得如此仓促，以致我们在飞往重庆的飞机上还处于高度的兴奋状态，根本不顾两人都因工作的劳累得了咽炎，一直就相关话题聊个没完。
   
    11月25日晚23：30，我们乘坐的班机降落在雨中的重庆江北机场。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的蒲勤女士牺牲了休息时间，冒着大雨和严寒来接我们。她安排我们住在11.27烈士公墓附近的西南政法大学，因为纪念馆的厉华馆长想见见我们，所以我们去旅馆之前先来到了烈士公墓旁的纪念馆办公楼，虽然已是半夜，但馆长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我们与厉馆长几乎没有任何寒暄，交谈始于新发现的江竹筠烈士的遗诗的真伪问题。关于烈士的话题是永远也说不完的，而谈起这个话题来时间就过得格外快！小蒲提醒我们说已经是凌晨1：00多了，再晚的话怕旅馆的大门已经锁上，我们才不得不终止与厉馆长的谈话。
   
    第二天（26日）上午很晚才起来，听见外面有哀乐和《国际歌》，还以为是那位重要人物去世，电视里在播放讣告。但哀乐和《国际歌》一直在不停地播放，问旅馆服务员方知，这是烈士墓前各界人士在举行祭奠活动。这天是纪念馆的烈士家属接待日，工作人员处于极度的忙碌状态，馆长办公室不停地有人进进出出，我们与厉馆长的谈话也是时断时续。中间还接到了长途电话，猜想是来自陈然纪念馆的网友瑶瑶打来的（来重庆之前，两位远在千里之外的民间的烈士研究专家小美小妹妹和瑶瑶姐姐就说好要给我们打电话的），但因为正跟厉馆长谈话，所以只好挂断。在馆长办公室意外地见到了前不久刚在《电影传奇——囚歌》中露面的李承林烈士的儿子李显群，李承林烈士是当年下川东地下党组织的交通员，江姐在他家住过，我们便抓紧时间问了一些关于江姐的问题。这时，当年渣滓洞的看守、为江姐等传递过书信的黄茂才老人走了进来，尽管没有人介绍，我们还是猜到了他的身份。想抓紧时间问他一些有关江姐的问题，工作人员却将他搀走，因为要给他安排住宿。
   
    中午在馆长办公室与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一起吃了工作餐，等待参加下午的脱险志士和烈士家属座谈会。在这段空闲时间里观看了纪念馆刚刚摄制完成的电视纪实片《生命作证》。下午三点，座谈会正式开始。我们坐在烈士家属中间。从穿着上可以看出，相当多的烈士亲人的生活状态还不尽如人意。11月底的重庆，又冷又湿，有的烈士亲属还穿着单层的绿色解放球鞋。在领导讲话的空隙，出去打了个电话给相约共同采访黄茂才老人的网友，他原来就在我们10米之外站着。我们到座谈会场的隔壁采访了黄先生，在那里又意外地见到了脱险志士孙重老人，于是又顺带采访了他。回到会场，会议已经结束，想采访一下脱险志士郭德贤老人，但寻遍会场也未找见。这时又碰到了李显群先生，他热情地带我们去找，结果在烈士公墓前遇见了郭女士，我们问了她一些有关陈然、刘国鋕烈士的问题。
   
    晚上，纪念馆的小蒲请我们吃重庆火锅。饭后，她热情地邀请我们去游览沙坪坝市容。沙坪坝，这是一个多少年来一直令我产生遐想的地方！小说《红岩》中的那个沙坪坝书店，刘国鋕担任地下党沙磁（沙坪坝和磁器口）学运特支书记，彭咏梧、刘国鋕和齐亮先后领导了沙坪坝地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小蒲说，这里历来是重庆有名的文化地区，现在更是有了很大的发展，来重庆的人一般都要去沙坪坝的文化广场看一看。可是，我们却婉言谢绝了她的好意，因为来重庆之前我们都患上了严重的咽炎，一天的谈话下来，两人都已疲惫不堪了；而明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小蒲开玩笑说，还没见过到重庆光看烈士墓而不去其他地方的人。夜里，接到小美的电话，我知道她此刻的心情是恨不能自己也在重庆，于是哑着嗓子跟她谈了与几位历史的见证人谈话的情况。通话完毕，大概又是凌晨1：00左右了。
   
    27日上午，先去买准备敬献给烈士的花环，因为花环需要现扎，所以等了很长时间。到烈士公墓献花环时，公墓前已经摆满了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花束，公墓四周的松柏上也扎满了纸制的小白花。虽然前一天我们已经到过烈士墓，但在拿着花环前往烈士墓的途中，不知为什么竟有些哽咽。
   
    献完花，又来到厉馆长的办公室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比前一天更忙了，来找他的烈士亲属和纪念馆工作人员络绎不绝。白公馆的看守杨钦典这次也来重庆参加纪念活动，听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考虑到一些烈属的感情，纪念馆并没有邀请他，因此馆方也不知他住在哪里。而这天上午，他竟然由资助他来渝的漯河电视台工作人员陪同来到了纪念馆！厉馆长照顾我们，给我们一点时间采访他，但他似乎听不太懂普通话，对我们的问题只是发怔。承漯河电视台一位同志的翻译，他终于开口回答我们的问题。可是他的回答内容令我们惊诧不已，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频频冲我们使眼色，最后不得不上来打断他的话——他竟把我们要了解的陈然烈士当成了罗广斌！他接下来的谈话就更不着边际了，漯河电视台方面和厉馆长都要我们停止采访，原来，86岁的杨钦典脑子时好时坏，今天显然不在状态。我们觉得非常遗憾，本来就不多的历史见证人也已经很难有什么新鲜的回忆了，许多历史的谜团看来永远也无法解开了。
   
    26日晚曾从“不朽的红岩”网站看到纪念馆当天对杨汉秀烈士的小女儿李继业的采访报道，而杨汉秀的传记中并未提到烈士在从延安回到重庆以后还育有一女，我们便问起厉馆长这个小女儿的身世。采访过李继业很多次的厉馆长对她的身世也不十分清楚，便立即派人去请李女士。李女士是一个非常热情、健谈的人，跟她母亲长得很像，她详细地叙说了自己的身世以及独自寻找母亲下落的曲折过程。杨汉秀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而李继业寻找母亲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传奇故事，但在这传奇的背后，是二十多年不知自己亲身父母在何方、是何人的深深的痛楚。李女士一边讲述，一边流泪，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或许是小蒲）悄悄地用我们的相机摄下了我们采访李女士的情景，这是我们回到旅馆之后才发现的。李女士现在是由烈士亲属自发组织的红岩史料研究会的副会长兼秘书，从她饱满的精神状态里，丝毫看不出她是一个在1997年就身患癌症的病人。
   
    27日下午，小蒲和纪念馆的夏主任陪同我们参观渣滓洞和白公馆集中营。因为事先买了献给一些烈士的花儿，所以我们很关心这些烈士的塑像安放在哪里。小蒲说最近烈士塑像的位置一直在调整，所以只能边走边看。在前往渣滓洞的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处集中安放烈士塑像的地方，于是立即下车。这里就有江竹筠和齐亮烈士（我们比较关注的两位烈士）的塑像，这使我们觉得今天的运气很好，给他们分别献了一枝馥郁的红色百合。由于车在等我们，因此为烈士塑像拍照时几乎是跑步前进的。应小美的要求，我们分别从各种角度拍了江姐的塑像。这里还安放了杨汉秀、胡其芬、蔡梦蔚、张静芳、黄细亚烈士的塑像，整体看来这些艺术形象都比较写意化。在一尊带着脚镣的女烈士的塑像旁，一个孩子问他的爸爸这位烈士的身份，我跟这位孩子的父亲围着塑像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任何说明，但仍然给这尊塑像拍了照。小蒲说这可能是搬迁塑像时工作的失误。令我们感觉有些怅然的是，齐亮的身边没有新婚妻子马秀英，张静芳的身旁也没有与她相濡以沫十多年的丈夫唐虚谷，谁知道马、唐二位烈士的塑像又在哪里呢？
   
    到了渣滓洞，说实话，我们是有些失望的，主要是游人太多，其中最让人无可奈何的是过于活跃和兴奋的小学生，他们的情绪与集中营这样的场所太不协调了。我们分头去每一间开放的牢房参观。在女牢，一位中年男子指着胡其芬烈士在中共代表团工作时的户口卡片，小声跟他身边的一位女士说，怎么户主竟是周恩来！我听他的口气似乎像发现了新大陆，怕他产生一些怪异的联想，便简单地跟他说了一下胡其芬烈士在国共谈判时期所从事的工作，那位先生问我是否是这里的讲解员，这使我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牢房中大部分图片我们以前都在其他文献中见过，但江姐与同学的一张合影却是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非常清楚，年轻的江竹筠，不，那时还是江竹君，微微地昂着头，抿着嘴，带着浅浅的笑意望着前方。她全身充满了青春的朝气，神情中却已经有了几分安详和从容。此时的她，不像学生时代的一张单人照显得有些激奋，但也还不完全是人们所熟悉的那个沉稳、成熟的江姐。因为没有对照片具体年代的说明，我们只能猜想这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之时留下的。感谢这张照片的捐献者，她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江竹君。
   
    在这里，SY对孙重老人前一天谈到的有关江姐受审的情况进行了“现场考证”，因为老人谈到他的牢房是面对着女牢的，而江姐被押出受审和审毕被押入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则反复考量牢房与刑讯室的距离，猜想在牢房里能否听到从外面小院中的刑讯室传来的声音。第  1  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