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付像江竹筠这样一批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共产党人,成了摆在徐远举面前的一道难题了。
软硬兼施。
徐远举信奉的还是这句老话。
刘国定和冉益智,已报请毛人凤批准,任命为保密局中校专员,毛人凤还亲自在南京接见刘国定,给予赏赐。这是徐远举安排的一步软招,尽管他心里还真不希望这两个长了媚骨的家伙得到多大的风光。再有,硬的呢,就是用“借人头”的办法,选择几名毫无劝降余地的共产党员实施公开枪决,杀一儆百。
他当然清楚,共产党靠杀是杀不绝的。民国十六年,南京、上海、长沙,还有他的老家湖北,杀了多少共产党哪,怕是数都数不清!湖北有个叫李书城的大骂国民党,说是湖北的青年都被你们杀光了。可是怎么样?没用,共产党好像是地里的韭菜,割掉一茬它又会出来一茬,总也杀不绝。
但现在,不杀几个不行啊!连他们的气焰都镇不住,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软化、瓦解?要给这伙人做出个样子来,让他们明白,只有两条路可以选:要么是刘国定、冉益智的路,那是生路,是升官发财的路;要么跟这几个一样,死路一条!
许建业是条硬汉,看起来根本不会有诱降的余地,留下他,反而会在监狱对其他人犯发生影响。刘国鋕也是一样,而且他还有那么多的背景,杀了他更能显示出自己说一不二的决心。至于川东抓来的那个李大镛,本身倒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虽说参加了川东的暴乱,至多不过是条绿林好汉,但借人头嘛,该借的时候还是要借一下的。
杀害许建业、刘国鋕、李大镛三人的计划,经朱绍良签批后报蒋介石核准。刘国鋕的六哥得知后,急急赶往南京,请求同辈兄弟、时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的刘航琛疏通关节。刘航琛随即密电何应钦,务请刀下留人。
当朱绍良接到南京打来的电话,再通知徐远举的时候,已是行刑前的最后一刻。
徐远举脸色变得很难看了,悻悻地对陆坚如说:
“妈的!到底是有背景,靠山硬,连何应钦都出面了,好说歹说让我们刀下留人。”
陆坚如问:“那朱长官怎么说?”
“他能怎么样?何应钦的面子,能不给吗?”
陆坚如捉摸不透,试探着又问:“那……处座的意思是……”
徐远举忿忿地说:“像他这样出身的人,也跟着共产党闹什么革命,简直让人不能理解!……唉,怎么办呢?上头要留他的头,只好先留着了!”
说着,徐远举提起笔,在那张名单上勾掉刘国鋕的名字,重重地将笔往桌上一摔。
但留着刘国鋕,徐远举实在很不甘心!
张界走进来报告说:“处座,军法处来了一个电话。他们王处长怕执行以前出什么问题,提出最好在明天拂晓就把三个死囚提解进城。”
徐远举露出一丝苦笑,道:
“三个死囚?哼,现在变成两个了!”
一壶酒,几样菜,摆在桌上。
许建业和李大镛面对面坐着,筷子却一动未动。
这是重庆绥靖公署军法处囚室,深更半夜就把他们提到这儿,心里,是什么都明白了。
李大镛望着许建业,突然说:
“兄弟,跟你一起上路,也是我这辈子的荣幸。”
许建业问:“大哥,您是……”
李大镛爽朗地大笑起来,说:“我是梁山好汉啊!不过,不是书里戏里的水泊梁山,而是我们川东的梁山啊!”
“我听说川东梁山有个农民起义的首领,”许建业又问,“叫李生俊,你可认得?”
“岂止认得!”
“你是……”
李大镛自豪地说:“李生俊是我的儿子,我是李生俊他爹!七十九军来梁山围剿,抓不到我儿子,就把我绑得来了。这些狗东西,想杀一儆百呀?没他们的戏唱!瞧着吧,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许建业点点头,说:
“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嘛!”
李大镛举起酒杯,对许建业说:“兄弟,按老规矩,这酒叫断头酒,喝了它吧!”
许建业也面带微笑举起了酒杯,却慢慢地将酒洒在了自己身上。
李大镛说了声“好”,也学许建业的样子将酒洒了。
两人一齐哈哈大笑。
大街两旁,满是围观的群众。
远远地,一辆敞篷的囚车开了过来。
浑身五花大绑、插着死囚标签的许建业和李大镛傲然挺立。在他们的身后,跟着一队荷枪实弹的宪兵。
围观的人群朝前涌动,道路堵塞了。
开路的宪兵嚷嚷:
“散开散开!”
尽管宪兵挥舞枪托驱赶,群众还是不停地往前挤,像难以阻挡的潮汐堵住了囚车。
许建业见围观的人越多越多,扯起喉咙高喊:
“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就要到了!人民胜利的日子就要来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李大镛也跟着喊了起来:“父老乡亲们,不要怕!起来跟他们斗,只有跟他们斗才有活路!”
宪兵上来摁住许建业和李大镛的头。许建业和李大镛挣扎着,倔强地又把头颅高高昂起。
围观的人群中,有不少人在啧啧议论了:
“骨头好硬啊!”
“那才叫气节,宁死不屈!”
“妈的,龟儿子们还是心虚,江山坐得稳当,能这样杀?”
“一车子军人,押着两个赤手空拳的共产党,算什么威风?” 第 1 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