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鋕有广泛的知识和文学素养，还有着丰富、细腻的感情，对爱情曾有过诗意般的遐想。当他一开始觉醒，他走上革命道路以后，逐渐认识到只有共同的理想、情操，才会有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他虽然还没有恋爱过，却已经有着如何对待爱情的一套观点了。还在一九四一年，当他侄子恋爱的时候，他写过好些信，帮助他正确处理恋爱问题。他写道：“爱情应当从深厚的友谊中生长出来，一见就爱，不懂友谊只谈爱，这是变态的世俗的爱，正常的人如果这样干，难于成功，就成功也路途遥远”。“××是一个小女孩，还未成长，还未被社会弯曲，是一个正常的人。她还年青，不会迫切地需要异性的爱，需要的是温暖的友情的灌溉，她又是一个未经世故的中学生，迫切需要的是合乎她本性的自然的发展的教育、扶助和鼓励，而不是火样的战斗。对于这样的嫩芽，拿起火热的爱情和鼓动向她投掷，而且还要求她和你一样，这不是把她烧死、就是把她吓跑，至少会使她感到许多不必要的痛苦和困难，反而妨碍了她的生长！你主观上当然是无比的爱她，而客观上这是何等的暴戾恣睢呵！对于她你应当做的，给予温暖的友谊、切实的帮助和耐心的教育，这样她才能顺利地、迅速地成长起来，变成她应该变的人、变成你希望变的人”。国鋕对如何教育、帮助这个女孩子，写得十分具体：如帮助“她性格中好的部分发展，如同情心、正义感、求知欲……”，把“这些好的性格同她所学的东西结合，让她知道进化论，知道科学的重要，知道人就是在进步中，知道一些进步的观点”，还要帮助她“把这些认识与现实事件联系，帮助她用思想，充实她的能力”，然后再“使她知道人类痛苦的根源，历史发展的途径，个人与大众的关系，中国目前形势、任务，使她懂得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必须打倒的理由，使她变成爱人民、爱国家的民主战士”。国鋕认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她的性格已经发展成为进步的，以后就可以谈更深的东西，而且可以参加很多活动了”。国鋕把爱情同进步、革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当侄子有些懊丧时，国鋕严肃地告诫道:“如果她真是‘一枝有刺的玫瑰’，我应当向你道贺，因为你可能得到一个有价值的爱人！然而你却忧伤了，甚至想放弃的问题，难道你希望自己的爱人是温顺易侮的羔羊?！希图便宜的爱情的心理是卑怯的！”
国鋕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后，担负着繁重的任务，他感到总有做不完的工作，他不愿意为恋爱去消磨宝贵的时光，以至他已经二十好几岁了，不仅没有成家，也没有恋爱过。他家里的人对他的婚姻问题早就十分关心，到重庆后有亲友不断向他提亲，他都避开了。家里人曾问他究竟要挑选什么样的人，他笑着说：“第一是人，第二是女人，第三是中国女人”，家里人笑他答话不着边际。其实，他没有考虑爱情和婚姻问题。但是，无论他多么醉心革命、忘我工作，他毕竟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的人。我们的相识、接触及那狂风暴雨的斗争年月中的相互支持、援助，把他卷进了爱情的浪潮，把我带上了一条革命的、艰难的路程。
我是一九四五年在《商务日报》认识国鋕的。那时，我只是一个十六、七岁的追求进步的小姑娘，因为只身来到重庆、无处安身，通过《商务日报》记者张孟恢同志的关系，经常寄宿在报馆女记者梁柯平同志宿舍，出入于报馆。我由于追求进步，总喜欢跟随报馆的大哥哥、姐姐们，唱当时流行的“茶馆小调”、“古怪歌”等革命歌曲，听他们的议论、参加活动。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较场口事件那一天，我跟着梁柯平同志等到了较场口，梁柯平同志要我站在台前第一排，等开会后同她一块返回住地，她就上了主席台。我站在那里没多久，就见主席台上有人抢麦克风，接着见特务打手揪着一个胡子老头(后来才知他叫李公朴)就打，台上一开始打起来，台下马上出现混乱，我是被社会大学的同志带着出了会场。另一件是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重庆发生反苏游行那一天，我跟着张孟恢同志等一早就到街上去，游行一开始，我们就坐在《新华日报》营业部对门的一个店铺的柜台上，亲眼看到《新华日报》营业部被暴徒砸了。这两次事件相隔不过十天，这十多天里，我听到了报馆大哥哥、姐姐们对事件的评论，看到他们同《新华日报》的邵子南、田伯萍同志商议如何发新闻等。这一切，使我认识到这些记者是进步的、革命的，我从内心喜爱他们、敬佩他们。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认识国鋕的，我把他当作他们中的一员，在我的心目中，他也是进步的、革命的。只因他不住在报馆，我同他接触不多。有一次，报馆的人同他开玩笑，说他是“公子哥儿”，没想到这句纯粹开玩笑的话，却引起了我的一个疑猜：“他同他们不一样吗？公子哥儿也会是进步、革命的吗？”这个疑问竟种下了我对他的印象。
一九四六年，我进了重庆大学医学院读书。他经常到重庆大学而和我有了较多的联系，特别在抗暴运动中，他对我们的活动有过许多帮助，同我的伙伴们也有了联系，我十分佩服他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可是，由于我们和他之间的经历、环境以至当时年龄上的差距，我和伙伴们对革命的天真的理解，使我们对他这位“公子哥儿”有着感情上的隔阂。当我们看到他那西装革履、翩翩公子的装束，特别是当时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戴手表，而他从怀中掏出一块亮晃晃的金壳打簧怀表，扭动旋钮，自动地发出清脆的几点、几刻、几分的声音。这时，我似乎从伙伴们的表情上看穿了他们的心，我的心也一阵阵紧缩，内心发出“这样的人也是革命者吗”的疑问，耳边像响起了《商务日报》的哥哥、姐姐们对他叫“公子哥儿”的笑声。我们和他之间，似乎有一道看不见的墙，心灵不能相通。他可能已经敏感出我们和他的隔膜，有一次，有意无意地说：“这资产阶级的外表、打扮是需要的”，可他刚说完之后，伙伴们却对我说：“他的下句话大概是：重要的在于有无产阶级思想吧！”对他的隔膜没有消除。我也只有些许的领悟，些许的谅解。我们这群“革命狂热”的学生一时不能理解他，我也还没有真正认识他。
爱情不需要语言，当你被人爱着的时候，你会十分敏锐地感到它的来临。在我还没能真正认识他、理解他，还没有对他的感情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时刻，我意识到了他对我的情意。我只希冀我们之间的感情不被揭开、让纱幕笼罩住，让一切不要发展、推迟到可能推迟的时候。一次，我同一个女伴进城找他办一件事，事情办完到了必须吃饭的时间，他把我俩带进一家饭馆，要我们点菜，我们是没有进过大馆子的穷学生，当然不会点什么菜，他只好草草地要了两样菜，同我们共进这餐饭。当时我们是自命为“革命”的女学生，十分自尊自重，认为两个女的同一个男的进馆子，决不能像社会上的女人一样“揩男人的油”，似乎这餐饭费由他付钱简直降低了我们的身份。于是，我和女伴悄悄地将我俩所有的钱凑在一块，由我强争着去付账。可是，当我和女伴出饭馆时，已是腰无半文，只得徒步从市中区回到沙坪坝，一走二十多里路，边走边叨叨“倒霉”！当以后我向国鋕讲起这件事时，他听了哈哈大笑地说：“你们这些人真没有办法，又可爱、又可气！”
要来的终归逃避不了一定要出现，我所不希望出现的事竟这样出现了。一天下午，当国鋕在重大把工作处理完毕，我照例为掩护他而将他送出学校，我们路经重大的球场，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我们的关系应该明确了。工作不允许我们在这上面花费更多的时间，我对你的感情你很清楚”。我被他突如其来的表态震惊了，不知如何答复，我受小说、电影等的影响，对爱情有着诗意般的、还有几分罗曼谛克的幻想和迷惘。可他这几句直截了当的话，把我美丽的幻景打得粉碎，像一瓢凉水从头浇到我脚跟。我想，这难道叫爱情吗？这简直像在同我谈判一桩生意的架势！我漠然、我的心冷得似乎要发抖了。可是，国鋕没有注意我的表情，他根本没有理解我的心，没有等我说一句话又兴致勃勃地从兜里摸出两个又大、又新鲜的荔枝递给我，边递边说：“这是人家坐飞机刚从广东带来送给何姻伯的。我都没有吃过这么大的新鲜荔枝呢！我特意选了两个揣上，带给你尝一尝。”我简直再也不能忍受了！我的心感到痛楚——他，不懂得爱情！我绷着脸、没有看他一眼，冷冰冰地说：“我不希罕这玩意，我不要”！我没有接过他手中的荔枝，说了这句话，就掉转头，向松林坡回去的方向走，并说：“今后你有事找姚某联系，不要再来找我”。他似乎被我的答复惊呆了，也许是考虑着迅速了结这场僵局，我在前面走着，他紧跟在后面说“你等一下，我说几句话”。我环顾四周有不少人在行走，犹豫地站住了。他说：“你可以不同意我们的关系，但重要的是工作。你不爱我不勉强，我保证今后再不提它。你十分清楚我同你联系是对工作有利的，希望你冷静、慎重一些”。我被他几句话一说的确冷静了下来，考虑片刻之后，我果断地立即又掉转身子，十分平静地说道：“走吧！我还是把你送到车站”。当时，我很清楚，保护他安全地离开沙坪坝是我的职责。从这件事发生以后，我们仍然保持着应有的工作上的联系，他十分谨慎、守约，再也没有说过有关我们之间的感情问题，我也十分自然地同过去一样地待他。我们之间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就这样，那初恋的蓓蕾推迟了开放的季节。 第 1 2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