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鋕十分懂得感情，知道怎样去爱人。但自他参加革命以后，亲眼见到过由于同志的牺牲而留给亲人的悲痛和家室之累，因而他曾多次克制过自己的青春的热情。他说：“既然我已经准备为革命随时遭受逮捕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有什么理由让亲人为自己处于担惊受恐、陷入苦痛和沉重的家室负担的境地呢？”他曾下定决心不到革命胜利决不结婚。这样的思想支配着他许多年，因而当他发觉他已经爱上我的时候，他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他怕恋爱占去他宝贵的时光和妨碍他的工作，他怕感情发展最后给我真带来不幸的遭遇，可他愈是顾虑重重、愈是感到深深地爱上了我。在他处于复杂矛盾的心情下，他终于用了那自己所不曾准备充分、不曾意料的简单粗糙的方式表白了爱情。当我断然拒绝之后，他意识到了这一切，他感情上曾经痛苦过，但他看到我仍能妥善地处理我们之间的工作联系，对我更加了解，爱得也更深了。可是，他的确再也没有表示过这种感情，他也不准备再表达这份感情，反而庆幸我们之间的爱情没有发展下去。他认为能被人爱自然是幸福，但能使自己所爱的人减轻负担、免于苦难，也是幸福的。从此，他决心把爱我的感情埋在心底，精心地帮助我进步、培育我成长。以后，我们相爱了，了解到他的这些思想，曾使我万分激动，我感到我爱上了一个值得我爱的人。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华日报》、中共四川省委撤回延安之后，他每一次来到重大，总会给我和我的伙伴们带来宝贵的材料、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分析起形势总是那么透彻、使人豁然开朗；他对学校的情况了解得那么具体，好像他是重大的同志一样。他提出切合实际的任务，并帮助我们去开展工作。这一切，使我们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也不知究竟从哪一天开始，我们深深感到需要他、离不开他了。在我们的眼里，他那套西服显得又旧又脏，再也闻不到他的“布尔乔亚”气味，那打簧怀表发射出的金光也不那么刺眼，它报告时辰的清脆声响不再使我心紧，而是怕耽误了他回城的时间，催他快些离开。可是，他刚一走，我就又计算着约定的时刻，盼望他快些到来。我早已忘记我曾拒绝过他的爱，似乎我从来就认为他是一个懂得生活、懂得爱情又善于工作的人。当我向伙伴们公开表示我们的关系的时候，他似乎感到幸福来得太迅速、太突然，忘记了他曾经忍受过的痛苦与不安。激烈的斗争、共同的理想，培育成熟了我们的爱情，在艰苦的岁月里，它的确给了我们无限的幸福和力量！

 

    我对国鋕的了解随着我们感情的深化而逐渐加深了。他不仅是用学习材料、语言和在实际的斗争中培养了我，更多的是他用他的行动深深地感化了我，让我懂得应该怎样去做一个革命的人。有的事至今三十多年，我的记忆犹新，似乎岁月并不那么遥远。我记得当我知道是他掩护宋廉嗣同志秘密转移时，我简直发怒了，责怪他竟没有事先告诉我。我认为他眼看我们痛哭伤心而不露真情，是心肠太狠；我认为他不向我讲明是对我的不信任……。无论他怎么解释，我当时任什么也听不进去，甚至感到我们之间的感情基础动摇了，相当一段时间不能谅解他。但他丝毫没有对我让步，等到我的情绪趋于正常些时，他竟狠狠地严厉地批评我以感情代替党的组织纪律，这是我第一次受到这样厉害的批评，叫我终身难忘，我终于认识了错误，痛哭了一场。通过这件事我对他有了深刻的认识，使我增强了坚持党的原则、保守党的机密的自觉性。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十分自觉遵守当时地下党规定的纪律，如不该自己知道的不问；不准泄露的事对亲人也不说；在党内只准单线联系，不许发生横的关系等。在我入党以后我才知道他曾把我们之间发生的这次冲突向组织作了汇报，而他曾是沙磁区特支书记，我却是在他牺牲后才知道的。至于同他联系的人，我就是见过面，他没有说姓名的，我也从没有问过。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四七年我患了肺结核，当时治疗肺结核的药品又贵而且又不易买到，他知道我的家庭经济困难，买不起这样的药。有一次，他弄到一点治疗肺结核的药，我以为他是给我弄的。谁知有一天，他要我陪他去邓平同志家，邓平同志正卧病在床，爱人又快要生产，他把药和一些钱给了邓平同志。我们返回的路上，他对我说：“邓平同志现在处境困难，需要我们关心”，“下次弄到药你再吃，你的病比他轻”。从内心说，我见他把药给邓平同志时还有点不太愉快，认为他就没想到我，可是他这几句话像一股暖流一样暖和着我的心，我为他爱同志的真挚感情激动，我为他把“我和他”当成一个人要求而感到幸福。他对自己严格而对同志关怀的情操感染着我，我精神上受到一种崇高的启发，我不但十分愉快而且似乎我本来就是同他一样想的。有一次，他胃病严重发作，要我到白象街去，他说当晚有事如果回到何公馆不便再出来。我陪他到了白象街他的卧室，他没吃晚饭，压着胃部、拖着疲惫的身子要出去，我说陪他，他又告诉我这个地方我不能去，我知道勉强没有用，只好让他一个人出去，留在他屋里替他收拾一下房间，准备点他吃的东西。我一个人想着他经常饱一顿、饿一顿，吃饭时间不定，生活也没有规律，可他很少想到自己，而对别人却关怀备至；我想到他那么自觉地抛弃舒适的生活条件，为革命出生入死、日夜奔忙……想到这些，我不禁倍加了对他的怜爱之情。当他归来时，吃着我为他准备好的他喜爱的东西，享受着我对他的生活上的照拂，他眼睛里闪耀着幸福的喜悦的泪花！我这时产生了一种思想：一个人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干革命，我为他做这些的时候只是想着是在为革命。从此，我再也分不清我做的哪些工作是为了革命，哪些是出自爱情，我们的爱情的确和工作紧紧地联在一起了。

 

    在“叶、宋事件”之后，由于我同宋廉嗣、刘国鋕有公开的亲密关系，组织上认为我们有可能暴露，将国鋕调离了沙磁区，把我安排到七星岗女青年会内工作。在国鋕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我以职业为掩护的革命生涯。在城内，国鋕同我就几乎是每天见面了，我们之间的了解更多，我对他的认识也更深刻了。当他通知我，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时，我简直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从心底由衷地感谢国鋕几年来对我的帮助、培养。我永远不能忘记在白象街他那间卧室里，国鋕作为我入党的介绍人举着左手领着我宣誓时那庄严、肃穆的情景，我跟着他一字一句地念着：“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保证遵守党纲、党章、党纪，服从党的分配，保守党的机密，为了党的事业不怕吃苦、不怕坐牢、不怕牺牲，坚决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国鋕矮小的身材在我前面变得十分高大，象我在小说中看到的走在队伍前面的扛着红旗的英雄，我的心升到了无限高尚的境界：前面就是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跟着红旗前进、决不后退！宣誓完毕，一个我没有见过的名叫张德明的监誓人对我进行了长篇的讲话，我记得十分清楚的是：“在地下入党，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如果被捕了，决不能出卖同志、不能叛变党，”“你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国鋕同你不仅是爱人关系而是同志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此你要特别注意的是他有他的工作，不应该你知道的事不能过问，更不应由于他有的事不告诉你而对他产生怀疑，这是工作的需要、是党的原则。为了革命，你要支持、保护他，还要有他可能随时被捕的思想准备……”。我严肃、认真的听着这一字一句，我看着国鋕，他是我的领导、战友和亲人，我们的心、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