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公馆的大屠杀还在继续。第三室、一室、十一室、八室的同志全部屠杀完了。这之中有民革的黎又霖、周均时、王白与等。
黎又霖，中共党员，曾先后作过柏文蔚、胡汉民、李晓炎、杨杰的秘书，被捕前与何鲁、周均时、刘汉、王国源、杨其昌、杨永忠、周绍轩、尹子勤等在重庆策划反蒋起义，由于事机不密，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在重庆被捕。
王伯与，四川蓬安人，民革川康分会负责人。一九四四年因蒋介石之独裁暴虐，他反征民征粮，反政学系为蒋介石营筑西南基地，曾与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吴玉章，民盟负责人张表方、邓初民、鲜特生等联系，在西南各地给蒋介石独裁政权以打击。一九四九年暗中运动国民党官兵反正，事机不密，同年八月二十日被捕。
周均时，四川遂宁人。早年在京沪各大学执教，历任同济大学、上海商船学校教授、校长，达三十余年。抗战初期洞悉蒋介石之所作所为，而形于言：“彼非真能抗战者，特借抗战以遂其领袖之慾，不学无术，刚愎自用，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以造成个人势力，推其用心，国家可亡，民族可灭，而其权力则不可失，训练百万大军。蓄无数特务为其爪牙，民将无瞧类矣！”胜利以还，内战渐起，揭露国民党，尤不遗余力。在重庆策划反蒋起义，以此遭到特务逮捕，因以殉难。
白公馆的分批屠杀，从下午四点左右开始，连续进行到深夜两点钟还未结束，白公馆还有十九人（包括两个小孩）未处决。而这时相距五华里远的渣滓洞也才处决了三批，共二十六人，这三批是由渣滓洞提到白公馆附近屠杀的。但渣滓洞还有两百多人未能杀掉。负责这次白公馆、渣滓洞屠杀的雷天元、龙学渊又不断得到消息说解放军已打到南温泉来了，城里都听到了枪声！渣滓洞的特务又不断打来电话告急，催促雷天元带着刽子手快到渣滓洞进行大屠杀。因此特务就把未处决的十六人（除郭德贤母子三人外）全部集中到楼下平二室，然后匆忙跑到渣滓洞去了。
这时，白公馆异常寂静，在我们平二室旁边墙外平房内急促地响起了电话铃声。电话上传来命令：“不能剩，杀完，马上撤退！”约一两分钟杨钦典跑下楼来紧张地说：“毛人凤来电话，幸好杨进兴等已溜了，白公馆门前的警卫也撤了，我与李育生看守你们，现在有机会可以冲出去”。罗广斌、毛晓初要他与我们搞枪。他答应想办法，匆匆上楼去了。他很快又下楼来说：“实在找不到枪，我把情况再弄清楚后在楼上踏脚三下为暗号，表示狱门已开，你们就跑，我们也跑。”杨钦典把平二室的钥匙递与罗广斌，又说：“楼上还有郭德贤和两个小孩”说完就回身走了。这时，罗广斌同志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站出来，对这次越狱迅速地作了具体的组织和准备：第一、派李荫枫、周居正上楼去协助郭德贤把两个小孩小波、小可保护出去；第二、按老中青分成三人一组，相互照顾；第三、翻越歌乐山向红槽房方向前进；第四、逃出封锁线后，即行解散，各寻隐蔽地点，等待山城解放。
没有几分钟，楼上就传来了脚踏三下的暗号，罗广斌打开牢门，大家就纷纷地冲出白公馆，难友们在狱外山脚下的乱石乱草丛中摸索前进。“什么人？”公路上的警卫吼了一声，有的同志大胆的回答：“二处的。”
“口令！”
……紧接着机枪便“达达达……” 地向答话的方向扫射，大家只好分散地向山上扑奔着。密集的枪声越来越近，在电光的搜索中，流弹在人们的头上、身旁发出尖锐的嘶鸣。
当脱险的人们爬上半山的时候，就从渣滓洞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以后又看见冲天的熊熊大火，映红了歌乐山。不久，人们在半山上又看见从渣滓洞屠杀后回来的刽子手，冲进了白公馆。他们楼上楼下检查了一遍，发现囚禁的人已全部越狱逃走，只好莫可奈何地向山上乱放一阵冷枪，并指挥身边的警犬向漆黑的夜空狂叫了几声，然后才狼狈地逃离白公馆。
在突围中，罗广斌和杨其昌在一起，因杨的年纪较大，由罗广斌照顾、搀扶，天亮时终于爬上了歌乐山，然后混入人群中到了白市驿，掩护在杨其昌一个朋友家中。毛晓初和周绍轩、尹子勤是一个小组，当他们听到密集枪声，毛晓初就掩护周绍轩、尹子勤在山上草丛岩洞中暂避。枪声停止后，周、尹认为冲出去很不容易，同行目标大，分散行动即使遇上意外，也不致于同归于尽；但毛晓初觉得有照顾他们的责任，坚持主张同行。周绍轩、尹子勤说：“我们年岁大了，只能伺机向山下走，这样危险性大，你年轻要为革命保重，爬上山顶，再由山背后下山，这样危险性小些。”最后毛晓初尊重他俩意见，当晚攀登歌乐山顶，隐蔽在岩穴里，翌日，他观察清楚情况后，入夜才摸索到师范学校一位朋友家中。
黎明时分，从白公馆越狱的同志纷纷逃出了“特区”的警戒。
白公馆越狱脱险的计有：罗广斌、毛晓初、郑业瑞、周居正、段文明、贺奉初、江载黎、李自立、李荫枫、秦世楷、谭模、杜文博、杨其昌、周绍轩、尹子勤、王国源、任可风等二十人。其中谭模是提出去枪杀的，身中三枪未死，从尸坑挣扎出来的。他们之所以能脱险，主要原因是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打乱了敌人原定的屠杀计划；其次是由许晓轩、谭沈明、陈然、王朴、刘国志、罗广斌等同志拟定了一个较完整的“越狱计划”，如越狱时间的选择，为了避免全市监狱政治犯的无辜牺牲，时间最好选择在重庆临近解放之时；选择李育生和杨钦典担任警戒，打死岗亭哨兵，切断电源和剪断电话线；以老中青三人为一小组，逃出封锁线后，各自隐蔽，等待山城解放等。根据“越狱计划”的要求，从多方面对看守员杨钦典作了争取教育工作，指明前途，讲解政策，让他立功赎罪。另外通过李育生也作些看守员的工作。李育生原是川西的一个袍哥、土匪，因拦截特务的军车而被捕。他是一个深通人情世故，熟谙青红帮暗语的人，这时，他已假释出狱，下放厨房充当狱卒助手，送菜送饭，跑腿打杂。他在生活上与大小狱卒打成一片，百依百顺，亲如兄弟，但在政治上泾渭分明，一有消息，便利用送饭之机透露与难友们。又派罗广斌利用放风散步入厕的机会广泛联络各室可靠之士，特别是作过战，打过仗的新四军文泽、宣浩以及懂军事的民革的一批同志，如杨其昌、周绍轩等人。此外，利用放风，有目的观察歌乐山的地势，把有利地形、山坡默记下来，作出越狱路线草图。
集体越狱虽然没有实现，草拟计划的人也先后牺牲了，但教育争取杨钦典的工作是成功的。最后越狱脱险的安排基本上是按“越狱计划”的行动纲领进行的。
烈火在燃烧
十一月二十七日夜，渣滓洞监狱寒冷彻骨。漆黑的夜空飘洒着雨点，歌乐山上的狂风不停地呼啸，昏暗的狱灯在牢门外摇曳。远远地又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夜航机的红绿灯瞬间即逝。
“梆，梆，梆……”旷野连续不断敲起了竹梆声，卡车、吉普车驶进了狱外的炭坪，从车上跳下来一群特务，今夜特务办公室里换了特大的灯泡，从男牢房的楼上可以清楚地看见所长猩猩李磊和猫头鹰徐贵林狰狞的面孔，还有一些二处来的特务在花园里进进出出。猩猩和猫头鹰平常都要回家的，很少住在渣滓洞。今晚上，他们突然来到，说明情况很紧急，大家议论着，判断着。
一些同志兴高采烈的说：“解放军可能打到綦江了，不然为啥敌人这样慌张？”
有的又补充说：“天快亮，路更黑，要提高警惕！”
…………
这时特务余相柏、李福祥拿着名单进来提人了。从楼上提走了李明辉、唐慕陶、吕英、陈俊卿；楼下提走了古承铄、刘石泉、何伯梁、蔡梦慰等十二位同志。
李明辉是一九三八年到延安进抗大的，毕业后分到八路军一二九师，他作战勇敢，在太行山反扫荡中立过战功。左权同志牺牲的那一次，他最后突围出来。他被捕后，在狱中给难友们讲八路军的英勇事迹，如百团大战、太行山的反扫荡、增援新四军等。每次他讲得生动、具体。在楼五室他开设专题讲座，给在农村搞过武装斗争的同志讲游击战术，传授军队如何建立、如何训练，如何与敌人作战等军事知识。
古承铄是个作曲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谱写了《綦江河》、《农村颂》、《薪水是个大活宝》、《绣荷包》、《磨房的瘦马》等进步歌曲。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唤醒了广大群众的觉悟。
陈俊卿是个老党员，被捕前担任雅乐工委书记，特务给他施以“老虎凳”、“八团花”等酷刑，陈俊卿始终不屈服，在狱中常给难友们讲党史，鼓舞大家迎接胜利。
吕英是雅乐工委的副书记，在四川的邛崃大邑一带领导过百余人的地下武装斗争。把当地的保安团搞得丧魂失魄；在牢房给难友们讲授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知识。
何柏梁是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的，他常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俨然一个资本家。被捕后法官问他：“你是一个公司的大经理，有那么多财产，为什么参加共产党？”“我是一个经理，有很多财产，但我觉得一个人有金钱，一个人享受是可耻的。共产党是为全人类谋幸福的，为使每个人生活得好，所以我参加了共产党。”
刘石泉披上大衣，紧紧握着每个难友的手说：“天快亮了，胜利也即将来临，大家保重。”
年轻的黑牢诗人蔡梦慰当特务叫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不慌不忙戴上眼镜，整了整衣服，然后把他写的《黑牢诗篇》包扎好，准备必要时扔在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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