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暴的敌人把牢门一间间打开：“砰、砰、砰砰”进行补枪。当第三室的牢门一打开，十三岁的蒲小路从满屋都是血浆的地上挣扎起来，尖声地呼叫着，想冲出去。徐贵林一把抓着小路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小共产党！”一阵枪声之后，小路再也没有声音了。真没想到，这个贫农出身，四处流浪的孩子，也被当作“政治犯”关进了渣滓洞，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楼下八室全部集中的是女同志。盛国玉虽然患病，发高烧，但她还清楚地记得，当敌人疯狂地扫射的时候，左绍英、彭灿碧为了保护孩子，尽量用自己的身子挡住射入的子弹，她们把两个小生命放在床下的死角，不让孩子受伤。左绍英、彭灿碧牺牲后，孩子在床底下爬来爬去直哭，这时屋里罗娟华等好几个阿姨都去掩护孩子，也献出了生命。特务把八室门打开补枪，发现“监狱之花”还在床下哇哇直哭，狠毒的特务举枪朝床下扫射，孩子不叫了。这时彭灿碧只有七个月的孩子没有哭声，但她还在血泊里蠕动，旁边带了重伤的罗娟华感觉到了，又轻轻移动身子用自己的身躯把孩子掩盖着，然而凶狠的敌人却要铲草除根，端起机枪向罗娟华打了一梭子子弹……。

 

    大屠杀一直杀到黎明的前夕才结束。远处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这时猫头鹰徐贵林在院坝向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宣布：“每人奖赏五块银元，准备安全撤退！”

 

    负责指挥这场屠杀的雷天元、李磊等站在徐贵林背后嗤嗤地狞笑着。

 

    他们感到高兴吗？不！他们是胜利了吗？不！

 

    他们失败了，彻底失败了！此时，他们感到的是害怕和恐惧，他们必须马上逃跑，因为在黎明未到来之前，这批鬼魅行将灭亡！

 

    这群匪徒在草率结束补枪之后，就把事先准备好的干柴堆积在每间牢房门口，然后再泼上汽油，纵火焚烧，以图灭迹。

 

    霎时间，浓烟滚滚，烈火腾空，整个渣滓洞在燃烧。

 

    在烈火中许多同志壮烈地牺牲了。却给我们留下了坚毅的品格与无所畏惧的精神。他们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使得匪徒们一批批提出去屠杀的计划不能实现，所以在渣滓洞提出三批屠杀以后，敌人就改变了计划，将渣滓洞剩下的二百余人集中在楼下八间牢房，施以集体屠杀，虽然集中扫射后又进行补枪，但匪徒们毕竟为了自己逃命，在执行计划时，心慌意乱、草率从事，竟使我们的少数同志幸免于难。根据后来统计，共有三十多位难友打破牢门，从火网中冲出来。其中十九人冲出牢门后，又被敌人打死；虎口余生，真正逃出渣滓洞的仅十三人而已。

 

    三室的孙重，当看到十三岁无辜的蒲小路被枪杀时，鲜血和脑浆溅满了他一脸，他悲愤到了极点，恨不得上前和敌特拼了。但想到要为死者复仇，他按捺住满腔怒火，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在火光四起、牢房已着火燃起来的时候，他抛开鲜血淋淋的被子站了起来，想法要冲出这烟雾弥漫的牢房。但前面的牢门被锁住，后面的窗柱粗大如茶杯，要想冲出去是很困难的，这时受了伤的伍时英和周洪礼从尸体堆中爬了起来，他们三人齐心合力把牢门栅栏拔掉一块，从牢房冲了出来。孙重跑过八室，然后转到牢门后院，准备营救同志。一、二室的窗户在燃烧，从里面冲出了张孟晋和聂宾，由于他们负伤过重，爬出窗外后，就死在屋檐下的阳沟里。孙重几次呼叫一同被捕的罢工工人代表黄位贤，没有应声。二室窗口，有一位难友下半截身子挂在窗外，看得出来，他是用了最大的力气才爬上窗台的，然而烈火把他烧死了。孙重在火光中发现六室有人影掠动，无法冲出。他赶紧从阳沟里抱起一块石头向窗户猛烈砸去，窗户砸烂后，把肖钟鼎和刘翰钦救了出来。这时，突然院墙外面枪声大作，敌人发现有人越狱了。原来五号牢房冲出了钟林、刘德彬、周仁极、杨培基等人。这间牢房的人是从楼上五、六室合并下来的，同时三间牢房人数最多，补枪也是最后，由于敌人慌张和急于逃走，所以这间牢房逃出的人要多些。当他们打破牢门从围墙的缺口突围出去的时候，被留在炭坪上的敌人发觉了，马上就用汤姆式机枪不停地向他们扫射，并封锁了围墙的缺口。这个围墙缺口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春雨发时冲垮的，停止放风二月多才修复。到了秋天（大约九月份），连绵不断的秋雨，又把这个缺口冲破了，所以各室又上起锁来，停止放风。每天早晚只准各牢房放一人出去倒尿桶，直至大屠杀。冲出渣滓洞围墙后，钟林、杨培基从歌乐山上逃走，刘德彬和周仁极则沿着渣滓洞脚下溪涧深沟逃出了“中美合作所”。

 

    刚从七室火网里冲出的傅伯雍，看见围墙缺口被敌人堵住，他就穿过走廊跑到男牢右边的“打米室”，那里原是特务看守班长住的平房，后面一间堆米的地方是楼板，平常打米劳动时就发现这里未住人，楼板有手指宽的缝隙，下面是歌乐山溪涧的流水沟。傅伯雍在“打米室”找到一根扁担，用尽全力撬开了两块地板，从屋角处发现了两床破毯，就拉过来掩护好地板，然后从这里跳了下去。不久，六室逃出的刘翰钦也从“打米室”跳下来，他们二人在水沟里呆了一天，直到二十八日晚，才离开了渣滓洞，翻越歌乐山，脱离了险境。

 

    整个渣滓洞在燃烧，门窗、床铺、天花板都着火了，火舌还伸向了室内已经牺牲了的难友。这时又有一批难友从火坑冲逃出来，有刘德惠、张现华、张泽厚、陈邦文等二十余人。三室出来的伍时英和周洪礼蹲在墙边观察动静。见敌人封锁了围墙缺口，马上示意孙重和肖钟鼎不要往外冲，有的同志主张稍停片刻，孙重和肖钟鼎觉得不冲出去不行。他们趁黑夜，又是枪声的间隙之间，一下就突围出了，接着周洪礼、陈化纯、杨纯亮又冲出了缺口，朝歌乐山逃去，在突围中，伍时英被打死在围墙缺口边，刘德惠、张现华、陈鼎华等被打死在走廊下。有的牺牲在放风的院坝，还有一些难友逃到厕所里，被返回检查的特务打死了，只有张泽厚一人身中八枪未死。

 

    女室脱险的只有盛国玉一人，她是在门窗都已烧烂，满室浓烟，房屋将要倒塌前，在气促中逃出八号牢房的。她逃出后昏倒在厕所旁边。二十八日早上，石井坡兵工厂一些家属来到渣滓洞，她们对国民党的罪行十分痛恨，她们发现盛国玉未死，把她救出来了，扶上渣滓洞右侧山凹间的谢家院子，后来得到学生和当地农民的帮助，将她抬到高滩岩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医院治疗。医院诊断盛国玉患的是肺炎，她在昏迷中还不断呓语：“中央陆军医院胡永芬。”护士忙去把胡永芬大夫找来看，胡大夫认为是自己被囚在渣滓洞的妹妹胡其芬，结果不是，便收留治疗，直到解放。

 

    居住在“中美合作所”附近的居民、老百姓大多是同情革命、同情共产党的。肖钟鼎逃出后，在歌乐山腰岩洞里躲了一天，他颈部负伤，又渴又饿，疲惫不堪。二十八日夜晚，他伪装“逃兵”去一个农民家里找吃的。老头见他是从渣滓洞逃出来的，马上邀他进屋烤火，并叫他老伴起来煮饭，留肖住宿，接待十分热情。

 

    二十八日上午，从渣滓洞逃出来的孙重、钟林和杨纯亮，在歌乐山金刚坡附近被反共救国军联防大队乡丁抓住了，把他们捆绑起来，残酷吊打，并扬言要把他们送到杨森那里去。当时孙重他们见有不少的老百姓前来围观，就趁机向群众宣传，说他们是共产党、是从渣滓洞跑出来的，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行，解放军马上就要打来了，蒋介石彻底垮台快完蛋了。经孙重他们一宣传，群众都很同情。叫乡丁把他们放了，有的还拿出了红薯给孙重他们充饥。但押送的乡丁对释放孙重他们还迟疑不决，这时相辉学院过路的有两个进步同学，知道这一情况后，就厉声地对乡丁说：“还不赶快放了，城头当官的都跑光了，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了，你们想找死吗？”果然，乡丁听了这话后，感到有些惶恐，马上解开绳子，表示歉意，把孙重和钟林放了。

 

    渣滓洞这次越狱脱险的人，计有肖钟鼎、刘德彬、钟林、孙重、傅伯雍、杨纯亮、杨培基、周洪礼、张泽厚、盛国玉、刘翰钦、陈化纯、周仁极等十三人。

 

    从一九四八年夏天起，渣滓洞狱中的同志就比较注意对小特务的争取工作，如看守黄茂才和医务室的刘医官、护士徐兴中，经过教育和争取，他们曾多次为狱中的同志带信、带药品和营养品等，如江竹筠、胡其芬、陈作仪他们的信就是由黄茂才带出的，他还去沙坪坝医学院找况淑华为江竹筠带过药品、《社会发展史》和她云儿的照片等。傅伯雍的信件是由徐中兴带出去的，外面有什么重要消息，也由他们传递到狱中来。

 

    另外，陈作仪、何雪松还通过黄茂才的关系，作过渣滓洞警卫连连长的策反工作。

 

    川东地下党知道狱中情况后，也积极着手营救的准备工作。当时地下党组织派贾希夷等几个同志，打入中美合作所担任警卫，在内二警的一个中队当兵。他们曾绘制了“中美合作所”的地形图。但敌人很狡滑，而且内部控制也极严密。在他们开始大屠杀前半个月，就把黄茂才和刘医官遣散了，原来的警卫连也调走了，换了新的警卫连来担任警卫工作。

 

    渣滓洞在屠杀之前，有些难友对越狱曾作过一些准备，如当过兵的打过仗的同志，便研究如何去夺取敌人的枪支；有的练习叠罗汉，准备翻越围墙；有的用罐头铁片作锯皮，准备锯木窗的窗柱；有的利用放风时拾回一些瓦片、砖头、沙泥装在损坏不用的尿罐里，上面垫上破棉袄，掩盖起来作凳子坐；有的把床铺上的横木弄松动，以备突围时作武器，可是狡滑的敌人，在屠杀前几天作了一次突然的搜查，把当凳子的尿罐端出去了，把外面拾来的砖头、瓦片全部搬走了。

 

    狱外的活动既已落空，狱内的准备只实现了一部分，敌人不开狱门，用机枪反复左右扫射，然后继之以大火焚烧，事前我们是估计不到的。

 

 

    烈士们为了革命理想，为了共产主义早日实现，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生死置之度外，从不考虑个人的一切，对未来充满信心，这就是他们对革命、对党的赤子之心。“一一·二七”殉难烈士多数是青年人，他们的人生道路虽短，但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却千古不磨。长期坐牢，信仰毫不动摇；长期坐牢，不倦地刻苦学习。竹签、废纸就是写作的工具；膝头、地板就是写作的课桌；狱内外难友就是自己的良师益友。勤勤恳恳，长年如一日。他们的年华没有虚度，他们的青春闪亮着金光，牢里度春秋，刀下作雄鬼，曙色初开，壮烈地倒在血泊中；太阳升起，新中国屹立在地平线上。他们多么的爱党爱国爱人民爱自由。在十年的浩劫中，“四人帮”为了实现篡党祸国的野心，毒沫四溅，毒液横流，连堂堂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发的烈士证，毛主席在烈士证上的印字题名也不顾，一心要把他们打成叛徒，捣毁烈士陵园，陷害烈士家属，置烈士子女于死地，视生还者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在浩劫下又牺牲了一批受株连的人。粉碎四人帮后，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才被一一推倒，事实得以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得以恢复。

 

    现在我们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再度把烈士生前为革命奋斗，牢里为革命斗争，临难为革命高呼的崇高精神，著之竹帛，垂之青史，希望对当代青年有所帮助，有所前进，为党的事业奋力不懈，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勇往直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三中全会以来所开辟的航线破浪前进！

 

    （本文根据原中美合作所“一一·二七”大屠杀从白公馆、渣滓洞牢房部分脱险同志提供的材料整理；同时查阅了敌伪档案，并参考沈醉、周养浩、徐远举、张介等人的交待材料写成。）

 

                                                        一九八一年九月

 

原文刊载于《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

政协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2年12月印刷，内部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