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红岩》自60年代初问世以来，一直颇受读者垂青，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这部小说中刘思扬的原型刘国鋕烈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四川省西南部的泸州市傍水依山，盛产大曲酒。这里的首富、望族，要数刘家。

 

    1922年农历2月29日，刘家再添一丁，取名为国鋕。刘国鋕同志的祖父辈有弟兄三人，继承家业时，他们每人分得的田地年租收入即达1200石之巨；此外，还有几十间街房，再还有盐号、瓷器公司，以及发电厂的巨额股本。刘国鋕同志的父亲叫刘笃初，行三，是泸州发电厂的董事长。杨森任四川督办时，他曾在公署任军需正，管理金库；大伯父叫刘玉京，乃当地士绅中的头面人物；二伯父经商。刘国鋕同志有兄姐六人，他排行第七，最小，因此受到异常娇宠，养成固执、倔强的性格，家人呼为“七莽子”。他的五哥刘国琪是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大女婿，而何北衡则是政学系头目张群手下的红人。刘国琪依靠亲戚、川帮银行界巨头刘航琛的照顾，先后担任川盐银行稽核室副主任，川康银行、沱江实业公司重庆办事处主任，川盐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等职，有钱有势，总之刘家几十口，遍及工商学界。

 

    刘国鋕同志在泸州高中毕业后，于1940年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西南联大一年级新生先在四川叙永分校学习，1941年才迁回昆明联大本校。

 

    在西南联大分校期间，刘国鋕同志已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刘国鋕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救星。于是，他决心跟着共产党走革命道路。1940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皖南事变”后，他和党失去联系。1942年，他从昆明到重庆找共产党组织。当时，章汉夫同志在重庆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经冯克熙同志（现任民盟中央常委兼四川省委副主委、重庆市副市长）帮助，找到了章汉夫同志。章汉夫同志将刘国鋕介绍给了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刘光同志。从此，刘国鋕同志就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工作，但没有正式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先后领导刘国鋕同志工作的有：刘光、张黎群、朱语今、何其芳同志。其中，领导最久的是刘光同志。

 

    1944年，刘国鋕同志大学毕业。这时，因为自己读书不多、一心想把两个弟弟培养成才的刘国琪，给了刘国鋕同志一万美元，要他到美国去留学。刘国鋕同志向组织作了汇报，并表示不愿去美。他说：“祖国灾难深重，我怎能逃避现实！我要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请组织安排，决定我的工作。”

 

    家人见刘国鋕同志不肯去美国留学，只得托刘航琛在当时负责资源委员会工作的翁文灏处寻觅了一个“美差”。但是，刘国鋕同志并没有服从家人的安排，而是接受了组织的分配，到了地处云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的陆良县工作。他和一批联大同学在那里办了陆良中学，为革命培养了大批骨干。陆良县内，民族杂居，民主力量非常薄弱，生活艰苦。他的这一行动，使得亲友们震惊很大。在他们看来，家庭有地位，本人又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不去政府机关享受高官厚禄，偏偏跑到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去工作，简直是傻瓜，是疯子。他们当然理解不到，一个走上了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一个愿意为人民的利益奋斗终身的热血青年，是绝不会去考虑什么高官厚禄的，是绝不会去计较什么环境艰苦与否的。

 

    到了陆良以后，刘国鋕同志发展壮大了当地的革命力量，但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所以，组织又将他调回重庆工作。

 

 

    1945年，刘国鋕同志回到山城重庆后，仍在刘光同志领导下工作。不久，关系转到周知（周力行）同志处。当时，周知同志负责领导陪都青年联谊会、青年民主社等团体的活动。这一年，刘国鋕同志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

 

    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刘国鋕同志以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工作人员的公开职业作掩护，不但参加了陪都青年联谊会和青年民主社的活动，而且是青年民主社的领导成员之一。他还在《商务日报》当过记者。在这段时间里，刘国鋕同志经常到重庆大学组织学生进行抗暴斗争。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先后被特务暗杀。刘国鋕同志悲痛愤慨至极，四处奔走，抗议国民党暴行，筹备举行追悼会、记者招待会，还熬夜写悼念文章，启发和鼓励知识分子沿着烈士足迹前进。

 

    1947年2月28日，《新华日报》被迫撤退。此后，刘国鋕同志的工作更加繁忙。他不但为《挺进报》筹集资金，提供稿件，搞电台，还协助《挺进报》的出版发行。他不但常给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送报纸和材料，还给他们带去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

 

    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进行大逮捕。民盟盟员李康、舒军、唐弘仁（现任民盟贵州省委会主席、省政协副主席）等同志也被捕了。共产党组织指示，必须揭露“六·一”大逮捕的暴行，用一切有效措施营救被捕同志。刘国鋕同志终日奔跑于重庆沙磁区和市中区，在学生和记者中间开展工作，成立“六·一”事件后援会及共产党外围组织“六·一”社。不久以后，中共重庆市委决定成立沙磁特支。刘国鋕同志担任了这个特支的书记。重庆大学女学生叶孟君和宋廉嗣因为办壁报和参加抗暴运动，引起了三青团分子的注意。1946年10月23日，叶孟君失踪，宋廉嗣被迫转移到农村。国民党当局企图以此嫁祸于共产党。重庆大学的学生当即举行罢课、游行。刘国鋕同志领导下的沙磁特支，因势利导地领导了这场轰动山城的“叶宋事件”。

 

    “叶宋事件”后，刘国鋕同志被调到重庆市市中区工作。

 

    1948年初，英帝国主义在九龙修飞机场时，强逼中国居民迁移，激起民愤，不少城市举行抗英游行示威。国民党当局别有用心地提出“一切外国退出中国”的口号，企图把学生运动引向反苏、反共的方向。刘国鋕同志领导的沙磁区特支，又组织领导了以重庆大学学生为主体的全市性游行示威，挫败了反动当局转移斗争目标的阴谋。在特支工作中，刘国鋕同志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显示。

 

    这一年11月，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后，刘国鋕同志与方仲伯同志（现任民盟云南省委会副主席）一起积极帮助民盟转入地下，重建民盟重庆地下工作委员会。第  1  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