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鋕还遵照党的指示，积极开展了交朋友的活动。他对人热情、体贴，容易同人交朋友。他学的是经济，读了不少哲学书籍，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又喜欢文学，因而有利于接触各种专门人才。由于他的家庭优裕，对下象棋、打桥牌等各种娱乐的技术，早已娴熟，这使他同别人玩耍时很快就熟悉起来。这样，他在西南联大结交了不少朋友，包括不同年龄、不同专长及不同爱好的各种朋友，而且他还在校外结识有朋友。政治上进步的袁成源、罗长有、吴显钺、吕笃周等是他的挚友，中间一些的许维华、许芥煜两个同学也和他很要好。他和二许在昆明天君殿巷租了一间屋子同住。由于这个关系，袁成源、罗长有二人经常到他们住处，把这里当成了一个活动据点，并对二许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国鋕还热心帮助朋友们解决困难，凡有同学求助于他，他总是“有求必应”、“雪中送炭”。他只要有钱时，向来慷慨大方，和同学们一起时，经常是喝茶他付茶钱、吃饭他付饭钱，从不斤斤计较。但他自己却比较节俭，完全不像有钱人家的子弟。他衣着朴素，有时还穿着破旧衣服。有一次，他提着一个小铺盖卷和一口箱子正准备去上飞机，被机场的人拦阻，向他指着说：“交行李在那边！交行李在那边！”原来是他穿了一套补疤制服，又提着行李，人家把他当成给人搬运行李的了。

 

    “皖南事变”后，有一些进步同学被迫疏散到磨黑、建水、泸西、弥勒等地去了。他们要在那些地方立住脚，存在着不少困难。国鋕和留在学校的一些同学，对他们积极给予大力支持，如输送书报、供应物资、接待安排回昆明的人员等，主动地担负起“后勤”工作。

 

    国鋕在党领导下，经过实践的锻炼、培育，逐渐成熟起来了。西南联大的秘密学习小组、读书会在广大进步同学的努力下也逐步发展，一些群众团体又开始恢复了活动。他们恢复了原来在学校有很大影响的“冬青”壁报，袁成源同志任“冬青”的社长，国鋕参加了“冬青”的活动。“冬青”壁报遍及文、法、理、工各学院及女生宿舍。“冬青”上的文章，杂文居多，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多是有针对性的一事一议。如针对某教授发出的“苏联马上就要完蛋”的错误观点，“冬青”就发表文章一评一驳。“冬青”成了宣传坚持抗战的阵地，也成了联系进步同学的纽带。学校中其他社团也开展了活动。随着形势的变化，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逐渐走向高潮。一九四四年为纪念五四运动，在校内举行了讲演会、座谈会、出壁报等活动。它成了民主运动高潮到来的信号，国鋕同袁成源、罗长有、吴显钺（已故）、齐亮（已牺牲）等同志一起，积极参加并组织了这些活动。

 

    一九四四年国鋕又一次前往重庆返回昆明，传达了南方局对当时青年运动的指示，大意是：“过去上面指示不要发展组织，那是适应当时的情况，是为了避免暴露、减少损失；现在形势变化了，青年、学生运动已经开始活跃，为了团结教育青年，需要在青年、学生中建立核心组织，领导他们的活动和斗争；要建立新的工作方法、作风，建设新据点，准备迎接新的高潮的到来”。党的这一指示通过各种渠道传达到进步学生中去后，西南联大一九四四年底建立了“民主青年同盟”，国鋕他们联系的秘密读书会的成员也参加了“民主青年同盟”。冯宝麐同志回忆当时情况写道；“我和刘国鋕同志相识，可能是在四二年或四三年。当时在地下党领导下，通过单线联系的方式，在西南联大同学中间建立了一些秘密的读书组织，这些组织就是‘民青’的前身，刘国鋕同志是积极的组织者之一。”同国鋕一起的有袁成源、罗长有、吴显钺、吕笃周、周景荪、许寿谔、黄知廉等，他们各自又联系了一大批人。马千禾同志（现名马识途，四川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回忆国鋕时说：“刘国鋕在叙永分校时同袁成源同志就熟悉，他们一九四一年从分校到昆明，我后到昆明。我和袁成源同志一个寝室，因此就认识了国鋕，谈起时事、政治来，我们又谈得拢、十分相得，我们又都是四川老乡，所以就熟悉了。一九四三、四四年，他和袁成源、吴显钺等同志组织读书会、办壁报等，他们独立工作，开展进步活动，联系了一批人。各人在自己联系的群众中活动，组织起来，发展成为群众团体、进步团体。我们彼此都有联系，但不在一个团体、不在同一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