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底或1947年初我们“新中国剧社”和重庆当时唯一的话剧剧场“抗建堂”订立了长期合同。其他剧团要演出必须向我们租剧场，一些内容反动或低级庸俗的戏不经我们同意就无法上演，因此反动当局怀恨在心。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传出话来，命令剧社让出剧场，声称要逮捕我和屈楚。我们对这一套恐吓手段见得多了，根本不理他。但知道我和屈楚一直在特务机关的黑名单上。

 

    1947年5月31日晚上，剧社演出《茶花女》，我在抗建堂的后台，开演之前反动报纸《新华时报》的记者陈兰荪来找我，让我给他搞张戏票，我知道他是军统特务，但不好不敷衍他，我说：“今天的票全卖完了，我让人给你在剧场里加个座吧。”后来才明白，陈是特地来监视我们的，怕我们跑了。原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的弟弟是我们的老观众，和我很熟，陈兰荪走了不一会儿，就见他急匆匆跑到后台来，见到我就说：“你马上走吧，今晚有大行动，你已经被盯上了。”

 

    我和屈楚两人商量，我们不能走，我俩一走，戏剧学会和剧社这个阵地就难守住了，这一大摊子没有个交代，那么多同事怎么办？再说急切之中往哪里走呢？当天我们也得到过消息，说是夜里会有“突击检查”，我们又怀疑敌人是故意放出风声想吓走我们，达到搞垮剧社的目的。我让屈楚先回剧社的宿舍，把秘密学习文件什么的收拾一下，打成一包带回抗建堂，我把它藏在了舞台的天桥上面。

 

    戏散了以后，我们回宿舍的路上看到上清寺一带很平静，没有见到特务的吉普车，心里又踏实了些。

 

    回到宿舍，两个女师的学生在等我，她们听说今天晚上要抓人，跑了出来，让我找个地方让她们住一晚，我想我这里也并非安全之处，但她们走了二十多里路从沙坪坝来找我，天快半夜了，也没别的地方可去。我教了她们一套应付突击检查的话，就说进城看戏晚了，没法赶回学校，临时借住在剧社宿舍。

 

    把她们安排好，我就按老习惯和六七个同事去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夜宵，几个人刚坐下来喝了一点酒，叫的面还没端上来，我就听到门外有人叽叽咕咕，陈兰荪的身影从门前一晃而过，接着门口就出现了几个带枪的特务，有两个径直走到我前面问：“你是新中国剧社的周社长吗？”我点了点头，“孙司令有请，跟我们走吧！”

 

    走出门外，我才看到门边停了一辆吉普车，我上车还没坐稳，屈楚也被带出来了上了车。后来才知道一起吃夜宵的其他几位同事也都被带走了，有的当晚释放，有的第二天释放。

 

    当晚把我俩关在石灰市看守所，在这里遇到了仲秋元，第二天吃过早饭又把我们三人转到罗家湾，这里就热闹了，足有两三百人，新闻界的、文艺界的、学生等等，熟人太多了。

 

    在这里特务让被捕的人在一张“声明”上签字，主要内容是：一、知道中共六一那天要在重庆举行暴动；二、这次行动是对大家采取的保护性措施，免受牵连、免受影响，保证今后不再受中共蒙蔽。凡在“声明”上签了名的，大部分陆续释放了，也有个别人签了也没放，解放后很多人因为签了这个名背上了有“历史问题”的包袱。我没有签，我对特务说：第一我已经30岁了，不会受什么人的蒙蔽；第二我没听说过中共要暴动的事，不好乱讲。后来问屈楚和仲秋元，他俩也没签。在罗家湾住了几个月，1947年底把我们剩下的二三十人转到了渣滓洞。

 

 

    刚到渣滓洞给我们吃的是一种特别的“八宝饭”，不仅是发绿的霉米，而且是沙子、稗子、老鼠屎样样有，很多人吃了泄肚不止，就这种饭还吃不饱，难友们与所方交涉无果，忍无可忍绝食了三天，李磊因此被徐远举大骂。自此以后渣滓洞难友们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变，送来的米不再是霉米，尽管还很粗糙，但已经是大米了，由难友们自己轮流打米，这个活大家都很乐意甚至抢着去干，首先等于增加了放风时间，再者还能随着打米的节奏哼哼号子，唱唱歌，娱乐一下。

 

    我在渣滓洞期间只有过这一次绝食，后来许多人的回忆文章讲到渣滓洞为龙光章追悼会的事绝食，有些还写得很详细，我不知道这些写回忆的人是不是受了小说《红岩》的影响，把小说当成了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这件事我是有发言权的，那次难友们有过绝食的提议，但没有实行。当时牢中痢疾流行，所方不予医治，龙光章因此而死，难友们心里都憋着一股气，难友派出谈判代表不许抬尸，要求开追悼会，所长李磊觉得这些条件匪夷所思，双方闹得很僵。那天李磊从优待室找了我、胡春浦和仲秋元三个人去，说想听听我们的意见。我和秋元都说：所方应该和各室推举的代表们去谈，答不答应条件是所方考虑的事，我们又不是代表，说不出什么意见。胡春浦说了几句：你们对这件事，需要全面考虑，目前，前方的战事打得不好，已经人心不安，在后方如果闹出个乱子来，后果是很可怕的！我和秋元在旁边也帮了两句腔：痢疾流行，所里又不及时治，大家又急又怕，谁也难保自己不会是第二个龙光章，讲些气话也是正常的，开个追悼会让大家把气出了，也就没事了嘛。李磊听了不作声，我们觉得问题解决是有希望的。

 

    晚上得到各室传来的信息，难友们准备绝食。胡春浦说，现在情况有些变化，李磊可能会松动，一切等他作出决定再说，绝食不是好办法，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在病中，再绝食对大家身体伤害太大，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采取这种手段。李磊最终还是答应了开追悼会，我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后来吃的米虽然比最初要好些，但菜是谈不上的，基本上就是一把黄豆加点盐煮一大桶汤，每人一瓢汤加几粒黄豆就是下饭的菜了。我在狱中一年多只在春节时吃过一次回锅肉，此外在牢饭中没有见过一星肉，有小卖部的时候，有钱的难友可以登记买点豆瓣、榨菜给大家下饭，外面有关系的难友家里也偶尔也会通过二处送点吃的东西和药品什么的进来。

 

    男牢后面有一道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洗脸、洗澡、洗衣都在这里，每天早晨起床后，有一小段时间可以去洗漱，我们优待室的人是几间一起去，其它牢房是一间间单独去还是几间一起去我记不清了。狱中从没有热水洗澡，我们都是在溪水边洗冷水澡。理发修面这些也是自己解决，胡子、指甲长了可以向看守借用剪刀剪剪，头发长了难友们互相帮忙剪。

 

    在挺进报案发生之前，渣滓洞因为关的都是民主人士，不同于共产党员那样的政治犯，管理比较宽松，胡春浦来了后还买了篮球给大家锻炼身体，报纸也可以看（当然是反动报纸），经常有人唱京戏，管理人员有时也参加进来。

 

    挺进报案后，犯人不断增加，我们“六·一”被捕的这批人很多是住优待室，从白公馆转来的胡春浦、肖钟鼎、田一平也住优待室。所谓优待也就是白天上厕所不受限制，晚上才放个尿桶在牢房中，放风比别的室时间长些。胡春浦平常可以随意走动，别人也不行。我们这批人中没有人受过刑，在渣滓洞也没有人戴过镣铐（有些人被捕时戴过手铐）。挺进报案发后进来的人中有好几个是戴脚镣的，陈然、刘国鋕，还有的人我不认识，我印象中李文祥（在狱外我就认识他，但没什么交往）好像也戴脚镣，脚镣有十几二十斤重，走路时哗啦哗啦响。有没有人在狱中戴着手铐我记不得了，戴过手铐的人都知道，那个玩艺儿刚戴上时是比较宽松的，但手腕动作稍大就会一扣一扣越收越紧，直至嵌进肉里，如果终日戴着手铐那是非常痛苦的。第  1  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