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民主报》和“新中国剧社”两处工作，对新闻界、文艺界以及大专院校都非常熟悉，“六·一”被捕转渣滓洞的人中几乎没有我在狱外不认识的。除了这些人以外渣滓洞的其他难友中程谦谋、刘国鋕、曾紫霞和胡作霖我在被捕前就相当熟悉。

 

    程谦谋是我在省剧校的同学，我们同一年入学，但不在一个班，我和屈楚同一个班，我们这个班是三年制，他们那个班是两年制。在学校他在进步同学中就很活跃，我是学生自治会的主席，所以和他很熟。1946年初“现代戏剧学会”成立，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省剧校同学加入进来，我们就一起共事了。他是“新中国剧社”的总务主任，事情很杂也很多，但他处理问题的能力很强，文笔也不错，是剧社的中坚力量，我们省剧校主要培养的是编导人员，所以他对演戏没有什么兴趣，再加上口音也重，上不了台。他头发有点卷卷的，常穿一件呢大衣，人很精神。珂儿（胡珂）是我1945年带来重庆的，那时她还是个中学生，在剧社是我们大家的小妹妹。我入狱前谦谋和她还没有多少交往，解放后我才知道他们是恋人。谦谋送来渣滓洞我看到的，他关在楼上，因为怕特务知道我们以前的关系，引出别的问题，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我和刘国鋕认识是在1945年底，当时我和胡克林在负责“青年民主社”的工作，刘国鋕和吴显钺一起从云南回到重庆，胡克林在云南大学时就和他们很熟，所以把他们介绍给我，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参加“青年民主社”的工作。克林和国鋕和我都是极好的朋友，因为这一层关系，我和国鋕来往也比较密切。我们一起领导“青年民主社”，后来又一起加入民盟，我在《民主报》和“新中国剧社”，他搞青运和学运。我们虽然关系很好，但双方的共产党员身份从来没有谈到，彼此心照不宣。他极少到剧社来，但和剧社有很深的关系，社里不少人都认识他。国鋕和克林在经济上都给过剧社很大的支持，国鋕曾替我们搭桥在川康川盐等银行贷款、转手资金，还帮我们推销戏票，我们的总务杜皋翰因为这些事和他联系很多。我曾到他工作的白象街省银行去找过他，但我们经常碰面还是在“青年民主社”。1948年4月份的一天，渣滓洞送来了几个人，我在号子门口看着其中一个像是国鋕，心里很吃惊，他是这几人中最后一个被关进牢房的，进牢房之前我看见他去了厕所，我就喊看守开门要上厕所，他和我说了两三句话，告诉我刘、冉叛变已牵连到下川东，这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谈话，第二天早上去洗脸时，我从楼下七室的后窗丢了一包香烟给他，此后再没有联系过，不久之后他就被转移走了。

 

    《民主报》和“新中国剧社”都和重庆的大专院校学生有着很多联系，曾紫霞在重大是进步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我那时就认识她，后来因为谦谋和刘川都在社会大学上课，紫霞在那里旁听，屈楚也去社大讲过戏剧方面的课，他们熟悉起来，紫霞常来剧社玩，我们会面就更多了。在狱中我和紫霞的接触也算较多的，当时仲秋元管图书室，我有时去帮他忙，遇上紫霞来借书，我们就能聊几句。听说她和国鋕是一对儿，我很意外，没想到他们之间会有交往。紫霞和国鋕在性格上差异很大，国鋕忠厚沉稳谨言慎行，紫霞大大咧咧像个男孩子。1953年紫霞来南京到我家看我，怕勾起她的伤心事，我未敢和她谈及国鋕，后来一直没有联系，直到八十年代初我们夫妻回重庆探亲，听说她已身患癌症，我们去看她，她那时正在写国鋕的传记。她还是比较豁达，她说：“你别担心，我死不了，人生的大事还没办完呢。”

 

    胡作霖是《新民报》的记者，也是“青年民主社”的成员，我们在记者联谊会上经常见面，彼此很熟悉。胡作霖“六·一”时被捕，很快被释放，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再次被捕，他关在楼上，我们之间没有联系过。

 

    刘振美和李青林也是我在入狱前就认识的。

 

    诗人刘振美是我在省剧校的同学，他和谦谋同班，在学校很积极地参加各种进步活动，那时我们比较熟，离开学校后就没有来往了，在狱中也没有联系。

 

    我1944年从成都回到重庆，不久即被特务跟踪，于是托一位教小学的冯老师（地下党员）在南岸花园沟找了间房子隐蔽下来，隔壁住的就是李青林，我在那里躲了一个多月，和李青林天天见面打招呼，但没有更多的来往。我和《新华日报》的邵子南是好朋友，但也没听他说起李青林是他的未婚妻。李青林到渣滓洞来的时候一条腿已经断了，很少出来，我偶尔在牢门口看见她在放风坝里，没有过联系。

 

    除了“六·一”的那批人外，在狱中和我交往很多、关系很好的还有胡春浦、肖钟鼎、蓝国农、何雪松几位。

 

    胡春浦在渣滓洞的斗争中是起了关键作用的，是大家的主心骨。他经验丰富，点子多，又非常讲究斗争策略，和所方交涉总是站在合情合理的立场上，甚至会让李磊他们感到老胡事事都是在替所方着想，这样为大家争取些利益就容易多了。他和医官刘石仁关系很深，狱外的很多消息都是刘石仁传给胡春浦的，所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胡春浦长得高高大大，穿着又好，按现在的话说是个大帅哥。他是国民党四川省书记长黄季陆身边的大红人，看守对他都很客气，他在狱中可以随意走动，不用穿囚服。女牢的张坤壁在管理人员允许下给他洗衣服，照顾他的生活。我们出狱后不久他也出狱了，据说是张群的关系。解放后他到北京、宁夏、四川工作期间我们一直有联系，1958年我写的一出话剧《红与白》上演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他还为我仗义执言，但最终我还是因这部剧被定为“漏网右派”。

 

    肖钟鼎在狱中年纪比较大，我们开玩笑叫他“老妖道”。他管小买部，可以在各室之间走动，所以就成了沟通各室联系的重要人物，特别是男女室之间沟通消息都是通过他传递，在渣滓洞他认识的人也是最多的。他为人很仗义，文革后他到南京来，把当时在南京治病的廖宁君介绍给我，特别嘱咐我：“这是我的老战友‘双枪老太婆’陈联诗的女儿，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她。”

 

    蓝国农是四川省教育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六·一”大逮捕的时候他跑了，但过了一段又被捕。他和我同睡一张上下床，负责我们室和其他室传递纸条的洞口，有要传的东西或接收别室传来的纸条都是通过他。解放后他因为“历史问题”境况很不好，直到八十年代初我回重庆见到他，他的问题还没解决。

 

    何雪松是和胡春浦他们一起从白公馆转来的，因为这一层关系，我和他接触多些，他是楼下五室的室长，总是很热心地为难友们服务，大家对他印象很好。他喜欢写诗，《把牢底坐穿》就是他写好交给我谱的曲。

 

 

    我们被释放出狱很突然也很意外，1949年3月30日上午，看守打开我们号子的门，冲着我喊：“起来，走！”我以为又要转移到哪里去，说：“我把铺盖捆一下。”，看守又喊：“东西不要拿了，快出来！”我的第一反应是敌人认为留着我没什么用，要处决了。走出小门到了外院，我回头一看，仲秋元、唐弘仁他们也一个一个出来了，渣滓洞大门外停着一辆卡车，特务把我们赶上车，大家都以为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执行”。车转过一座山开到一幢房子前停下，特务又吼：“都下来，都下来！”，我想刑场大概就在这附近。等人都下来，特务把我们带进一间不大的房间，说要开会，我很诧异：难道枪毙前还要开个会，这倒有些稀奇。

 

    过了一会儿，进来了一位军官，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诸位，这两年委屈大家了。今天你们就被释放了，我们今后还要合作，这两年在渣滓洞有什么得罪的地方对不起了，请大家谅解，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以后我们还要共事。另外奉劝诸位出去以后不要乱说有关渣滓洞的事，说出去对你们没有好处。然后让大家在一张“保证书”上签字，保证出去以后不透露狱中的情况。签完字又上车，说要送民盟的人去“特园”，不是民盟的人送到都邮街“精神堡垒”，我家就住在歌乐山附近，我在半路上就下车回家了。

 

    出狱后，我和仲秋元、屈楚商量去北京参加工作，秋元4月初先走了，我和屈楚4月13日离开重庆去上海，原想转道香港再去北京，但要买上海到香港的飞机票需要证件，我们哪里有？我找了我的老师陈白尘、阳翰笙也没想出办法，我俩又准备到浙江四明山去打游击，但道路也不通。一直等到5月份上海解放，遇到随部队进入上海的刘川，我们就参了军。1950年春天，蓝国农写信给我，我才知道大屠杀的事情，渣滓洞屠杀时的详细情况是文革后肖钟鼎到南京来看我时告诉我的。

 

（周特生口述，若水整理）